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

目前，中国史学界有不少人都在谈论“史学危机”，但这个“危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大家好像说不清。就像鲁迅讲的“来了”，只是众口相传“来了，来了”，听起来挺吓人，可到底什么来了，却并不知道。

我从史学研究中常常发现一些问题，和专家们的想法不大一样。有次和朋友谈起，他们劝我把想法讲出来，以为即使是从“观众角度”讲一些老问题、常识问题，或许也有一定用处。我就遵照朋友们的愿望，谈谈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 观察角度的变换：中国也是“正常的儿童”

中国的历史研究，重心始终是在中国史上面。

我们对中国史的研究，无论从民族需求来看，还是从世界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对背景的认识，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中国的背景问题很大很深，与现实问题处处相关。这个问题，本来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老问题了，过去叫“认清中国国情”。现在随着中国重新开放，人们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冲突，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它不仅与历史学家有关，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近时出现的“文化热”已表明了这一点。

“传统社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般说，它是有别于近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概念。传统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的对比很重要，它是世界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可以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狩猎采集有三百万年之久，农耕畜牧有一万年左右，文明出现有几千年的时间，而现代工业社会则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世界史是个逆溯比较体系，它是站在这个“几百年”之上去认识几千年、上万年和几百万年的。欧洲人发现我们这个世界时，他们呆的那个地方是被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农业文化）包围着，像一座孤岛。这本身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环境。他们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中去认识这个世界。这种冲突把历史学家常常说的“过去”与“现在”，“活历史”与“死历史”、“非主体历史”与“主体历史”摆在了同一个平面上。

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世界史作为一种认识体系，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都要有一个观察主体。中国史也一样。可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世界史的观察主体最初只能是欧洲人。当初欧洲人认识世界其他地区，很像是搜集动植物标本。他们到处搜集所谓“野蛮人”的各种资料，从肤发体貌、语言风俗直到地下掘出的遗物、遗迹，乃至一切一切，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像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以及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汉学等研究地区文化的学问。他们对传统世界的理解最初只能是以自身为参照系或标尺。像汤姆森的三期法，法国史前考古确立的一系列标准，以及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欧洲中世纪，这些都是他们观察的一些出发点。

以欧洲历史作标尺去观察其他地区的历史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就是它毕竟找到一个支点，以这个支点把整个比较体系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欧洲历史学家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内涵还非常隔膜，特别是由于缺乏被观察者真实可靠的“主诉”，这种观察往往充满各种偏见。

当人们一旦超出早期欧洲历史学家搜奇志怪的材料搜集阶段而进入较高的理论层次，仅仅有一个观察点便显得远远不够了。人们不仅开始注意到“文明人的偏见”，介入观察所形成的干扰，而且也注意到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套“内心理解”。不仅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要根据这种内心理解做重新研究，而且欧洲人自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参照这些地区的历史来改写。这就是所谓“自内以观彼，自外以观己”，或者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说，就是要有一个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超出“小说叙述的第一人称”，超出“摄像者的镜头”）。多角度观察，是这一转变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学已经发生的这一转变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感受。他们表面上对“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只是民族感情的一种肤浅表现），而实际上骨子里却还是以欧洲历史作标尺。因为虽然他们好像并未直接搬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但是因为他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作指导，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却又缺乏科学的历史评价，无形中他们已把上一个世纪欧洲历史学界的许多通病继承了下来。

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中国史学界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过“时代关”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大家心目中是个很庞大的体系。的确，他所讲的历史是“大历史”，现在、过去、将来，所有时代都是打通的。它包括三大块：（1）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论（包括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2）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3）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原始氏族组织的研究），整个跨度是比较大的。但这个体系并不是无源之水。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体系，其来源大体上是清楚的，如（1）主要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后期的论战（施蒂纳与费尔巴哈）有关；（2）主要同英法两国的经济学研究有关；（3）主要同哈克斯特豪森、毛勒、梅因、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有关。其他东西，许多学者也做了查证工作。这些工作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东西，而是既吸取了其当代的成果，也受到其当代成果的限制。例如柴尔德所说引起历史科学变革的考古学，其最重要的一些发现，大部分皆为马克思所不及见。他对欧洲古典文明的来源，对西亚、印度、中国和美洲的史前史和早期文明都是不大清楚的。

