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可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1万余种，近10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通过文献和亲闻目睹的情况，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书籍，最早是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此后，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在编写上有所原创的著述，也有一些，但并不多。为全面反映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专家学者，历经七年时间，汇集毛泽东批注评价和引用发挥一千余种著述作品的材料，编纂了一套《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编。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点地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人们常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也越大。毛泽东博览群书，所拥有的世界之大，从11大类的阅读范围，即现出轮廓。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在那个年代知悉和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却引为政治语言素材，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是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19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形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他喜欢读哲学，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读史其实是个大概念。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他读的西方著述并不算少。
青年时代，毛泽东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1959年5月15日会见外宾时，他还回忆说：“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当时，他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做的笔记，毛泽东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做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这与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有关。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