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牛李党争”中的“用兵”“销兵”之争
“牛李党争”指中晚唐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起于宪宗朝，对中晚唐的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历来学者对“牛李党争”性质问题众说纷纭，最有影响的是沈曾植和陈寅恪先生的学说，他们认为，牛党属于新兴进士阶层，李党重门第，属于山东高门，这也成为陈先生史学的基本思想。[159]胡如雷先生则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牛党则代表了地方豪强大地主势力。[160]李浩先生认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成员多出自关陇士族，李党成员多出自山东士族。[161]王力平博士则对此持反对态度。[162]
李党和牛党之争表现在政治的各个领域。唐代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呈尾大不掉之势。一般史学研究者认为，在对待藩镇问题上，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牛党主张“销兵”。陈寅恪先生说：“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163]胡如雷先生也认为两党斗争的焦点是“对藩镇叛乱持不同态度”[164]。本节将讨论代表山东士族的“李党”何以会对藩镇态度强硬，持用兵之议。
唐宪宗为唐室中兴之英主，他重用山东士族，改变了唐代宗大历、德宗贞元以来姑息苟安的积习，主张以武力削平藩镇，重整朝廷威望。山东士族在历次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立场鲜明，主张以武力平定。唐宪宗即位之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后，刘辟居蜀反，“上欲讨（刘）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刘）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165]。另据《新唐书·李吉甫传》载：“刘辟平，（李）吉甫谋居多。”李吉甫出自赵郡李氏，由于他与同样出自赵郡李氏的李绛的坚持，朝廷取得对剑南西川叛乱的胜利，出自渤海高氏的高崇文生擒刘辟。
在对待淮西的问题上，山东高门同样立场坚定。《旧唐书·李吉甫传》:“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李）吉甫以为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166]平定淮西的主要功臣李愬为李晟之子，出自陇西李氏。
牛党人物牛僧孺、李逢吉、令狐楚、萧俛与段文昌对淮西主张“销兵”,《旧唐书·李逢吉传》载：“（李）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167]另据《旧唐书·令狐楚传》载：
（令狐）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俯、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时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师久无功，宜宥贼罢兵，惟裴度与宪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义军节度、淮西招抚宣慰处置使。宰相李逢吉与度不协，与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抚使制，不合度旨，度请改制内三数句语。宪宗方责度用兵，乃罢逢吉相任，亦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168]
唐宪宗为阉寺所弑，牛党在宦官的帮助下掌权，穆宗持“销兵”之议。《旧唐书·萧俛传》载：
吐蕃寇泾原，命中使以禁军援之。穆宗谓宰臣曰：“用兵有必胜之法乎？”俛对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先务招怀，不为掩袭。古之用兵，不斩祀，不杀厉，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师之上也。如救之甚于水火。故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必胜之道也。如或纵肆小忿，轻动干戈，使敌人怨结，师出无名，非唯不胜，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169]
元稹《连昌宫词》有“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之句，就迎合了穆宗的“销兵”之议。
在中唐对藩镇问题上，主和者有段文昌、张仲方、萧俛、李逢吉、令狐楚、元稹、牛僧孺、白居易等人；主战者有李绛、李吉甫、李德裕、裴度、崔群、韩愈等人。宪宗元和前后入相的郑
（荥阳）、郑余庆（荥阳）、李吉甫（赵郡）、李绛（赵郡）、李藩（赵郡）、王涯（太原）、崔群（清河）、李鄘（赵郡）都是一时之佳选。在他们入相后，取得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宪宗元和元年（806）平定剑南西川，诛刘辟，平夏州，诛知节度留后杨惠琳；元和二年（807）平定镇海军，诛节度使李锜；元和五年（810）擒获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元和七年（812），魏博田兴（后赐名田弘正）归附朝廷；元和八年（813），平定振武军；元和十一年（816），平定宥州乱事；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诛自领节度使吴元济；元和十三年（818），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送二子入朝为人质；元和十四年（819）平定淄青，诛节度使李师道；幽州节度使刘总“既继父，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表求入朝，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并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将地盘交还朝廷。这样，包括河北三镇及淄青在内的藩镇问题在宪宗元和年间基本得到解决。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云：“河北将军尽入朝。”[170]该诗作于大历年间，所闻的误传在几十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年间得以实现。
“元和中兴”的局面得以在中唐出现与唐宪宗重用山东士族有关，山东旧族主张对强藩采取高压措施，反对姑息藩镇。出自山东士族且与山东高门有密切关系[171]的韩愈对藩镇进行了批判：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棊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172]
唐武宗重用赵郡李德裕，取得了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明王世贞对李德裕的削藩大加赞赏：
文饶（李德裕字）佐武宗通黠戞斯、破回鹘、平太原、定泽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胆待烛，百万之众，俯首而听一言之指麾。国势尊，主威振。[173]
尽管学者对牛李党争的性质众说纷纭，但在李党主张对藩镇用兵而牛党主张销兵问题上并无太多异议。李党何以主张对藩镇用兵？这是以前学者很少论及的问题。其原因是，李党重要人物多出自山东高门，如李德裕与李绅出自赵郡李氏、郑覃出自荥阳郑氏、李让夷出自陇西李氏。安史之乱前后，山东士族祖居地陷入胡人手中，其祖坟所在地成为一胡化地域，脱离了唐朝政府的控制。山东高门子弟掌握国家中枢权力后主张对藩镇用兵，收复失地，其维护大一统的决心因而较其他士族强烈。
山东高门士族中，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皆祖居河北，坟茔所在地也在河北。陇西李氏坟茔所在地在陇西。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山东士族可能迫于胡族的压力而迁离原郡。据陈寅恪先生说：“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174]田产之记载已然失传，坟茔的所在地则成为现在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证据。以赵郡李德裕家族为例，他们可能就是迫于胡族的压力而迁居洛阳的。李德裕《让官表》云：“先臣松槚，近在东都，血属数人，皆居上国。”两《唐书》不载李栖筠和李吉甫葬地，傅璇琮先生说：“（李）栖筠宦游在外，河北又在强藩之手，恐亦不得归葬赵郡。自此以后，李氏一门，卒后即迁葬于洛郊。”[175]
