第二节 释迦牟尼佛的年代、种族与家世
一 释迦牟尼佛的年代
在佛典中，释迦牟尼佛的家世、生平都有说明，但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印度其他文献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事实上，印度整个文化缺乏历史观念，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佛陀年代包括诞辰、出家、成正觉、初转法轮、入灭等大事的年月以及寿量，这些在印度佛教经典中都异说甚多，不易抉择推定。当佛教后来传到其他国家时，对佛陀年代就有了更多说法，乃依种种相关资料以不同视角所作的推测或者推断。比如，据统计，迄今对其生灭年代的异说就达数十种之多。欧美学者、日本学者、南亚学者以及中国学者都有相关研究。[3]
（一）古代传说或记载
一般而言，佛陀年代首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者佛陀生年，二者佛陀入灭年代，三者佛陀寿量，这也是本节要处理的问题。这三方面有所关联，但由于古代的记载与传说大多不系统或者相互矛盾，所以常常需要对三者都进行推断然后综合判断，才能最后推定。这里的难点在于，古代印度没有系统可靠的历史记载，而重视历史编年记载的国家如中国是在佛陀圆寂数百年后才与其有真正频繁交往，但此时有关佛陀年代的历史已经没入迷雾中很久很久了，所以得到的基本已是传说性质的记载，典型的如玄奘大师的记载：
闻诸先记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入般涅槃，当此三月十五日也。说一切有部则佛以迦剌底迦月后半八日入般涅槃，此当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诸部异议，或云千二百余年，或云千三百余年，或云千五百余年，或云已过九百未满千年。[4]
此中所述不同佛陀涅槃年代相差甚远，最多者可达五六百年，实际关于佛陀的生年、寿量的传说与记载异说也甚多。比如寿量的记载，在经中有三说：一者不足80岁，如《般泥洹经》卷下所说79岁；二者80岁，如南传《长部》之“大般涅槃经”以及大乘《金光明经》卷一等所说；三者超过80岁，如《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菩萨处胎经》）卷二所说84岁，《长阿含经》卷四所说85岁等。[5]但后世一般取八十岁之说。如印度后世《阿毗达磨（摩）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六所说。[6]在中国古代一般也如此，如《大唐西域记》卷六所述。[7]
正因为记载与传说众多，所以对佛陀年代的推断，一般是寻找一个或者多个可靠坐标点，然后根据其他资料来综合判定。显然，不同可靠程度的坐标点的选择，以及不同综合程度的资料比较，可得到不同可靠程度的年代判断或者推论。但必须指出，后世得到的资料，并不足以给出确切的佛陀年代，所以古今的佛陀年代之说，只能表示大致的范围。包括现今所作推断，大多给出了具体年份，反倒不能说明其准确性。
应该指出，古代佛教界内的一些结论根据现代所收集的更全面的资料分析来看，并不可靠。比如汉地有以周昭王二十六年（前1027年）为佛陀生年，以周穆王五十三年（前928年）为佛入灭之年，而藏地则大多以公元前961年为佛入灭之年。这二者是北传佛教古代最有影响的佛陀年代之说。南传佛教也有佛陀的年代之说，取公元前544年为佛陀入灭之年。这几种说法虽然在古代各自佛教教团内得到了共许，但并不为现代学术界所承许。所以，现代佛教学术界皆将佛陀年代的重新确定作为印度佛教史研究不可绕过的基本内容。
（二）佛陀年代推断坐标与范围
现代佛教学术界推断佛陀年代的主要坐标是阿育王即位的年代，因为后者可由此王留下的石刻“法敕”所确证。但在具体推断时，根据选择不同的材料，可得出不同的具体结论。在作具体推断之前，作为大略的估计，先确定佛陀的寿量在80岁左右，这也是古今一般都接受的。
在阿育王的“法敕”中，记载了阿育王即位十一年后派遣使节到地中海沿岸五国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克莱奈、爱毗劳斯去传法之事，提及了五国国王的名字。而此五王共同在位的年代是有确切记载的，即公元前261年至前258年，也即公元前260年前后。[8]这样，就可确定阿育王即位年代为公元前270年前后。这可以作为一个推断佛陀年代的基本坐标。
