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东北古都朝阳、辽阳历史文化研究
第一节 三燕故都古朝阳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融合
朝阳是坐落在中国东北辽西地区的一座古老而悠久的城市；三燕则是东北地区东胡族系慕容鲜卑于公元342—436年之间，在大凌河畔古朝阳城先后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以“燕”为国号的民族政权，历时长达近一个世纪。在公元4—5世纪期间，这里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以及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慕容鲜卑则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民族融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三燕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前奏。因此，朝阳的古代历史与文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节主要是根据近几年来朝阳市出土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及其三燕时期的历史线索，针对三燕政权与鲜卑族的主要分布和迁徙特点，对朝阳市三燕时期的历史文化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期说明三燕时期以朝阳为中心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
所谓的三燕文化，就是以朝阳为中心，在公元3—5世纪之间由兴起于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鲜卑慕容氏集团所建立以龙城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因为慕容氏集团采用以“燕”为国号，历史学家遂将这三个相互衔接的由慕容鲜卑在不同时期所建立的“燕国政权”称为“前燕”“后燕”“北燕”，历史上简称为“三燕政权”，而由“三燕政权”所衍生出的文化，即所谓的三燕文化。从出土文物和目前发现的许多历史遗迹来看，三燕文化的最典型特征就是亦牧亦农、亦工亦商、亦渔亦猎的多种民族经济作用下的综合文化。
三燕政权，是慕容鲜卑早于拓跋鲜卑而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朝大融合的历史前奏，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朝阳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说，“三燕”的历史阶段是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前承先秦、两汉，后继隋唐、辽金，并与东部的高句丽人争夺辽东达200余年。尤其是与西部的拓跋鲜卑争夺山西河套地区、与北部的段氏鲜卑争雄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的征战始终没有停息过。作为一个民族纷争的时代，天下大乱时期的慕容氏能够先后在朝阳建立国家与四邻争天下，并能立国称帝实为历史之罕见。事实上，这个草原民族在不断改变自己原有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农耕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是一场充满复杂背景的革命性的创新与变革。因此在其民族内部一直没有间断过的是民族内部的变革与保守之间的血腥仇杀。如果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这又是汉民族与鲜卑民族之间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这种华夷之间的互变过程，首先是从鲜卑贵族内部开始的，而融合的实质不仅仅是风俗习惯方面的潜移默化的渐变，而且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血统的转型和改变。汉家的大户妇女与鲜卑民族的贵族通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血缘和不可抗拒的遗传学上的改变，是一种任何民族都不可抗拒的民族融合的结局。