与赵郡李氏情况相似，山东旧族其他诸姓也不得不离开故土，改葬两京。陈寅恪先生说：“河北旧壤为山东士人自东汉魏晋北朝以降之老巢，安史之乱后已沦为胡化藩镇之区域，则山东士人之舍弃其祖宗之坟墓故地，而改葬于李唐中央政府所在之长安或洛阳，实为事理所必致，固无足怪也。”[176]
安史之乱使得山东士族再次遭到打击，安史叛军从范阳起兵南下，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其主要战场集中在山东地区。五姓郡望所在地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遭兵燹，其中，范阳更是安史老巢。另外，彭城（刘氏）、渤海（高氏）等山东地区也处于战乱地带。
战乱使山东旧族不得不离开故土，失去经济基础的高门子弟流落于外地，生活十分悲惨。《太平广记》载：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各出城采樵。[177]
出身于赵郡李氏的李叔霁妻子在途中丧身，妻之姑则出城采樵。这反映了安史之乱中山东士族生存的困境，带有普遍意义。
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三镇仍然长期割据河朔。“自禄山反后，山东范阳，外虽示顺，实皆倔强不庭。”[178]山东士族甚至已无法归葬原籍，这是山东士族执政后主张对藩镇用兵的原因。
另外，陇西李氏的故乡在安史之乱后也陷入吐蕃。由于抵御吐蕃的朔方军调入内地平叛，吐蕃趁机攻入长安，邠州遂成为边镇。陇右为吐蕃控制，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179]。
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四库全书总目》列之于地理总志之首。其序言中说：
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180]
傅璇琮先生对此认为：
又按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有其现实政治目的，那就是鉴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强侯傲而未肃”的局面，想通过编写全国郡县山川地形图，加强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181]
李吉甫撰写此书时，以太宗朝实际控制地域为基础，并非宪宗元和年间实际控制地域，表达了他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及故土之思。李吉甫是宪宗朝宰相，与赵郡李绛等人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实现儒家大一统的理想，这与其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用意是一致的。
[1]（唐）李延寿：《北史》卷三二《崔士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6页。
[2]（唐）李延寿：《北史》卷三二《崔孝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3页。
[3]日人谷川道雄谈到北朝大士族累世同居的意义，他认为大士族累世同居是礼教意识的产物（《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6—202页）。
[6]（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页。
[7]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9]（唐）魏徵等：《隋书》卷七七《李士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52—1753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7]《新唐书》卷一二九《崔沔传》，第4475—4476页。《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亦载此事。
[18]《新唐书》卷一六四《崔衍传》，第5041—5042页。
[20]《新唐书》卷二〇二《王维传》，第5764—5765页。
[2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引《芝田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54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26]（后晋）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5页。按：王播寄食于惠昭寺木兰院，庙中僧侣深恶之，将吃饭时间改在敲钟之前。
[27]（后晋）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5—1636页。
[29]（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9页。
[30]《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第4118—4120页。
[31]（后晋）孙光宪：《北梦琐言》，贾二强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3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33]（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谢保成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6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注引《华峤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0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35]《魏书》卷四七《卢义僖传》，第1053—1054页。
[36]《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第4415—4418页。
[47]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1963年版。
妻韦”，其婚姻既与关中士族裴氏有关又与山东士族王氏有关。另外，《列女传》所谓“闻家令姓，窈窕淑女”指的主要是衣冠之姓、士族之妻女，因此表中统计数字基本可靠。[53]《太平广记》卷二七〇“郑神佐女”条，第2120页。此事又见于《新唐书》卷二〇五《列女传》之“郑孝女”。
[54]此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七〇“卢夫人”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20页。
复与昏，故望不减。”当关陇贵族婚姻重当朝冠冕时，出身山东的房玄龄、魏徵、李
、魏元忠、张说等人仍然坚持与“山东五姓”通婚。[6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04页。
[63]《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第5677—5679页。
[64]（唐）李延寿：《南史》卷二一《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73页。
[66]参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一章，毛先生后将此标准扩展到唐代，见《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67]（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三《晋书·李专美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30页。
[6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页。
[7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91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72]《太平广记》卷二〇八“郑广文”条引《尚书故实》，第1595页。
[7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75]（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页。
