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独夫董卓
英雄辈出，须以魔鬼播恶为先导。独夫造乱世，乱世铸英雄；魔鬼摧残世界，豪杰收拾河山。追根溯源，魔鬼乃英雄的乳娘。正是大宦官赵高的倒行逆施，才召唤出秦末陈涉、刘邦、项羽、韩信等一大批风云人物。欲进入曹操、诸葛亮等豪杰为代表的汉末英雄世界，我们也该先行审视大魔头董卓。
董卓（字仲颖）是个可怕的名字，会使我们想到桀、纣等上古暴君；西方读者读到《三国演义》，脑海里恐怕也会浮现出古罗马暴君尼禄、卡利古拉的形象。虽然董卓没有君王的名分，但把他说成暴君未尝不可。在古希腊语里，“暴君”和“僭主”是一个词，古罗马皇帝原本只是手握重权的独裁官，与中国家族世袭制皇帝不是一回事，与董卓的实际地位倒颇为相近。就董卓生性的狼戾狠毒及造成危害的深度、广度而言，只有最暴虐的帝王可与之相提并论。
董卓生年不详，从他早年的经历中，我们较难看出他兽性人格的发展轨迹。当然，身为一个体内杂有羌、胡部落血统且一直与蛮族部落首领有着不错交情的莽夫，董卓与草原上食肉动物打交道的机会想来不少。董卓是凉州临洮人，发迹颇早，曾长期在荒凉的西域为官。他为人称道的武艺，与射术有关：膂力过人，可以把弓拽得像一轮满月。高明的射术，用于疆场上的贴身肉搏或短兵相接效果甚微，草原畋猎却正好大有用武之地，故射箭历来是游牧民族的首选技艺。董卓形象的标志特征是：骑在马上，左右各挎一只箭袋，“左右驰射”，伴随着阵阵粗豪狂笑，一只只猎物发出临终前的哀叹，包括同样被他视为猎物的“万物之灵长”。
一个政治肉食者，为实现政治野心，他懒得区分动物与人的差异
董卓是一个政治肉食者，为实现政治野心，他懒得区分动物与人的差异。他早先握有权力的地方“山高皇帝远”，平素又喜欢与蛮性未脱的羌人“豪帅”一起杀牛宰羊，呼朋引类，其思维方式及处世准则，难免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更多地遵循所谓的“狩猎者规则”。
在汉末时期，有两个人最为飞扬跋扈，暴虐张狂，一个是董卓，另一个是袁术（字公路）。董卓曾以太师自居，一度还想效法姜太公，自封“尚父”。袁术更可笑，由于侥幸获得一枚传国玉玺，再加曲解、迷信一则童谣“代汉者，当涂高”，以为坐实在自己身上，遂声称“若不为君，背天道也”，公然自封皇帝，致使几个愚笨婆娘整天为莫须有的“正宫娘娘”名分争吵不休。回过头来我们又发现，论能力和才学，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小丑，差不多又是最低下的。将董卓与袁术甚嚣尘上的权势，视为历史老人在某一阶段的打盹，显然不切实际。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出现了，如果无法从个体心理学上解释，就必然可从人类心智构成上得到解答。
就董卓而论，除了特殊历史机缘的成全外（这是免不了的），此人反常乖悖的性格特征，由于超出寻常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的度外，反而因其震慑骇怪的心理效果，使世人在一时不知所措之后，目瞪口呆地促成其权势的集结。这是政治角斗场上特有的“黑马”现象，通常，在一个瘫痪的社会，其成员的集体心智往往脆弱不堪，一旦外界强力猝然杀到，最有可能造成社会的间歇性痉挛和大众的神经质匍匐。
在董卓进入东汉帝国政治中心洛阳之前，这座城市正连同自己统治的庞大国土，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夕。此前的“赤眉”农民起义，已使洛阳疮痍满目，宫倒墙摧；大面积的饥馑，加上雨雪蝗虫，也使整个国家充满嗷嗷待哺的饥民。汉初实行的分封诸侯政策，经历三百余年运作，这时也弊端尽现，使国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各拥兵权的士族豪强。与此同时，御座上的君王不仅在比赛着谁更短命，还在较量着谁更昏庸无能，幼帝频现亦使太后专权成为东汉特有的政治形态；到汉灵帝时，帝王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只现出一副弄臣的嘴脸，热衷于“西园弄狗、驾驴取乐”。皇帝提出的修宫室、铸铜人、造万金堂、建“苏州街”、增收赋税等昏庸主张，都起到了加速王朝毁灭的效果。先是牵连甚广的“党锢之祸”，将一大批帝国精英送上冥府，接着以“十常侍”（实指十二个把皇帝逗得团团转的大太监）为代表的宦官政治，又进一步分散了朝廷权力，削弱了政府机能，削减了皇权威望。皇帝因担心成为绿头乌龟而残忍地将某些男人去势，殊不知这些因丧失男性正常机能而变得心理错乱的家伙一旦“手握王命，口衔天宪”，危害又远过于祸害几个美丽宫女。这一帝王的视觉盲点，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可称比比皆是，东汉末年更是登峰造极。