鲜卑依托大兴安岭山地和蒙古高原东部，以及燕山南麓，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是古代东胡族系的一支。东胡族系兴起于战国末期，后因燕国的大将秦开和汉初冒顿单于的征伐，其部众向北迁徙。东胡的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从此便以其所居山名而名其族，故有“乌桓”“鲜卑”之称，东胡之名随之湮没无闻。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地名的来历，实际上就是乌桓地名的意译。“乌桓”或“乌丸”，在蒙古语中就是红色的山峰之意，又称红山或赤峰。今赤峰地区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南北均有红山或赤峰的称谓，这都是后来以乌桓为民族名称的乌桓族迁徙移动的结果。同一种古老地名的多处留存，当与民族的迁徙和移动有关，而所谓的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山麓的北部地区。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今嫩江上游地区的甘河流域发现了鲜卑族的祖庙石室，以及北魏太平真君时期刻凿在石室中的北魏时期祝文，鲜卑山的确切地理位置才被固定下来。可知鲜卑族在西汉初年的地理位置当在大兴安岭的北麓无疑。
1980年7月30日，原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米文平等人在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石刻祝文，证明嘎仙洞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旧墟。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的一条山谷之中，地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嘎仙洞为天然花岗岩山洞，洞口略呈三角形。洞内宏伟宽阔有如大厅，南北长近百米，东西宽20—30米，穹顶高大，面积2000多平方米，可容纳数千人。洞内大部分地面较为平坦，可分为前厅、大厅、高厅、后厅4个部分。前厅西侧距洞口15米处的洞壁上，有一稍经修凿的扇形平面，高2.3米，宽约4米，石刻祝文即镌刻于此。祝文为汉字隶书，首行有“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五日”等字，共19行、201字，字体古朴雄健，大部分清晰可辨。我国历史文献《魏书·礼志》很早就有关于拓跋鲜卑祖先这个“石室”旧墟的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国西北。”“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嘎仙洞内石刻就是《魏书》记载的拓跋焘派李敞祭祖所刻祝文。证明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地带就是拓跋鲜卑祖先长期居住之地，嘎仙洞鲜卑石室一带，就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
嘎仙洞石室的发现，揭开了鲜卑史上的千古之谜，也为相关诸部族如乌洛侯、地豆于等居地及幽都、大鲜卑山等山川地理位置，提供了客观的准确坐标。这是迄今已知在我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文献确切可考的极为罕见的古代民族遗迹，是国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此可知，当时的乌桓与鲜卑二山，实际就是大兴安岭的南北山麓，而乌桓、鲜卑两族也因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南北而被载于史册。乌桓族后来被汉武帝内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之塞外，并在幽州的治所蓟（今北京）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以监之。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族迁往辽东、辽西、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的障塞以内。
这时期的渤海被称为“乌湖海”，乌湖实际就是乌桓、乌丸的异写。东汉末年，曹操开始征伐辽西、辽东以及渤海沿岸的乌桓族，并利用了在乌桓北部的鲜卑族势力，此时的鲜卑族因征伐乌桓有功曾被曹操所赏识。乌桓被曹操征伐后，部众奔散无闻，而鲜卑族则在东汉时期渐渐兴起。
鲜卑族的称谓，自东汉时始见于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曹魏初年，鲜卑族的慕容氏首领莫护跋率众由北向南，沿着大兴安岭山脉的走向迁入辽西地区。公元238年，鲜卑慕容氏曾随从曹魏大将司马懿和毋丘俭征讨辽东地区的公孙渊，不久辽东公孙氏政权灭亡，鲜卑慕容氏首领因助曹魏征服辽东有功，被拜为率义王。正始年间（244—246），鲜卑慕容氏的首领莫护跋之子木延，又跟随毋丘俭征讨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政权。因木延征伐高句丽立有大功，被赐封为大都督、左贤王之号。西晋太康五年（284）慕容廆为部落首领，太康十年（289），慕容氏举部迁往徒河附近的大青山山谷，今称土河又称吞河或老哈河，即西辽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慕容廆开始采取“尊晋勤王、不断汉化”政策，并得到西晋政权的大力扶持。