这里我们不想把问题铺得太大，只想就马克思历史理论中与传统社会有关的部分，即“五种社会形态”说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做一简要讨论，看看问题的症结何在。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有不少人以为“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发明的一种分期概念，这是不对的。马克思讲的“五种社会形态”，实际上可以作为具体历史研究对象的只有四种，即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古代和中世纪，不包括共产主义社会。这四种“形态”，作为阶段划分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欧洲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并在欧洲之外还存在着比欧洲古代社会保留更多原始特点的“东方社会”，这是当时西方历史学家根据他们对欧洲历史文化的“自然起落”以及对东方社会的模糊认识提出来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不同的分期概念。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只是把这些阶段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对世界历史的总体面貌还很不清楚，马克思根本没有可能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他本人也不承认这一点）。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是从1859年正式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被认为是经典表述。但这一表述实际上是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直接提炼出来的。在该手稿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的“形态”说，实际上是以具体的文化形态作基础。他所说的古代是指希腊和罗马，中世纪是指日耳曼，亚细亚主要是指印度的土地公有制，但也包括实行这种制度的墨西哥、秘鲁、斯拉夫和古代凯尔特人的形态。整个序列是在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系统的材料拼凑出来的。

马克思所采用的历史分期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划分非常相似。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按“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来划分世界历史。“东方世界”主要是指亚洲，也就是所谓“亚细亚”，第一是东亚的中国，第二是南亚的印度，第三是西亚的波斯及其他各国（中近东和北非也在内）。他认为历史是从东方开始，但东方只是希腊一罗马和日耳曼等欧洲历史的序幕，被他看得很低。至于美洲、大洋洲和北非以外非洲大陆的历史，他看得更低，认为根本不属于“历史”。马克思虽然不像黑格尔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抱有那么大偏见，1859年以后，他对世界许多落后地区的历史有很大兴趣，并做了一定研究，但他的眼界也受到当时历史学的限制。比如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把希腊人叫作“正常的儿童”，而把其他古代民族叫作“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这种说法就很明显带有黑格尔学派的浓厚色彩（“儿童—青年—成年”，是黑格尔学派的惯用术语），带有从欧洲中心观察问题的局限性。

现在，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说，在青年中有一种流行看法，就是认为世界发展没有普遍规律，根本用不着分期，也不可能分期，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过去使用的一些分期法，像考古学上旧石器、新石器、金属器的分法，文化史上蒙昧、野蛮、文明的分法，还有柴尔德提出的“两个革命”（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畜牧的革命和从非城市生活走向城市生活的革命），现在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订正，但仍然为大家沿用。这些分期往往着眼点不同，因此指标体系不同，例如考古学上的三期是以考古遗物的材质来划分，反映的主要是整个技术结构中的材料革命这一点，比较窄，有时有例外（嵌入、错位、缺环）。文化史研究上的三期，本来是模糊概念，但现在一般都把它理解为一种包括体质特征、技术特征和血缘组织特征的综合体系。蒙昧大致相当旧石器，野蛮大致相当新石器，文明大致相当金属器，可以统括前者。柴尔德的“两个革命”着眼点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第一个革命是蒙昧向野蛮，即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标志；第二个革命是野蛮向文明，即新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时代转变的标志，概括性更强。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些指标体系，所以史前社会的框架才能建立起来。现在我们评价“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承认迄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头一尾，即原始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这两大段是很清楚的，成问题的主要是中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一段的复杂性主要在于，它同前后两头都有联系。从头上讲，它同史前社会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是连在一起的，从生产/生活方式的角度讲，它是该阶段的一种延伸，仍属于农业社会的范围。而从尾上讲，它又同近代工业社会相衔接，是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所谓“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按照不同的指标体系可做不同的归属。欧洲文明史的三期，其头两期相当于这一段，但它内部的阶段划分与上述几种指标体系都不一样，没有对称性。第一，它不是像狩猎采集到农耕畜牧或农耕畜牧到工业社会那样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只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种再划分，很长时间里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突变（所谓“停滞”乃是正常现象）。从前是茅草房、二牛抬杠，后来可能还是茅草房、二牛抬杠；从前亩产不高，后来亩产也不高，根本用不着奇怪。第二，它只是根据欧洲历史文化的“自然起落”划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至于马克思想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来刻画它们，这个问题也要重新考虑。因为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劳动形态的差异，即认为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奴隶劳动，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是农奴劳动，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是雇佣劳动。这种看法现在看来也存在一定问题。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对这一点已提出批评，指出“发达奴隶制”是特例而非常例；所谓“奴隶社会”奴隶未必多，所谓“封建社会”奴隶也未必少；而且两种劳动形态长期并存，界限有时很模糊。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分期，而是在于能不能用欧洲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农奴制去衡定世界其他地区传统文明的发展。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