在此基础上，根据佛典中所记载的佛灭与阿育王即位年代的关联资料，可反过来确定佛陀年代。阿育王即位年代，北传佛教如《杂阿含经》说在佛灭一百年之后，《部执异论》说在佛灭后116年，同本异译《异部宗轮论》说在百余年，更后清辨的《异部精释》说在佛灭后160年等；南传佛教《大史》称在佛灭后218年，《一切善见律注序》也如此说；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与南传《一切善见律》有关，其卷一说在佛灭后118年。[9]这样就可给出几个佛灭大致年代，即上限公元前490年前后，下限公元前370年前后等。这可以作为佛陀入灭年代的大致可能范围。一般现代学者的推断大体不出这个范围。[10]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记载的权威性以及共许性，论定的范围会有所变化。阿育王登基年代记载的混乱状况告诉我们应该以略数思考，而不应追求精确的年代数。这样，根据一般经所传以及大多数论典所传，阿育王登基当在佛灭一百余年，这应该作为论定范围的基本限定，大体排除了南传论典所称二百余年的传说。现今学者大多接受这个基本范围。[11]在此意义上，佛灭的年代推算可以限定在阿育王登基前一百年到二百年间，即公元前470年到公元前370年间。
当然，根据上述判断，无法直接作出取舍，需用其他资料做进一步推断。笔者主张，可参考北传与南传关于阿育王以及大天的记载来帮助确定时间大致范围。在北传典籍《异部宗轮论》等中，出现了两个大天：一者，在佛灭一百余年阿育王统治时，华氏城有比丘大天，因提“五事”而致部派分裂；二者，在佛灭满二百年时，在南印度有比丘大德大天，重详“五事”亦致部派分裂。[12]另根据南传《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在佛灭一百余年阿育王时期，有一比丘大天（摩诃提婆），作为九路弘法大德之一被派到南印度弘法。[13]从后文的推断可知，这三个大天应是一个人。[14]可以这样理解，起先大天在华氏城活动，后在佛灭（满）二百年时派到南印度。这也相当于大众部分裂的时间段。在此意义上，大天在华氏城活动时间应靠近佛灭两百年，相应阿育王登基也在此时间段内。
（三）“众圣点记”
当然我们还需要另外的史料来进一步定位。在诸多记载中，中外学者所引用的在前齐《善见律毗婆沙》传承中的“众圣点记”资料值得注意。[15]按照《善见律毗婆沙》的传承，印度佛教僧团每年雨季安居都有点记，一年一点记，到永明七年（489年），共得975点记，如《历代三宝纪》云：
罗（指僧伽跋陀罗——笔者注）以永明六年共沙门僧猗，于广州竹林寺译出此《善见毗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庚午岁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师法，以香华供养《律藏》讫，即下一点，当其年计得九百七十五点，点是一年。赵伯休梁大同元年，于庐山值苦行律师弘度，得此佛涅槃后众圣点记年月，讫齐永明七年。[16]
这样反推回去，最初所点对应公元前486年。不过，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最后终止点记的年代有误，这样修正的最初点记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83年前后。[17]如果最初点记对应佛灭之年，那与南传“佛灭二一八年”之说基本相合，因为根据南传可得佛灭年约为270年加218年，即公元前488年。但这意味越出了前述佛灭年代的上限，故不予采信。
当然如果“众圣点记”最初所点所指是从佛陀最初安居或者最初确立安居制度年算起，而非从佛陀涅槃后安居算起，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印度佛教的安居制度开始于佛陀成道后十四年。自佛陀成道年开始，佛陀与其常随众就形成了自然安居的惯例，只是没有规定为制度而已。在《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中，对佛陀在世时期的安居记载即是从佛陀成道年开始，共记载四十五次安居。[18]这表明印度佛教对僧团的安居是有记载的，最初应是集体记忆等所传承，后也记录（如点记）在载体文本上。现学术界多质疑“众圣点记”记载的可靠性，主要是有载体的文本如贝叶文献之类较晚出现，律本上的点记应该更晚一些，不早于佛灭数百年之后的公元前后，而非开始于佛灭的那个时期。“其实，印度早期，并没有书写‘戒本’（西元五世纪，手写的戒本还不多），自恣诵戒后，在哪里去下这一点！”[19]但这是否意味“众圣点记”不可采信呢？如果要武断地说不可靠，那我们就应该说后来关于古代印度佛教在没有载体的文本出现以前的历史的任何记载都不可靠。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予以合理的分析与判断。
完全可以认为，关于安居的次数最初是以别的方式记录的，比如可能来自集体传承记忆，也可能是刻在什么坚硬物如石头等上面留下来的，后来再在有载体的文本如贝叶文本上转誊写上去，再以后就直接点在贝叶文本上了。而且从最初开始记录到后来贝叶文本的记录都由僧团的集体记忆保证，在连续性上应该是可靠的。这样，采用“众圣点记”就变得合理了，而且反倒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性。但由于这种点记是在佛灭数百年后转誊点记到文本上的，因而有可能最初点记所对应的年代出现错误。《历代三宝纪》据僧伽跋陀罗传，奉律藏安居优波离点记从佛灭年开始，但那时并没有刻写的律藏，所以可能出现了记忆错误，可认为本是佛陀最初安居或者最初定制安居的点记，即计时从佛陀最初安居或确立安居制度年开始。