终于，在184年引发一场百万民众大起义，那支头缠黄巾的乌合之众虽然只坚持了一年左右（其余部仍爝火不息地烧了很多年），便遭到以皇甫嵩、朱儁、曹操为代表的政府军无情镇压，但毕竟也使政府受到重创。这是宫廷阴谋的多发季节，仗着贵为太后的妹妹的势力，一个屠夫出身的莽汉何进掌握了帝国的军权，他与“十常侍”的权争日趋白热化。为了加强自己势力，提高自身赢面，何进不计后果地做出了一个选择：借助外来军事力量，剿除异己。结果，何进刚刚与“十常侍”两败俱伤，双方或尸横洛阳，或命殒河中，他此前假借君王诏命召来的外部军事力量董卓，后脚就踩着尸堆进入了都城。
那正好是一座瘫痪的都市，朝柄散落，似乎谁捷足先登，谁就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实际掌权者。
董卓成了捷足先登者。可以想象，这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恐怖之都，无论活着的朝廷官员还是寻常市民，都处于某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神经质状态。虽然不值得提倡，但纯粹从权术角度考察，此时采用高压恐怖政策，对于迅速掌握权力，当会立收奇效。无巧不巧，权谋无几的董卓，即使什么都不会，说到实行恐怖政策，却是百分之百的大行家。此外，说到为人的机警诡谲，小奸小诈，董卓也不在任何人之下。
他会不会是母狼叼大的呢？
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董卓没有体现出统军之才，战功与同期皇甫嵩、朱儁不可同日而语。他最大的一次战功是：当别路军队纷纷溃败时，只有他统领的军队“全师而还”。凭这点小计，他竟然得以升官封侯。然而，皇帝若有着最起码的智力，也当早早看出董卓的桀骜不驯。因不愿接受皇甫嵩调度，董卓曾以兵士情绪为借口，婉拒皇上多次诏命。正如大型食肉动物在出击时总是相当谨慎一样，董卓这头西北大虫，此时也在距洛阳不远的驻地，一边窥视京城，一边“咻咻”地吐着布满血丝的舌头。
虽然欠缺古来良将的风范，但董卓作为一军之将，仍然颇受部下爱戴。原因不外是，董卓部下多为凉州兵，亦即一群当时尚未开化的草莱之民，他们性情粗犷，嗜杀成性，不念人伦，奉行着某种与中原战士大相径庭的沙场规则。除非一个人具有董卓般的超人膂力，并且比其中任何一个士兵都更为凶残，更能大碗喝酒、谈笑杀人，不然，驯化这些家伙将无比艰难。
董卓天然具备“贼人王”的能耐，他以某种部落酋长的方式实行强力统治，也历来擅长用强盗义气团结下属：凡抢劫抄掠所得，一概赏赐兵士。董卓本人在残忍方面的出众想象力，对于激发这支“虎狼之师”的士气，也起到了可怕的促进作用。
董卓军队人数上并无优势，步兵骑兵加起来不过三千人。然而没多久，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成功地使人改变了这一看法：每隔四五天，他让进入洛阳的士兵晚上偷偷溜出城去，第二天再重新整装进城，如此循环多次，洛阳市民遂以为，董卓大军正源源不断地前来。我们刚要对董卓这点计谋表示欣赏，转眼便被他下一个举动弄得不敢吭声：他白天率领兵士外出抢劫，在集市上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突然发动袭击，割下他们的人头绑在马车边或兵士的腰间，再凯旋回城。集市上的妇女则被他的士兵像圈羊般直接拖拽到营帐里……董卓希望洛阳人民知道，自己又打了一场大胜仗。
强人效应在董卓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他的强人姿态一旦得到世人认同，使自己迅速走向更强，就毫不困难了。前大将军何进手下群龙无首的兵士，被董卓整编入伍；他唆使吕布杀死了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约当中央卫戍部队司令，光武帝刘秀尝戏言：“仕宦当作执金吾。”），丁原的部下也被呼啦啦地划归董卓帐下。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素来漫不经心的董卓，早在进入洛阳的第一天，就萌生了重新安排皇帝人选的想法。须知终曹操一生，都没敢真正付诸实施这个计划，而在董卓眼里，就像更换当晚宴席上的菜单一样容易。当然会有人表示不服，那好说，比如司空张温对董卓有所失敬，董卓即随意诌一个借口，说他勾结袁术，遂把张温活活杖杀。罗贯中曾以合理想象，改变了张温的死法，在小说第八回里，出现了如下描绘：