有人发现用欧洲的古代和中世纪来衡定世界其他地区传统文明的发展有问题，便乞灵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但他们这样做，却并没有跳出19世纪历史学的“如来掌心”，表面上出此入彼，实际上还在原地。因为它与前者乃是同一水准的东西（只不过前者是看自己，后者是看别人）。

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以来，国内外有许多争论。有些人说这个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这事有点奇怪。因为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使用的地方很多，他前前后后看了些什么材料，讲了些什么话，现在都有案可查。搞不清楚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大家说这个问题搞不清楚，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这个概念本身缺乏明确指谓，带有模糊性。它的含义，现在一般有三种理解，一种是把它当作与整个欧洲历史并行，长期保持不变的社会形态（“特殊形态说”）；另一种是把它当作与欧洲古典时代并行或略先于欧洲古典时代的所谓“东方社会”（“古代东方说”，后者又叫“早期奴隶制说”；）还有一种是把它当作原始社会（“原始社会说）”。“特殊形态说”是在东西方之间划一道线，西方是五种形态，东方是一种形态。“古代东方说”和“原始社会说”则认为东方与西方一样，也有五种形态的发展。各种意见分歧为什么会这么大？问题不在“单线”还是“多线”（这种概念表达很不准确）。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是从晚期材料找早期形态，不能在概念上把早、晚分清楚。我们都知道，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萌芽，40年代他是用“部落所有制”一词表示先于“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前的发展，50年代他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排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这都说明他脑子里有一种比古代社会更早的发展。“特殊形态说”或“古代东方说”中的“并行论”，至少就这一点说，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对这种早期发展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第一，他在讲“部落所有制”时，虽然注意的是比古代公社和国家更早的共同体形式，但他却把这种共同体形式理解为父权制家庭的扩大，并且还提到隐蔽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这种说法从其实际估计到的东西来看其实都是相当晚的，并没有超出所谓“早期奴隶制”的发展水平；第二，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特征，往往都是以晚期材料为依托，是一个包含早晚各个时期的“沉积层”，一直可以拖到近代。如农村公社、大河灌溉、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等等，这些从现在看，虽然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某些猜测，例如某些公有制的残余或公有制的变形，但总的说来，这些概念都是很不准确的，不仅不能反映原始社会的特点，而且也不能反映东方社会的特点。所以若把它直接解释为“早期奴隶制”或“原始社会”同样也是很不合适的。因为这样的概念在当时还根本没有形成。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搞不清，也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这就是来自各种实际需要的理解。人们认为亚细亚或东方肯定是有某种不同于欧洲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仍感到说不清。这个问题，应当说只有通过实际研究才能解决，不能反过来求助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这种模糊概念。事实上，现代历史学家大都放弃了传统所说“亚细亚”或“东方”的概念。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实际上，现在只能就具体的国家和文化来讲，笼统的“亚细亚”或“东方”是不存在的。

总之，我们的看法很简单，对亚细亚或东方，即欧洲以外的历史应该做独立研究，这种研究仅以现已获得的知识而言已大大突破马克思时代的认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虽然包含了他对人类早期发展的许多猜测，但这种猜测，如果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说，在当时还是一个“混沌”。现在这个“混沌”已被凿破，它也就不再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题目上来。我们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很重要，但从根子上讲要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上一世纪历史学家的那种观察角度，要从头对中国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独立研究。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块。现代考古学家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旧大陆西端以地中海沿岸（西亚、北非和南欧）为中心的文明圈，一块是旧大陆东端以中国（或者还有东南亚）为中心的文明圈（印度介乎二者之间），一块是以中南美为中心的文明圈。中国文明不仅是东亚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传播范围广，而且还保持了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这种历史上的成就虽然并不能掩饰中国近代的落后，但却为分析研究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材料。西方历史学家对他们的近邻和亲缘文化如西亚、北非研究较深入，对印度和美洲也了解较多，唯独中国，他们知之甚少，相当隔膜。这与中国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应当占有的实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有责任把中国史的研究推向世界。

可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许多热衷于谈论“史学危机”的人，他们尽管在表面上对中国的史学现状牢骚很多，而实际上却不肯去触动史学界传统理论的根基，反而把我们批评的那种倾向发挥到一种极不正常的地步。在他们看来，研究中国历史，似乎只剩下一件事，这就是要证明：中国的传统文明无论显得多么辉煌，也终不免是腐朽的，因为它们非但不能挽救中国近代的落后，反而很可能是它的一种宿疾；而欧洲，无论其传统文明有多少落后面，这些落后面也毕竟有其“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导向”近代社会的线索。似乎欧洲工业社会不是由反乎传统社会之常的种种原因所促成，反而中国倒是从一开始就堕入迷途（有人说是“进化死胡同”）。这里面包含了多么严重的“回溯性差异”呀！