（四）佛陀生灭年代推测
如果计时的起点即最初点记所指之年是佛陀最初安居或最初安居制度确立之年，即在佛灭前45年或31年，佛灭之年就大致相当于483年减去45年或31年，即公元前438或452年前后，分别对应阿育王登基年大约为佛灭后168或182年前后，略数为170年或者180年，都符合前文的基本范围。在这两个年代推定中，如果与前文所述关于阿育王时代大天的年代推测比较，再考虑大众部诸派分裂时间间隔不能太短，可知前者即公元前438年更为合适。本书就暂按照这个推测叙述后面的一些相关年代。
由此，参考佛陀寿量大致为80岁，可得出佛诞生年代的一个概然性估计，即大数在公元前520年前后。对应佛陀的生灭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40年。
二 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与种族
（一）迦比罗卫国
释迦佛诞生之地，据佛典记载，乃古代中印度之北属于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国迦比罗卫（Kapila-vastu），其乃以城为国名，首都即迦比罗卫城。迦比罗卫又作迦毗罗卫、迦维罗阅等，乃简音译名，完整音译作劫比罗伐窣堵、迦比罗皤窣都等。Kapila者，即黄色义；Vastu者，谓所依处义。上古有黄头仙人（数论派尊为始祖）在此处修道，故名。
迦比罗卫的具体地点有争议。中国东晋法显大师与唐朝玄奘大师都曾朝礼过此城，但二师对其位置记述有所不同。现代考古发掘曾提出两个地点，一说称古迦比罗卫即今尼泊尔的提罗拉科特（Tilaurakot），其与相传的释迦牟尼佛具体诞生地蓝毗尼（Lumbinī）相近；另一说称是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距尼泊尔边境一公里处的毕拍罗婆（Piprava），此地距蓝毗尼和提罗拉科特都不远。20世纪70年代在毕拍罗婆的一次考古挖掘，出土有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舍利壶，以及数十枚公元前后的封泥，标有婆罗谜体的Kapilavastu字样。[20]不过，这些文物虽然与佛陀诞生地有关联，但仍不能确定二地谁是古迦比罗卫。过去一般认为提罗拉科特较符合玄奘的记载，现在多主张毕拍罗婆的可能性更大。古代对此国的记载不多，以法显与玄奘的所述为最详。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游历印度十四载，在其《佛国记》中对迦比罗卫故地状况有说明：
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太子出城东门见病人，回车还处皆起塔；阿夷相太子处；与难陀等扑象捅射处，箭东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后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饮；佛得道还见父王处；五百释子出家，向优波离作礼，地六种震动处；佛为诸天说法，四天王等守四门父王不得入处；佛在尼拘律树下东向坐，大爱道布施佛僧伽梨处，此树犹在；琉璃王杀释种，释种死尽，得须陀洹，立塔今亦在；城东北数里有王田，太子坐树下观耕者处。[21]
玄奘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入印求法17年，在归国后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对迦比罗卫国故地也有描述，与法显记载大多相合，但更详细，如对迦比罗卫国及迦比罗卫城宫城内遗址建筑的概况述云：
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周量不详；其内宫城周十四五里，垒砖而成，基迹峻固；……宫城内有故基，净饭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侧不远有故基，摩诃摩耶夫人寝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侧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神母胎处，中作菩萨降神之像。[22]
玄奘除提到与法显记载相合的众多释迦佛生平的纪念性精舍与窣堵波外，还记载了在城东门内路左悉达多太子学习诸技艺处与门外的自在天祠，其乃太子在襁褓中所入之祠等，以及在城外的迦罗迦村驮佛（拘留孙佛）与迦诺迦牟尼佛（拘那含牟尼佛）的本生城，在这两处阿育王都立柱纪念，分别为三十余尺高与二十余尺高。[23]