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北方建立汉国，建兴四年（316）刘渊之子刘曜攻入长安，西晋灭亡。翌年，司马睿即位于江南，史称东晋。从此中国的北方脱离了西晋的统治，陷入了长达近120年的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东晋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慕容皝继立，并于公元337年，在北方诸族的割据和混乱中自称为燕王。燕王、燕国之名号，自先秦以来就一直为北方民族使用。“燕”的称号与战国时期燕国的势力对东北古代民族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辽东和辽西两郡就是战国时期燕国所建立的。此外，今日的“阴山”之称谓也与“燕”之国号有关，均为同音异写。
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柳城，即今辽宁省的朝阳市，史称前燕。同时，慕容皝改柳城为龙城，开始大兴土木，修筑城池和大型的宫殿设施，并以天子自居。公元337年，东晋承认慕容皝为“燕王”的地位。古代的朝阳也因为处于前燕国都的位置而得到空前的发展。
公元341年，前燕的东部强邻高句丽的势力不断增强，并威胁到前燕的发展。于是，慕容皝亲率大军东征高句丽，并攻陷高句丽的王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捣毁了鸭绿江畔的丸都山城。从此，高句丽成为慕容鲜卑的部属。345年，慕容皝又率军除掉北部鲜卑宇文氏部落的威胁，解决了后顾之忧，自此宇文氏的大部融入慕容鲜卑。350年，慕容鲜卑不断打击来自西部威胁的段氏鲜卑，其大部也归附于慕容部。352年，慕容皝之子慕容儁灭掉由后赵大将军冉闵篡权而建立的冉魏政权，并将冉闵斩于朝阳的龙城。从此，慕容鲜卑开始进入中原，东征西讨、所向无敌，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并形成与江南的东晋和关中的前秦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鼎立局而。慕容儁雄心勃勃、积极备战，一心想建立一统天下的政权。由于慕容儁率众入主中原，致使朝阳的龙城一带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充实龙城的空虚，慕容儁将大量辽东地区的高句丽人迁往龙城，以填补人口的虚空。同时，任命高句丽人王钊为东征大将军兼龙城的营州刺史，统辖朝阳的广大地区。这是历史上大批高句丽人迁往朝阳地区居住的事实，也是鲜卑慕容氏等鲜卑人与高句丽人大规模融合的开始，许多鲜卑人与高句丽人通婚。359年，慕容儁带着未能统一北方的遗恨而死去，慕容暐则在前燕江河日下的风雨飘摇中即位。370年，由氐族建立的前秦军队攻陷了南迁后的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并直逼慕容鲜卑的老巢——龙城，俘虏了前燕的末代皇帝慕容暐，将其王公以下4万余户迁往长安。前秦暂时接管了前燕在东北的统治，前燕政权仅仅存在33年。鲜卑人又一次大批南迁，与中原汉族人在黄河流域的南北加速融合的速度。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兵败，已经降秦的鲜卑贵族慕容垂乘机于384年复国，其子慕容宝率领慕容鲜卑退居东北的大凌河流域，还都龙城，史称后燕。397年，拓跋鲜卑大举进攻后燕，并攻下后燕的中山王都，后燕从此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南部由慕容德率领，于398年南下河南的滑台，建立南燕并很快汉化；北部的慕容鲜卑则以朝阳即龙城为基地，全力经营后燕。后燕大兴土木，开始引大凌河水，兴建豪华的皇家御苑——龙腾苑，龙腾苑十分雄阔，广袤达十余里。
据文献记载：苑内建有景云山、逍遥宫、甘露殿等设施。今朝阳市北部的东团山和西团山附近发现三燕时期大型宫殿式和亭台楼阁式的建筑遗址，有宫殿、回廊、台榭等。龙腾苑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他拉皋镇木营子村附近，以东团山、西团山两座大型人工土台为中心，面积约1.5平方公里。辽宁省文物工作者在他拉皋镇进行野外普查时发现，遗址不久前刚刚被破坏。一位农民称，西团山土台已成为农田，在这里挖沟是要埋设水管、引水灌溉。而东团山土台底部也发现一处深约5米的洞口，推测可能是不法分子盗掘的。尽管朝阳市“三燕政权”的龙腾苑遗址对研究“三燕”历史十分重要，但至今也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周边也没有设立显著的文物保护标志。据专家介绍，从公元335—436年，入居辽宁西部的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三个王朝，并以龙城（现辽宁省朝阳市）为国都，史称“三燕”。据《晋书》记载，后燕第四个皇帝慕容熙为讨贵妃欢心而修筑龙腾苑，连房数百，观阁交错，颇为壮观。北燕灭亡后，龙腾苑毁于战火，只留下遗址。
公元407年，后燕的中卫将军玛跋与慕容宝的养子高云（又称慕容云），不满慕容熙的暴政，将其谋杀，乘机篡位夺取政权，冯跋推高云即位。高云乃高句丽人的后裔，慕容宝曾以养子待之，并赐姓慕容，封夕阳公。高云登基后，恢复高姓，国号大燕。409年，高云被近侍所杀，后燕遂亡，共存在26年。冯跋得知噩耗，立即率军杀掉谋杀高云的侍卫离班和桃仁，众将领共推冯跋为天王，建都龙城，国号为“燕”，改元“太平”，史称北燕。