我们在上面说过，马克思曾把希腊看作唯一“正常的儿童”，而把其他古代民族叫作“粗野的儿童”或“早熟的儿童”。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观察角度变换一下，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中国本身也看作“正常的儿童”呢？我们相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后一角度不仅更加顺理成章，对于解释中国历史也较少凿枘不合之处。

二 中国历史研究的三大主题：分期、停滞与萌芽

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史上有很大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精神深处最敏感的东西，是典型的“中国意识形态”。过去，史学研究与政治宣传一向结合很紧密，像分期、停滞、萌芽、农民起义、清官、让步政策、统一和分裂、爱国主义等等，都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说是借鉴古代，镜子里照出的却是今人自己。现在整个形势变了，有的问题自然而然被人们淡忘或者干脆甩掉了，但有的问题，不管提法如何，你赞成不赞成，它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你是绕不过去的，像分期、停滞、萌芽三个问题就是这样。“分期”涉及到通常所说“封建社会”起点性特征的形成问题，“停滞”涉及到这种社会的惯性发展，“萌芽”涉及到它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可能性或方式。这三个问题从其涉及的实际问题来讲都很重要，但长期以来，人们用来研究这三个问题的“标尺”本身却存在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这一点。下面就这三个问题做一点具体讨论：

 

（一）分期问题

过去史学界关于分期的“争论”可归纳为五大派：

（1）西周封建论；

（2）春秋封建论；

（3）战国封建论；

（4）秦汉封建论；

（5）魏晋封建论。

其中主流派是（1）（3）（5）。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政治上的原因），（1）（3）两大派一直占统治地位，（5）一派受压几乎销声匿迹。但近些年情况有些不同，（5）一派重新抬头。这一派的观点本来很有影响力，特别是在所谓“中年学者”，即五六十岁的史学工作者中市场很大，持论者有不少是学界中坚。

上述派别，具体意见分歧很多，但基本路数是清楚的。西周派是以欧洲中世纪作标尺，着眼点是农奴出现的上限。魏晋派强调的是“综合年代学”，即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同步发展，实际是用古罗马去比秦汉，着眼点是“典型奴隶制”的发展及其废止的下限。战国派与二者不同，强调的不是“劳动形态”的演变，而是统治阶级这一面，即所谓标志地主阶级出现的“井田制破坏”，以及铁器的发明和推广，各国变法，等等。这些理论，都有一定间题。西周派对西周以后的奴隶制发展缺乏正面认识，也无法说明殷、周制度的根本不同（前人所说殷、周制度的差异现在多半都被否定）。魏晋派能够注意到西周以后奴隶制的发展，这是它的长处，但它往往仍是从“奴隶比重”（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重）这一点来立论。现在研究世界史的人大多都已承认，这一点是不能作为一种普遍标准的。另外，魏晋派强调“综合年代学”，认为彼此隔绝的文明有同步发展，也很牵强。有些属于这一派的学者私下里也承认，他们只是本能地感到秦汉与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即欧洲式的封建社会有根本不同，但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封建社会”，过去大家从这种“封建社会”得出的抽象理论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涵盖性，他们自己也是怀疑的。战国派虽然注意到中国历史的“自然起落”，即战国秦汉之间至少是有一道坎，但把“井田制”的破坏归因于“开黑田”，完全是异想天开。近年出土的郝家坪秦牍《为田律》、银雀山汉简《吴问》，还有许多材料现在都可证明：井田制的内涵和井田制的破坏跟过去大家猜来猜去的那种东西根本不一样。另外，这一派对农奴和奴隶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想从地主阶级的形成来找出路，也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东西。从理论上讲，它比上述两派显得更弱。

上述派别的共同问题都是拿欧洲历史作标尺，这是致命伤。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标尺本身是有问题的，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本身的阶段划分应当根据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况去做，比较应该是建立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另外，过去由于人们对欧洲历史的认识过于狭窄，他们对“标尺”本身的理解也是比较狭窄的。比如“奴隶”和“农奴”这两项指标是不是真正可以用来作划分阶段的依据，这点本身就值得重新考虑。因为第一，各个历史时期，往往劳动形态不只一种，可以并存和交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农奴类型”的劳动形态和“奴隶类型”的劳动形态都有较早的发展和较长的延续，早晚形式也有许多差异。第二，现在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一再证明，农奴制即使在欧洲中世纪也不是唯一的劳动形态。