从他们的记载可知，迦比罗卫国有大小城遗址十座，其都城迦比罗卫内有宫城，宫城内建国王之正殿，以及其他配殿；城门四座，城内以及城外建有甚多纪念性质的精舍与窣堵波塔。当然，这些是在离佛陀入灭千年前后之所见，并非佛陀时代的面貌。按照经典记载，在佛陀时代，迦比罗卫城有四大城门，城内高塔俯视全城，到处是园林、街衢与市场，华丽的拱门间列其中，人口众多，生活富裕。[24]
在佛陀时代，迦比罗卫乃一小共和国，其所在的释迦族是此国势力最大的一族。该国分有十个小城邦，十个城主中最有势力的城主为共和国的国主。释迦族既是迦比罗卫城的城主，也是迦比罗卫国的国主。这与列国时代早期印度的国家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建立的城市国家的普遍状况一致，一般都以中心城市城主为国王。
迦比罗卫作为共和政体，其最大权力机构是五百人会议，即所谓“五百释种”会议。国主是会议首领，主持会议，代表国家，有王的称号。但有此称号者不止一人，如国王净饭王的几个弟弟都如此。所以，也可能最高执政者有多人，而国王只是第一执政而已。不过，国王似乎能够世袭。
迦比罗卫国如同列国时代的小国一样，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倍受周边大国的欺压，当时已沦为居萨罗国的附庸。在列国的乱世，迦比罗卫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释迦佛的父亲乃迦比罗卫国的国王，即净饭王。佛陀出家修行的外缘之一，实际与这种动荡的环境有关。而且在佛陀成道后，又有相当多释迦族也就是王族的精英随其出家修行。这一方面反映了佛陀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的忧患状况。可叹的是，即使佛陀已经成为列国普遍恭敬的圣者，但其故国仍然遭到了居萨罗国王毗琉璃的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佛陀曾三次调停，也未能改变最终结果。释迦族遭到灭族，迦比罗卫被付之一炬，其地被吞并，从此急剧衰败下去。到公元5世纪初法显访印时，该地已经沧海桑田，一派荒芜景象，如其云：“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迦比罗卫“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25]在两个世纪后玄奘去时，更见萧条，“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空荒久远，人里稀旷”。[26]很快，据在玄奘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去往印度的慧超记载，迦比罗卫已完全变成荒野了：“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此城最居北，林木荒多，道路足贼。”[27]这时乃公元8世纪上半叶，印度佛教已经走向衰亡了。
（二）释迦族
依据佛典的记载，释迦族作为王族，乃刹帝利种姓，为雅利安民族中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甘蔗王族出于乔答摩（Gotama）仙之后，故姓乔答摩（Gautama）。
但现代佛教史家大多主张释迦族非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而是黄种的蒙古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族所在的地区乃黄种人居住之地，而且现尼泊尔也大多属蒙古族的黄种人，这成为释迦族为黄种人的佐证之一。但玄奘时代距佛陀时代已历千年之久，其间也有黄种人从北印度入侵，建立王朝，而且释迦族在佛陀时代阿阇世王的入侵中几乎已被灭族，所以依据玄奘的记载很难直接获晓释迦族的真实人种面貌。现代尼泊尔人的人种更无法与释迦族的人种直接关联起来。
不过，佛典的另外一些记载值得注意。从律部可知，释迦族不与雅利安族通婚，互相视对方非我族类，而释迦族与恒河下游各族相近，与拘利（Koli）等族通婚，被跋耆（Vrji）等族视为同族。[28]