又一日，卓于省台大会百官，列坐两行。酒至数巡，吕布径入，向卓耳边言不数句，卓笑曰：“原来如此。”命吕布于筵上揪司空张温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时，侍从将一红盘，托张温头入献。百官魂不附体。卓笑曰：“诸公勿惊。张温结连袁术，欲图害我，因使人寄书来，错下在吾儿奉先处。故斩之。公等无故，不必惊畏。”众官唯唯而散。
非常生动，对董卓肯定算不上诬陷。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也不时看到类似手腕，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杀死比尔Ⅰ》中，日本女魔头曾在席中瞬间割下一人头，再于四溅血光中，向众客嫣然一笑，帮主之威由此立定。
吕布，董卓新认的干儿子，无论就形象的靓丽、肌肉的结实还是对他人构成的威慑力，都活脱脱像一头雄性金钱豹。
这以后，董卓训斥、发落皇帝及诸位皇亲国戚时的派头，变得极为挥洒自如。他指责少年皇帝“缺乏一个儿子起码的孝心，完全没有君王风度”，便把他从御座上赶了下来，废为“弘农王”。不多久，突然嫌此前做法不够麻利，又朝那个可怜孩子（他还真是个孩子！）的喉咙里，灌入一杯毒酒。董卓指责太后“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把她迁出皇宫不久，照例又赐上一把刀。——董卓不是君主，但观其所作所为，即使所谓“太上皇”也无法望其项背。
一个喋血枭雄的真面目，就此在世人面前展开。历史有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就遭殃程度而言，百姓也可说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可怕机会。皇帝当年聚敛的大量财富，仿佛一笔特为董卓预存的钱款，专候董卓领取；皇帝后宫中的众多佳丽，也恰好成了董卓士兵的“慰安妇”；一群会说人话的野兽，在都城周围方圆数百公里内，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烧杀抢掠。滥杀无辜既已毫无新意，刑讯逼供遂以其合乎兽道的趣味性，得到全面施行。人们寻常用来对待牲畜的烹饪法，在董卓的杀人术中也得到了广泛借鉴，或烹或煮，乃至用猪油先将被煮者全身涂遍之类令后世史家笔尖发抖的方法，都在董卓的纵情大笑中得到了演示。这个人既是那样毫无人性，希望他在对待女性时有所收敛，显然也不切实际。《后汉书·皇甫规妻传》中，一位才貌双全的无名女性，就被董卓鞭挞而死。
董卓从游牧民族学来的智慧是：当某地青草被吃光以后，立刻卷起帐篷，寻找新的生存点，此所谓“黑车白帐，择水草而居”。这样，当以袁绍为盟主的各路诸侯“传檄天下”，准备用军事手段声讨董卓之时，董卓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迁都决定，把首都迁到长安去。
迁都，意味着数百万人口的大迁徙，在洛阳至长安之间，一股茫无边际的难民潮，无休无止地蠕动着。死亡，不断有人死亡，整批整批地死亡。死于饥饿，死于恐惧，死于惊恐发作导致的自相残杀。难民所经之处，唯余森森白骨。与此同时，董卓唆使部下，在洛阳大肆抢掠，挖开每一座坟墓，搜刮墓葬中最后一件殉葬品，然后放一把野火，烧尽汉家陵阙。火烧洛阳，也许是出于某种军事上的“坚壁清野”需要，但这份暴虐（且不说还有向敌示弱的愚蠢），则是亘古未闻。罗马皇帝尼禄烧过自己的都城罗马，但只烧了一小部分，且原因也只是出于一种顽劣暴君的神经质，手笔比董卓差得太远。
在距长安250里的地方，又一座阿房宫高高地矗立起来，那是董卓的私家庄园郿坞。我们知道它的外墙高度和厚度竟然与长安城墙相同，“高厚七丈”；我们听说坞中所藏珍宝还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各种“奇玩积如丘山”，储存的粮食即可对付三十年。董卓无所顾忌地把郿坞命名为“万岁坞”，官员经过这片宝地时，必须下马行礼。郿坞富可敌国的规模还可从如下史实中略窥一二：董卓兵败身死后，为抄没郿坞家财，司徒王允竟派去一支五万人的军队。
有一个事实似乎与董卓的总体气质不甚谐调，那就是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并没有漫无节制地分封自己嗜血成性的部下，倒是提拔了不少素以忠勇体国著称的贤人士大夫。然稍一细想，这事也绝无可怪之处，人性中每每两极相通，通常越是粗豪不文之徒，越可能对文人表示钦敬，汉末时期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著名旁证：莽汉张飞历来爱勾搭文人贤士，倒是平时经常读读《春秋左氏传》的关羽，对读书人较少看得上眼。我们若将此视为“草莽定律”，即使撇开心血来潮的成分，董卓抬举、重用某些读书人，也完全无法改变我们对他的一贯看法。何况，他提拔读书人的方式，也是草莽式的。