现在我们重新认识分期问题，似乎应当改变一下角度：

（1）我们应该对中国历史的“自然起落”给予足够重视，而不要过多地从外面给它加上种种规定，例如商周到秦汉这一段，其间国家形态从半血缘性的组织（宗法组织）到地缘国家的形成，就是很明显的阶段差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身份变化是与此相应的，各种劳动形态前后也不尽一样，这就应当算是一个阶段。

（2）我们应该注意，上述分期是传统农业社会内部的再划分，其阶段划分要比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畜牧，或从农耕畜牧到工业社会这样大的历史变更小得多。如果我们不能综合把握传统农业社会在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特点，而只是抓住一两项因素，便很难把握其中的变化。

（3）传统农业社会有它的某种惯性发展，有时不一定只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也可以分成更多的阶段。分期是为了反映实际的发展。

 

（二）停滞问题

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王朝循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能进化的一种表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没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如果我们不带感情地去看，倒可以认为是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标本。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大都充满断裂和错位，对研究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形成许多外部干扰。可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大家很难不带感情地去看问题。我们在上面说，现在形势变了，许多旧说法被抛弃了，但并不是说大家在历史认识的动机上就完全“透明”了，和政治背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私下同一些朋友交换看法，了解到他们当中有一种基本倾向，就是他们可以不谈分期，直接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填充空白，把分期问题绕过去。这似乎有一个便利，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直接引出“停滞”说，把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捅出来。所以他们最热衷于做“停滞论”。这后面根本的东西还是“四人帮”垮台后，大家痛感中国太落后。这个感情问题，现在几乎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近代意识的启蒙总是要带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是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经起点（我们从鲁迅的作品可以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但这也仅仅是一个起点。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曾谈到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所走过的一段弯路。他说，过去不少人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它的停滞性，这是不对的。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欧洲人曾羡慕中国的“一元化”官僚统治，因为他们当时的君主专制没有这样有效率的一套东西。但后来，他们要批判王权，看法又急转直下，认为这种制度压抑个人自由，结果形成与东方专制主义论互为表里的中国社会停滞理论。他说，日本人为了“使自己处于与西欧的近代同等的位置，以树立近代的自我意识”，也曾接受过这种理论。但后来，他们却感到这样不行。他说：“对我们来说，所需要的既不是通过这种对中国的看法使自己的存在成为命中注定，也不是从这种看法中摆脱出来，立即使自己处于与西欧的近代同等的位置。可以说，这两者都是受了停滞论的束缚，都不是想要作为自己的问题来主动地掌握东方以至东亚的历史结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首要的是从摆正自己的历史位置这一立场出发，从停滞论的咒语中解放出来。”这段话真是太精彩了。

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几乎不能不动感情，但感情用事是很坏事的。我们研究它，既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近代以来的落后，也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先前如何地阔”。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有很辉煌的成就，而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这都是事实，根本用不着证明。我们研究的本来应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本身，以及这种运行机制如何在一定条件下被打破，从而形成结构性突变的可能性问题。

中国史学界关于停滞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研究。第一，它是以对历史分期的理解为前提。通常人们讲“停滞”，不是说中国史前社会停滞，也不是说中国早期文明停滞，而只是说“中国封建社会”，即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前身的那种社会长期停滞；第二，这是对照着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而言，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是否可能导向“近代化”为问题的归宿，因此与“萌芽”的问题也分不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旧的“标尺”是如何经常地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因为“停滞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一种事实为前提，即欧洲中世纪社会有一种“导向”欧洲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中国的“近代化”却是外来传播的结果，似乎没有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很多“停滞论”者由这一点出发，往往拿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的中古时期进行比较，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不发展”的原因。他们提问题的方式总是“中国为什么不是那样而是这样”，但他们却很少考虑“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是这样，而欧洲又为什么会变成那样”。这样做，不仅会把中国历史简单化，也会把欧洲历史简单化。因为欧洲工业社会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突然出现，而且成为一种绝无仅有的个例，这需要许多条件适逢其时地集合在一起，形成结构性突变。这种复杂的突变，如果没有背景参照，只是从结果一步步推上去，很容易造成“回溯性差异”。特别是有些人只注意“导向”性线索，以为只要能同结果串联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原因”，等于说“只有一个精子也能受孕”，实际上是线性因果论。这样解释欧洲历史，本身就不行；再移来说明中国历史，问题就更大。结果也就会见不怪而以为怪，甚至埋怨起我们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宗教统治，为什么不是四分五裂，为什么没有典型农奴制，为什么吃粮食不吃肉，为什么不……等等等等。

 

（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直接参照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而来。过去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出发点往往是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很模糊。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当然要从欧洲历史的事实出发。国外学者现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有些问题搞清了，有些问题还存在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越来越明显，证明我们过去的许多简单比附是靠不住的。