[76]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94页。
[77]（清）孙星衍：《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页。
[78]（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80]（唐）刘知几：《史通通释》,（清）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81]（唐）刘知几：《史通通释》,（清）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4页。
[89]《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第4374—4375页。
[91]《太平广记》卷二〇八“郑广文”条引《尚书故实》，第1595页。
[92]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93]《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第5677—5678页。
[94]江左侨姓士族原籍并非南方，他们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士族，随东晋司马睿乔迁南方以后，原籍并没有什么人物出现。他们自东晋至南朝，逐渐走向官僚家族，入唐后完全可视为南方士族。
[96]（唐）李筌：《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00]《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第1643—1644页。
[102]（唐）房玄龄：《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3页。
[105]《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赞》，第2998—2999页。
[107]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1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
[111]《隋书》卷七六《崔儦传》，第1733—1734页。此事又见载于《北史》卷二四。
[113]（唐）杜甫：《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7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15]参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页。
[11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59页。
[120]李光霁：《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122]（唐）李延寿：《北史》卷八三《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8页。
[123]（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四《胡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3页。
[124]《旧唐书》卷一九〇上《袁朗传》，第4984—4986页。
[127]（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三《晋书·李专美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30页。
[128]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129]《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8-2769页。
[130]《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2768-2769页。
[131]（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32]（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一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0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3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9页。
[136]（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97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39]《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79—1189页。
[143]《魏书》卷三九《李宝传》:“（李宝）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第886页）
[145]《新唐书》卷一五〇《李揆传》第4807—4808页。
[147]（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48]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150]（唐）李白：《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7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151]（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53]参见杨慎《升庵集》卷五〇“李姓非一”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5]参见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157]毛汉光：《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158]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159]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60]参见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161]参见李浩《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62]参见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 商榷》,《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6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64]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169]《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第4477—4478页。
[171]韩愈由嫂子荥阳郑氏抚养大，成长于山东士族文化区内，本人与山东旧族交往密切。
[172]（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9页。（本书中该古籍使用此版本较多，后文中将省略朝代与作者，特此说明）
[173]（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读会昌一品集》卷一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7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175]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76]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177]《太平广记》卷三三五“李叔霁”条引《广异记》，第2661页。
[179]（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六下，《历代纪事本末》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