东汉著名大学士蔡邕，曾在一月之内被董卓升了三次官，蔡邕答应出来任职，乃因董卓放出狠话：“你若不来做官，我杀尽你全家老小。”“你怕我吗？”董卓有次这样问皇甫嵩。他希望这位当年军阶在己之上的朝廷重臣，能屈膝向他求饶。之所以这样问，也许正泄露出董卓曾忌惮这位天才将军的事实。皇甫嵩的回答是：“岂止我一人怕你，若你大行无道，天下都将为之悚惧。”
董卓倒没有杀死皇甫嵩，他也许正在思索皇甫将军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使天下为自己悚惧，这是否也会在他内心产生极大恐惧？这个心理学上的课题，由于很难找到合适个案，只能姑且存疑。我坚信，说到恐惧，没有比暴君的内心更强烈的了，一个人残暴的程度，往往与他内心惊恐的程度成正比。大智大勇，应该被视为一个因果词组，意思是，唯大智者方能具大勇，正如唯不卑者方能不亢，反之则不成立。
何况，就现实而论，董卓也有恐惧之由。此前，在国土东面，已经聚集起一支反抗他的大军，其中就有几个决意与他为敌的对手。他在洛阳时就知道曹操，一度还想让曹操替他做事。曹操逃走后不久，率领一支只有五千人的军队，试图打回洛阳。虽然曹操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但董卓毕竟自此不敢再存东进之念。
另一支打上洛阳城头的军队，着着实实让董卓领教了厉害。孙坚，区区一介长沙太守，竟然孤军深入，将董卓手下打得节节败退。在距洛阳九十里的帝王陵墓间，董卓曾亲自出马，与孙坚做一对一的决斗。肥胖的董卓虽膂力惊人，终奈何不得身手矫健的孙坚分毫，多亏手下援手及时，才免于一死。我相信，这场陵墓边的厮杀，定会给董卓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他虽然把首都迁往了长安，自己却还留驻在洛阳，自封的官职也由此前的“相国”升格为“太师”，也许内心还在盘算着日后的篡位美梦，没想到，由于“孙坚小戆”的存在，董太师竟然连洛阳都待不下去了，只能落荒而逃。
董卓有所不知的是：在他当年侮慢司空张温时，正在张温手下的孙坚，曾罗列了董卓三条罪名，竭力主张杀掉他。只是张温的脾性过于“温”了些，才使董卓免于一死。也可说，他欠孙坚一条命。
一个人若想造福世界，通常总需要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若执意荼毒人间，成为千夫所指，一般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造孽同样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毁掉的。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兵士埋骨沙场，使一座伟大都城瞬间黄钟毁弃，难道不至少需要十年连续不断的破坏，才可能达到吗？董卓的回答是：不，只要三年就够了。
这是文明毁灭史上的惊人特例，据裴松之记载：董卓从握有大权到身首异处，“计其日月，未盈三周”,“三周”即三年。这样的毁灭，只有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为首的西班牙殖民军对印加帝国的蹂躏，差堪比拟。董卓死后，他那两个野蛮部将李傕、郭汜，也曾把长安城打得疮痍满目，不复有人间气息，所谓“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当然这是后话了。
汉朝自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近四百年的煌煌家业、文功武略，只在短短三年内，便尽遭毁坏，从此再也无法复苏。谁说浑球不足道？推动历史前进，固然需要一代乃至数代精英持续不断的努力，还得加上若干好运；欲把世界搞砸，却简单得很，一个凑巧获得巨大权力的超级浑球就够了。本来，假如董卓具有雄才大略，他当年来到洛阳时，正遇上千载难逢的治理整顿的良机，给东汉政权造成极大危害的宦官和外戚集团，正好相继泯灭，黄巾军遭到镇压，百废待举，人心思定，对于奋发有为之士，那原是天赐良机。可惜，董卓不是那块料，东汉政权自此走上一蹶不振的不归路。
董卓死了，是被他身边那头金钱豹咬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