研究中国的“萌芽”，同研究欧洲的“萌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有中国自身的背景问题。过去研究“萌芽”，往往是要证明中国有可能在不依赖西方社会的情况下单独实现自己的近代化。这种“近代化意识”和我们讲停滞论所提到的那种“近代化意识”正好是两个极端。后者一般都倾向于否定“萌芽”，并且自觉不自觉地都是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在东西方之间划一道大线。用“萌芽”说来支持中国单独实现近代化当然不可取，但后者对问题的理解也有毛病，也是把中国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隔绝开来。

近来对“萌芽”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它往往采取“因素论”和“系统论”对战的形式。讲“因素论”的可以说，“萌芽”不但有，而且可以早到战国，因为那时有过商业繁荣，也有过雇佣劳动。总之，有过各种资本主义的“因素”。而相反，讲“系统论”的也可以说，中国不仅过去不曾有过“萌芽”，而且近代也未曾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今后也绝不会“出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可以怪到这样一个程度。

研究萌芽问题，我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它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史实刻画的问题，而是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从整体上理解近代工业社会在世界上发生、演变和传播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较大的视野。作为对比，我想农业文明的发生、演变和传播也许是有启发性的。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农业的出现也是带有全球性的革命。地理大发现时，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落后文化”并不像最初想象是那么原始古老，而是绝大多数都已进入农业阶段。少数没有进入者，也往往是在门坎上。农业的发生带有多元性，但这种多元发生最初也并不是那么普遍。它是各种适宜条件耦合的结果，受到自然环境的苛刻限制，最初发生的地点相当有限，是从几个点先发生，然后逐渐形成一种“适应辐射”，影响到许多边缘地区的发生。后者在地域分布上和发生时间的早晚上都呈现出一种阶梯层次。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后发类型是一些在不同环境下出现的新的适应类型，而绝不是单纯外来传播的结果，但我们仍然无法同意，所有这些后发类型和原发类型只是时间上有差距，原发类型的出现不会改变其适宜条件的耦合机制。

对比于这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现代工业文明，情况就更明显。它的发生条件显然要比农业还要苛刻，在所有传统文明中是唯一能够破壳而出的一例，说明选择性更强。它的传播也非常快，不像农业要花上万年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二百年就能征服世界。这些与农业文明的发生都是很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设想，中国或其他文明也有一种接近临界点的趋势或者所谓“潜结构”，就像在农业发生之前有所谓“强化采集”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谈论它们独立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这不仅需要假定没有传播，而且还需要凭空设计一整套新的耦合机制。这对已经发生的结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现代意义的任何资本主义发展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之后的发展。这是我们谈论萌芽问题时不应忘记的一个前提。我们应当明白，资本主义本身是个历史形成的概念，不仅萌芽与早期不同，早期与晚期不同，原发型与后发型不同，而且今后仍会有许许多多新的变化，难以估计到的变化。近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派生物（不仅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有关，也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结构”不能完全看成是静态的东西，所谓“潜结构”也是这样，只有放在这个历史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我们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相反，我们倒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一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系下，时而开放，时而封闭，从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中摸索着创造一种新的适应类型。所谓“潜结构”的形成虽然不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过程，但这个问题既没有被绕开，也没有一下子就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对萌芽问题的关注，不妨把眼光放得离今天更近一点。

三 对近年来若干史学新著的一点印象

近年来中国有几个人向史学界投了“炸弹”，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一是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1、2期）和《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二是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学习与探索》1979年4期），三是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年2期）和《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在中国发展起来》（《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2期）。

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研究“停滞”，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近代化。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四位学者，除刘昶是专业研究历史，其他几位都是搞自然科学出身。金观涛是以控制论来解释历史现象，陈平是从生态环境和食物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这些都使他们的作品带有一种新颖特色。正是由于有这些作品的出现，所以才引出了一场要不要和怎样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的讨论。

现在史学界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很不一样的。做具体研究工作的人往往只是从细节上着眼，从史实出入上去否定它们，并且往往不屑于作公开评论；而搞理论的人，有些原来是典型的旧派，现在则转得比较快，也都“咸与维新”。我们的看法是，上述作品对宏观问题和方法论很重视，做了积极尝试，这是应当肯定的。他们的有些提法，比如陈平指出，研究历史要注意环境问题，注意问题的“初始状态”和“边界条件”，也是富于启发性的。可是这些研究也有一些根本弱点，那就是他们对实际历史问题的处理往往都是借助于转手的材料，对材料本身没有审择，因而实际上沿袭了旧的理论。方法虽然是新的，但观察角度和基本提法很多都是旧的，在结论上并没有真正的突破，很多只是把旧的理论换了一种描述。这也就是他们现在能被旧派接受的原因。