冯跋虽为汉人，但长期与鲜卑人生活，习俗和性格早已经鲜卑化。其父冯安曾任慕容鲜卑所建立的西燕将军，并被赐姓名慕容永。西燕被灭亡后，冯跋随鲜卑部众东迁至昌黎。此处的昌黎，并非今日靠近渤海之滨的河北昌黎县，而是后燕所设在朝阳龙城的昌黎郡。1980年9月，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市附近发掘了后燕重臣崔遹的墓地，并出土两块墓表，刻有“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字样。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继位。公元432年，北魏拓跋焘亲率大军东征北燕。公元436年，拓跋焘的军队攻灭北燕，并火烧朝阳龙城。使龙城自前燕以来修筑的宏伟宫殿尽遭焚毁。冯弘率众弃城逃往高句丽，不久被高句丽王所杀。北燕自此灭亡，共历二帝，存在28年。
2006 年 7 月，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对朝阳市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考察，在朝阳市不仅考察了考古发掘工地，还访问了当地的考古学者。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近几年来朝阳市区在进行城市改造和开发时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朝阳市三燕古都的宫城南门遗址。这座遗址位于朝阳市北塔东南 300 米处，恰好处于学者们推测的“三燕”古都宫城宫殿区的正南。这座宫城城门由三个门道组成，包括大型夯土城门墩台、石砌门道、向南北两侧延伸的鹅卵石铺砌的石子大路以及青砖铺就的门道，两侧的城门墙体均用大型青砖砌筑，城门墩台由两个东西对称的大型夯土台基和东西两侧延伸的宫城南部的墙体构成。
从地下发掘出的三门道的巨大建筑证明，这是始建于“三燕”时代的一座都城宫城南门遗址。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文物和城门的建筑结构等特征上分析，“三燕”时代的“龙城宫城”正门先后经历了前燕、后燕、北魏、唐、辽、金元六个朝代的建设。因此考古工作者把龙城宫城门址的时代划分为六个期段。第一期门址有三个门道，两侧有向东西延伸的城墙，门址和城墙都用黄土夯筑，夯层质地十分坚硬、清晰，夯层厚达 8—10 厘米。按中国古都建筑的等级制度规定，只有都城的城门才允许开设三门道。据此推测，第一期门址当为前燕始建龙城宫城时所筑，是龙城宫城的南门。“三燕”时期宫城南门门道的特殊之处，是在城门基础上用砖铺砌而不是采用石头砌筑。门道的门柱坐立在两个斜放的青砖之间，显然门道柱子上支撑的应该不是沉重的砖瓦结构的城楼。第二期门址在一期门址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仍保持三门道的格局。推测第二期门址可能建于后燕，而第三期门址的痕迹说明这座宫城城门毁于北燕灭亡时期，亦即冯弘丢弃龙城逃往高句丽的历史时期，其时间当在5 世纪中期。证明古代龙城的朝阳古城的确毁于大火。在发掘第三期门址时，考古学者们发现原三门道的宫城南门遗址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把东、西两门道的南端用夯土堵死，而专门留有中门道继续使用。两侧门道未堵的空间堆满了积土而不是夯土，并出土有北魏莲花瓦当和隋五铢钱。因此推断第三期门址当为北魏时期所建并一直沿用到隋代。有趣的是东西两侧门道的南端被封堵后，却没有封堵北侧门道，所以东西两侧的门道实际上被继续作为仓储的空间而加以使用。从南面看正门不是三个门道，而只是一个中间门道。第四期门址在北魏建筑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门墩的南北两端和城墙南端都进行了增补。门墩平面呈长方形，底部东西长 34 米，南北宽23 米，门墩南北两侧均有包砖，门道长4米。城门的北部发现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型青砖铺砌的门道，残存25 米。根据夯土外包砖的形制和层位关系判断，第四期门址可能建于唐代，主要在南北两侧增加了很宽的夯土。根据辽代的石块与唐代的石块间有较大的落差，推测唐代时期的城门曾遭到严重的毁坏，可能与李尽忠及靺鞨人叛唐攻陷营州城有关。唐代的门道砖铺得特别平整，门道的剖面呈拱形，中间微拱，两侧平行降低。门道上面铺的都是方砖，门道侧铺有立砖，立砖外面还有牙砖。第五期门址的方向和格局都依唐代之旧，但范围有所缩小。门墩底部东西长约32 米，南北宽 20.5 米。门墩外围均用砖石包砌。门道宽 5 米，长 20.5 米，地面用大石板铺砌，两壁包镶木板，其下置础石，上承木柱，门道内堆积了大量的被烧成木炭的粗大立柱和红烧土块等痕迹，表明此建筑最终也是毁于一场大火。第五期门址可能扩建于辽代，第六时段金元沿用辽代的门址，自此之后，龙城朝阳的宫殿南门几乎再无变化，此门址很可能废弃于元朝，之后没有重建的遗迹。这座门址从始建于前燕到彻底废弃于元代，共经历前燕、后燕、北燕、北魏、唐、辽和金元六个时期的改建和扩建，历时达1000 余年。