简而言之，佛典有称释迦族是雅利安族，又有称与雅利安族不相类，后世学术家大多支持后一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都只说明了释迦族人种的一个方面。从前者可知，释迦族血统最初定然与雅利安族有关；而按照后者，释迦族定然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释迦族可能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混血后裔，其中的非雅利安人有可能即是黄种人。实际上，在雅利安人征服恒河流域的过程中，与非雅利安人有征战的一面，也有共存、融合的一面。在列国时代的诸国中，就有一些国家的国王非纯雅利安人，甚至有纯非雅利安人。在四种姓中，一些非雅利安人也获得了刹帝利等高种姓。这也是沙门思潮为何能在恒河中下游发生、流行，并能与正统文化形成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佛教经典中，释迦佛是从兜率天下生而入胎的，并非真实人间生身，所以具三十二相与八十随好，大异常人。在此意义上，佛陀生身包括身相与肤色，皆非由释迦族的种族直接决定。大乘经典更进一步表明，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即娑婆世界的出世，乃至成道以及最终入灭，都是以化身在示现而已，于释迦族出现只是一种示现之缘，并非属于人道凡夫的本位存在。
三 释迦牟尼佛的家世
释迦牟尼的祖父乃狮子颊王，祖母为伽旃娜。狮子颊王（Simhahanu）有四子，即净饭王、白饭王、斛饭王和甘露饭王。也有说五子、三子或二子的，但一般许可四子说。其中长子净饭王乃释迦牟尼佛之父，为迦比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
uddhodana），音译作首图驮那等，最初因未来王位的继承问题，反对佛陀出家，但后来成为佛陀的最早护法之一。
佛陀之母是摩耶夫人，乃净饭王之王后。摩耶（Māyā），又音译作摩夷等，常称摩诃摩耶（Mahāmāyā），又音译作摩诃摩邪等，意译幻、妙、大幻等，乃迦比罗卫国的十个城邦之一居利族天臂城主善觉（Suprabuddha）之妹（或说长女）。摩耶夫人45岁生佛陀，在佛陀出生七日逝世。据佛典称，摩耶夫人去世后上生忉利天，即三十三天，佛陀后来曾上忉利天为母说法。
净饭王在摩耶夫人去世后续娶善觉王的小妹（或说小女）摩诃波阇波提（Mahāprajāpatī），即大爱道。佛陀实际由其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抚养长大。在净饭王去世后，摩诃波阇波提夫人与佛陀在家时的妃子耶输陀罗率五百释迦族女随佛陀出家，由此因缘在佛陀教团中建立了比丘尼僧团。摩诃波阇波提夫人之子难陀（Nanda），即佛陀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也随佛陀出家修行。
净饭王的三个兄弟的子女，后大多成了佛陀的弟子。白饭王（
uklodana），音译为输拘卢那，其子女数有多种说法，如说有二子，即提婆达多、阿难等。
斛饭王（Dronodana），音译途卢檀那，其子女数异说更多，或说有二子提婆达多、阿难，或阿那律、跋提梨迦，或摩诃男、阿那律；或说有二子一女摩诃男、阿那律、跋捺黎。
甘露饭王（Amrtodana），音译为阿弥都檀那，娶善觉王的二妹（或说二女）为妻，其子女数也有多种说法，或说有二子提婆达多、阿难，或摩诃男、阿那律，或婆婆、拔提；或说有三子阿那律、摩诃男、拔提；或说有二子一女提婆达多、阿难陀、细缚罗；或说有一女甘露味。
在佛陀众多出家修行的（堂）兄弟姐妹中，阿难、阿那律与提婆达多最为著名。提婆达多（Devadatta，调达）随佛陀出家，但最终成为佛陀的敌人，导致了佛陀教团的重大分裂。阿那律（Aniruddha，阿
楼驮、阿尼楼陀）出家后精勤修行，乃至失明，但后获得天眼，并以此能见天上地下六道众生，而在佛陀弟子中获“天眼第一”的美称。阿难（
nanda，阿难陀）随佛陀出家后随侍佛陀，以多闻与诵持、传承佛说著称，誉为“多闻第一”。阿难与阿那律皆列佛陀十大弟子之中。
佛陀在家时的妃子数说法不一，或说一位耶输陀罗，或说两位耶输陀罗、瞿夷，或说三位耶输陀罗、瞿夷、鹿王，或耶输陀罗、摩奴陀罗、瞿多弥。其中，提及较多的是耶输陀罗与瞿夷。
耶输陀罗（Ya
odharā），又音译作耶输多罗等，意译为持称、具称等，乃天臂城善觉王之女，或说为婆私咤族（Va
istha）释种大臣摩诃那摩（Mahānāma）之女，或迦毗罗卫城执杖梵志（Dandapāni）之女。有说其是佛陀第一妃，或说第二妃。生子罗睺罗。在佛陀成道五年后与佛陀姨母大爱道及五百释女随佛陀出家，以最具惭愧心著称。
瞿夷（Gopī），或称瞿波（Gopā），或称瞿比迦（Gopikā），乃水光长者之女，有说是悉达多太子第一妃。也有说瞿夷并非另有其人，而只是耶输陀罗的别名。
鹿王（Mrgajā）是释长者之女，有说乃悉达多太子第三妃。
还有说第二妃为摩奴陀罗（Manodharā），第三妃为瞿多弥（Gotamī）。
罗睺罗（Rāhula），又音译作罗怙罗、罗云等，意译作覆障、障月、执日等，乃佛陀俗家儿子，处于母胎中六年方降生。在佛陀成道后六年回迦比罗卫时，随佛陀出家，以舍利弗为和尚、目犍连为阿阇梨。因罗睺罗出家，佛陀僧团才建立沙弥制度。罗睺罗最初不守戒律，受佛呵斥训诫后，发惭愧心，精勤修行，严持戒律，终得阿罗汉果，以“密行第一”著称，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