在这方面，有不少人现在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史学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更新问题。甚至把问题弄成好像是“三论”和“乾嘉考据”的对立。他们以为过去史学界的工作主要都是在“搅史料”，搅到现在其实早就够用了。作料已经齐全，只要换个炒法就行。事情恐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过去史学界一直是有两种工作，一种是在那里搭架子，如通史一类东西，讲的都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代表当时各大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种是具体研究，其中包括“搅史料”。后者虽然有一定独立性，但在范围和方向上受前者影响和支配，两方面的问题是拴在一起的蚂蚱。上述作品，其基础性的东西都不属于严格的史料考据层次，而是从“搭架子”那一类东西直接做起。这些东西对他们说来好像都是材料，但其实却是过去历史理论界提炼出来的一些讲法或例证，很多不是材料或不单纯是材料。如果捡现成，那是极危险的。实际上，旧的理论从框架到细节都有许多需要重新审查的地方，都有一个“重新做”的问题。

至于讲到方法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倾向是不好的，就是有不少人是在那里“玩”方法论，好像过去所碰到过的“贫下中农用毛主席哲学指导种田”那种味道。方法论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类似于苏格拉底所说的“产婆术”，是起辅助作用的东西，不能代替“生孩子”。上述作品中，金观涛夫妇的作品方法论色彩最突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切理论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涉及面也极广，从分期到停滞，从停滞到萌芽，几乎一切能够涉及的东西全部涉及到了。其方法论的使用主要是在结构的形式刻画方面，从方法到问题，中间缺乏转换层次，显得比较生硬，很多基本问题，像他讲的所谓“大一统”之谜，像宗法制，像中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官僚制度，等等，很少有什么新的认识，特别是对研究停滞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王朝循环的社会/经济机制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基础工作没有搞上去，结构分析也就无所附丽。在这方面，陈平的文章要稍微好一些，他至少还是从环境和食物结构这样一些问题入手。陈平的文章，问题是在另一个方面，即他研究环境问题和食物结构问题，并没有注意到世界上研究这类课题已经形成的一整套研究方法。他所讲的环境和食物结构都是想从根子追起，但实际做起来却往往相当笼统，缺乏时空概念和与具体文化之匹配性，这和世界上的同类研究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国外研究农业对一个文明的塑造作用，都是讲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变化，重点是在史前而不是历史时期，所谓环境不是拿今天的中国版图和欧洲版图来比，而是要讲一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环境，比较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比较。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展，还是空白。

另外，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比他们批评的旧理论还要浓厚。在这方面，金观涛的作品问题小一点。他是主张两个顶峰，认为传统社会，中国是顶峰；近代以来，欧洲是顶峰；将来圈子兜回来，中国可能还是顶峰。这是受汤因比的影响。陈平就不一样，他对中国传统文明有许多埋怨，而且可以说是从根子上恨起，恨中国土地负荷高、人口密度大，恨中国吃粮食不吃肉。而问题最大是刘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没有完成欧洲那样的“封建化”，内部是单一小农结构加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外部是游牧生存圈的包围，等等。他们的许多说法，不仅在历史事实上有出入（如对欧洲“封建化”的理解，如以为欧洲中世纪吃肉很多，而更大的出入是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观察角度有问题，对事情的评价本身有问题。比如中国土地开发程度高，造成土地负荷高、人口密度大，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项，本来如果不带偏见地去看，应该认为都是中国对传统文明的一种巨大贡献，是一种很高的成就，但现在却被反过来看，认为是一开始就走上绝路，一开始就不如欧洲。这对历史实在是一种讽刺。

我在上面强调了方法要同研究对象紧密结合的问题，反对把它孤立出来谈。但这并不是说方法的问题不重要。相反，我认为史学界确实存在着一个方法更新的问题。

方法的更新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得很窄，好像就是一个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三论”的问题。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我们认为：

（一）史学研究今天仍然离不开传统方法，如各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中有许多是从自然科学中来，或受自然科学启发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国外的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以及它们的理论方法很多就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受上一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影响。这些方法不仅今天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必要方法，而且有很大的更新。在这方面，考古学是很典型的例子。“新考古学”出现后，一方面它把课题弄得很大，把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复原都包括了进去，与历史学的界限已经很难区分；另一方面，它又搞得很细，用某些带有综合性的课题（如农业起源、城市城源），把许多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串连了起来，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协作关系。