从整体上观察，“三燕”古都的宫城主要占据了古代朝阳城的西北角部分。宫城的平面呈梯形，由北向南逐渐收缩。宫城的北部东西长约 800米，南北宽约 500 米，宫城的北门和外城东门已经找到。经过勘探，西城墙的大致走向也基本弄清。怀疑宫城的北门可能与外城的西城墙相连，外城的东墙可以确定就是今天大凌河的大坝，保存基本完好，几乎没有被大凌河水冲毁。距地表 1.3 米处就是城墙的夯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已经发现了城墙的痕迹。东侧的外城墙受大凌河水滚动和冲刷的影响，并非呈正南正北的垂直走向，而是从东北斜向西南的曲折状。西侧城墙北侧情况已经基本弄清，但南侧城墙由于现代朝阳城市建筑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但是，可以从现有的城墙走向上推测古代朝阳城的形制；是由北向南逐渐收缩，外城与宫城均呈梯形。目前，在外城的北面和西面均发现护城河遗迹，护城河水显然引自大凌河水。龙腾苑遗址在朝阳城的北部，距离朝阳古城约有3公里。
在这座城门遗址的附近发现和出土了众多文物，显示出古代朝阳——龙城的繁华景象。在考古发掘工地出土了各种建筑构件，陶瓦当、陶瓦、青砖以及陶器、瓷器、骨器、石佛造像、陶佛造像、石夯锤、玉器、铁器、铜器、铜钱等遗物。由此推测，朝阳古城的历代城门上应当有城门楼的建筑，虽然发现的瓦当数量较少，但发现有直径0.2米的三燕时代的大型瓦当，说明城楼的建筑在三燕时代具有一定的规模。
近年来，在朝阳城内还发现多件刻有北燕时期“太平”年款和制作工匠姓名的陶瓮。此外，在朝阳市南塔北侧 50 米处双塔街南口，还发现了一座辽代佛舍利石室，石室平面呈长方形，由大石板砌成，外面包砖。石室内藏一长方形石函，石函内外均施彩绘，函内藏有佛舍利、鎏金佛像、银钵、银菩提树、白瓷净瓶、白瓷香炉等物。石函旁立一长方形石幢，刻《佛舍利铭记》，时为辽圣宗统和二年，即公元 984 年。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三燕故都”的宫城门道，修筑已相当讲究。早期的门道地面铺一层黄沙土；中期唐代的门道又发展了一步，在道路中间铺了 2 米宽的砖路；而晚期的门道更是气势恢宏，不但路宽拓展到 5 米，还全部以0.2米长、0.8米宽的长方形大石块对缝铺设，排列整齐。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前燕、后燕、北燕都曾在朝阳以龙城为都，长达 94 年之久。因此，朝阳素有“三燕故都”之称。20 世纪中叶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地区的“三燕故都”之地，发现和出土了大量代表“三燕”文化的历史文物。其中尤以 1965 年发现的冯素弗墓葬，最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其墓葬中出土的马具、金步摇冠饰、玻璃器皿等文物，引起东北亚诸国的广泛关注。由鲜卑族所建立的“三燕”政权所创造出的具有典型代表的“金步摇冠”饰物，最终被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日本的古坟时代所全面继承和接受。这种代表三燕文化特征的“金步摇冠”饰物的根脉来源于西亚，中经“三燕”文化的吸收和发展，又广泛地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2003 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配合朝阳市政建设改造南塔北塔之间的街区时，从地下发掘出“三燕”时代的龙城宫城的南门遗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宫城门的分期状况已如上述，兹不赘述。龙城皇宫南门遗址，由中央正门和东、西侧门组成。门道为券门式，门道长约 13 米，地铺石板并有明显的车辙印迹，门道两侧则有一排修整的长方形石块，石门枢整齐地排列在门道中。石块之上的墙体为夯土版筑，墙体的外表包括城门的墙体均用青砖砌成。墙体上青砖的规格显然很不一致，说明不是同一时代修筑的，根据发掘者的推测，墙体上的青砖和不同的夯层属于“三燕”以后的北魏、隋唐、辽、金、元时期补修过的痕迹。在宫城南门的左侧门外地方，还发现了巨大的、尚没有完成的石雕龟趺，龟趺为驮负重物的大型石雕饰件，为何在宫城南门处侧被发现，实在是令人不解。从其雕刻的程度上观察，这个巨大的龟趺尚没有完工就被废弃了，其雕刻的形象和文化特征属于辽金时期。宫城南门的北部就是宫廷的大内所在，也是北魏时期重修的“思燕佛陀”塔。近年来，在佛塔的地宫清理中，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如红舍利子的发现，北魏、隋唐、辽金时期修建佛塔与“三燕”时代的大内宫殿叠压在一起的遗迹和遗物。其中，重要的有辽代重修佛塔时在地宫中埋下的塔铭、“三燕”时代的巨型雕龙覆盆柱础石，以及大量的青砖、瓦砾、木结构的建筑构件等文物。这些都说明慕容鲜卑汉化的过程及其汉化程度。除此之外，就是近年来在朝阳市区还不断出土和发现具有西域波斯特征的鬈发深目碧眼的陶人，以及唐代仕女吹笙陶塑、靺鞨人形象的编发石像，突厥族形象的石人，带有柳城汉字的陶罐，制作金跨带高浮雕式的双鹿陶范，镏金马鞍、金步摇饰件、双鹿金牌陶范等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都说明古代的朝阳——龙城是一座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