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亚当·缪勒：浪漫主义的代表

若非施米特对亚当·缪勒毫不留情地批判，缪勒的名字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或许早就被人遗忘了。然而，这对于施米特写作的背景——“一战”结束后的德国而言，却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随着亚当·缪勒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一战”以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缪勒在知识界颇受欢迎，他的著作被当作严肃的政治哲学论著被人们作为证据来加以引用，甚至有人称其为“宪政理论之父”。除缪勒之外，其他浪漫派人士也受到人们的礼遇，有人称浪漫派是德国历史意识、民族传统及爱国主义的代言人，更流行的看法是将浪漫派与保守派混为一谈，缪勒也被视为德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针对关于浪漫派的种种歧见，施米特有的放矢，写作了《政治的浪漫派》。缪勒既为政治浪漫派最典型的人物，自然也就成了施米特此文重点关注的对象。施米特对缪勒的批判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的批判。菲尔默不是洛克时代的人，却在洛克时代受到王党分子的追捧，这部分也得益于菲尔默著作在当时的出版，菲尔默在洛克著书时代大名鼎鼎，但今天人们大多只是通过阅读洛克才间接地接触到此人，同样，缪勒也不是施米特时代的人。洛克之于菲尔默，施米特之于亚当·缪勒，并非“猎杀一只可怜的兔子”，亦不是鞭打死马借以取乐。就当时的环境，施米特与洛克都试图就严肃的现实问题发表见解。

关于亚当·缪勒的政治生涯，施米特在第一部分已经有专门介绍。现在，施米特欲对缪勒的作品及其所展示的典型政治浪漫派特征进行论述。小标题“缪勒的创造力”实为对缪勒的嘲讽，因为在后文我们将看到，施米特认为缪勒根本没有创造力。施米特之意，谈论缪勒的政治思想实为悖论，因为缪勒并无自己的政治思想。人们不禁要问，对这样一个没有创造力、思想贫乏的人，有批判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缪勒代表了典型的政治浪漫派，研究缪勒不在于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智慧的启迪，而在于以之为典型考察理想类型的政治浪漫派。

在前文，施米特已向人们展示了缪勒的基本形象：他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能对一切事物表示欣赏，在政治上缺乏能动性与决断力，随时准备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对这种现象当作何解释？施米特指出，单单从人物性格与心理上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施米特仍不忘提到缪勒的“女人气和天性被动”——必须将之视为与浪漫派审美主义、主观主义、机缘主义密切联系的一种典型心理与生理气质。施米特写道，缪勒除了自我陶醉以外无所作为，他没有自己的引力场，随时准备屈服于任何政治势力。这种主体中心的机缘论不是贵族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浪漫派特有的不考虑现实经验、拒绝道德决断、不负责任的主观主义。并且，缪勒的作品也颇成问题。

缪勒的作品包括《对立论》（1804），《治国术原理》（1809），《新货币理论文集》（1816），《论政治科学之神学基础的必要性》（1819）,《1812年春在维也纳有关演讲术及其在德国的衰落的十二次演说》（1816）等。施米特认为缪勒的这些作品一文不值，其中充斥的是大量的修辞，不少观点皆有抄袭之嫌疑。《对立论》充满审美意义上的对比，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对立，是一部品质极其低劣的作品；他的《新货币理论文集》中的货币理论被人讥为对当时政治经济学“肤浅的颠倒”。《论政治科学之神学基础的必要性》不过是修辞术的表演，它从互不相干的材料中得出空洞的判断：真正的国家就是真正的国家。缪勒常常大谈柏克，摆出柏克在德国代言人的姿态，然而施米特指出，缪勒不过是对根茨等人已有的论述换个方式加以转述而已。他对费希特的批评也照搬了根茨的观点。根茨是缪勒的朋友，他曾盛赞缪勒为“德国头号天才”，对其充满期待，然而自缪勒写出《对立论》以后，根茨一再失望。缪勒作品中得到根茨欣赏的仅仅是一两篇报刊文章。施米特写道，根茨毕竟出自康德门下，对文章好坏尚有基本的鉴别力，根茨宣布他“更喜欢和缪勒交谈而不是他的著作”。

缪勒的谈话天赋，得到了施米特的重视。施米特说：“缪勒的主要本领是能言善辩。”缪勒善于修辞术，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谈话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事实上，以施米特之见，缪勒的作品不过是辞藻的堆砌，是修辞术的演练，不涉及任何学理性的严肃探讨。缪勒常用两种修辞技巧，第一是大量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而这种最高级不过是加强语气的途径；第二种是三连词式的描述，可以称之为“缪勒式组合”，例如“美好、自由、有活力的人生”，“紧张、自由而朝气蓬勃”等。这些技巧的采用完全是出于韵律或修辞学的考虑。他的论证是虚假论证，正题与反题的对比仅具修辞学的意义。人们从里面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缪勒擅长演说，热衷交谈，这对于我们理解政治浪漫派也具有典型意义。时人回忆说：“亚当·缪勒有讲话出色的名声。实际上，听这个人说话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不管他谈论什么。轻松愉快，精神焕发，表面上很讲究措辞，却又极其通俗，准确无误，出色，令人印象深刻；看不出刻意追求雄辩效果的迹象。”缪勒看来确实喜欢交谈，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施米特写道：“没有交谈，缪勒根本不能思考，‘交谈’是浪漫派某种创造力的别名，它把对象一概作为其社交词语游戏的机缘。这个字眼一再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早在《对立论》的前言中他就抱怨说，‘整个欧洲’没有完成过一次‘系统的交谈’。这在所有版本中都得到了重申。甚至在回忆编辑普鲁士官方报纸的往事时，他仍对此念念不忘：政府要与‘反对派’进行交谈。这反映着自由主义‘讨论’与‘争辩’的浪漫化，同时也反映着这种浪漫派的自由主义根源。”施米特指出，浪漫派沉溺于交谈，每一朵花、每一幅画都成了交谈中的对话者，有时倾听，有时发言。在浪漫派那里，整个世界就是一场交谈。浪漫派钟情于浪漫的没有终点的交谈，乃是为了避免做任何决断，因为决断总是意味着在某个点上停下来。浪漫派的机缘论态度也使他把外界一切事件变成了一个个茶余饭后的话题，仅此而已。施米特指出，这种交谈并非为了克服孤独的自我而寻求人际间互动或友爱的相互理解，在浪漫派那里，交谈只是为了交谈。缪勒之善于交谈，正是浪漫派喜欢交谈的象征。施米特指出，从这一喜好中也可以窥见浪漫派的自由主义根源。施米特这一见解在他后来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政治的神学》等作品中一再被提及。以施米特之见，迷信交谈，议而不决，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所在。

施米特关于缪勒的论述试图说明：缪勒是个没有思想的人，他的作品中除了修辞之外没有内容，从缪勒那里人们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施米特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段：“不存在浪漫思想，只有被浪漫化的思想。”换言之，浪漫派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