（二）史学方法并不限于“三论”或所谓“新三论”。“三论”是从自然科学中提炼出来的一般分析工具，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有帮助是肯定的。但它们主要是用于现象的形式刻画，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再加工，不是“点金术”，应当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更密切的结合。

（三）史学方法也并不限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近来已有一些人指出，西方一直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人文科学的很多问题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处理的，而是要由另一套方法来处理。它包含了文化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包含了康德的影响。这种看法带有现代意识的分裂特征，我们倒不一定这样看。但现在自然科学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在许多方面还显得非常无力，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研究历史的许多方法，按照科学的一套标准来衡量还非常不科学，就认为它们一无足取。相反，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很大长处。例如近来有不少人指出，国外受心理学、文化学、语言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一些新方法可能要远比“三论”等东西更有说服力，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另外，谈到方法问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现在大家对历史学界的“考据成风”颇有批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认识，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考据成风”是什么意思？我想主要是指大家忽视或有意回避宏观课题的研究，只满足于积累性的进步。比如有不少人认为大问题的解决都是靠小问题的解决一点一滴凑起来的，或者觉得研究大问题容易凿空，不如研究小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些看法当然有片面性。但我认为这里问题并不是由考据本身造成的。考据只是手段，而且是较低层次的手段，本身不能对此负责，问题是出在课题定向上面。有人曾讲过，学科进步是“蛙跳”，不是靠“吸尘器式”的研究。现在有些人对旧的理论提法有反感，觉得与其假、大、空，还不如来一点实在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只有“吸尘器式”的研究行不行？恐怕也不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学科的进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课题定向，课题定向的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的研究就会“转轨”跟上来。从表面上看，它是把过去的研究甩掉了，而其实呢，却往往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把它接起来。新理论的提出，一方面使人们的观察角度改变或者视野扩大，而另一方面也使具体研究更趋深入和精密化，两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大家现在所说的“考据成风”，说到底，乃是人们不能摆脱旧的研究课题束缚，仍在旧课题的既定轨道上做惯性运动的一种表现。问题不是出在微观，而是出在宏观。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自己的一套路子，它很强调考据功夫。这种功夫，从其精神实质，从其技术特点讲，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语言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实际上也都很有“考据精神”，只不过中国的考据，就其狭义的理解而言，主要是指史籍考订的一套办法罢了。

关于考据学，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一，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手段，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没有对等性，根本谈不上用谁代替谁的问题。第二，它的应用范围虽然主要是在史料整理层次，但不能认为它与宏观层次完全无关，有些关键性的考订，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在这样的问题上栽跟头，可能导致论证全面垮台。

现在不少人对传统考据学存在不少误解，或者虚无抹杀，以为都是陈糠烂谷子；或者望而生畏，觉得清代考据学家把古书搅了一个遍，他们的功夫我们已无法企及。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并不是。

清代考据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并不是不可超越。

首先，它的研究范围就很有限，对象主要是经书。经书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重要的史料，把这部分史料搞清楚，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基础工作。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它，绝不是偶然的。但它对经书以外的先秦史料，如诸子，特别是那些非显学的诸子，研究得就不是很充分。再比如清代考据学力图辟除宋人的空疏，比较严谨，这是人所共知。但它也沿袭了宋学的一些流弊，如其辨伪学，就错划了不少伪书，一直对近代的疑古派都有影响。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为精密，尤其是在所谓“小学”的研究上，成绩最突出。中国古代的“小学”是研读经书的看家本事，主要是语言学的训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这三方面，它在训诂学上的成绩最突出，是采取直接上溯汉代经说的办法。汉代经说距古最近，为我们保留了最古老的一批训诂学线索，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线索。所以，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脱其范围。但是我们应当指出，清代考据学当中的文字学和音韵学，却不能同近代以来的研究相比。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清人仍不能脱出“许学”即“《说文》之学”的范围，由于迷信许学，他们对许学之外宋以来的古文传承采取抹杀或无视的态度，对真正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知识也很贫乏，与今天的古文字学研究有云泥霄壤之别。在音韵学的研究上，它也无法与现代语音学和比较语言学引入后的研究相比。另外，清人偏重字面解读而忽视义理和大体，也妨碍了宏观的综合研究，这一点连清人自己也有批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被“考据学”吓倒，打算对史料考据层次的东西采取“绕着走”的态度。相反，如果我们能在课题定向上具有新的眼光，上述诸种方法的运用可能都会取得新的更具光彩的成就。所以我们说，在史学方法问题上，解决课题定向，在今天才是第一位的。

失记年月

（原载《知识分子》3卷4期［1987年夏季号］，115—122页［笔名：吴欣］。此刊物在美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