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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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的浪漫派

《政治的浪漫派》写于1917年至1918年间,初版于1919年,其后施米特几次对其修改补充,一版再版。该书是施米特出版的第一部正式学术著作,也是施米特的得意之作施米特曾对友人弗兰茨·布莱(Franz Blei)说:“在德国,谁能为我的《政治的浪漫派》第二版作序呢?你不能是因为你太懒惰了,其他人不能是因为他们太愚蠢了。”Franz Blei,“Der Fall Carl Schmitt, Von einem,der ihn kannte”, Der Christliche Ständestaat, December 25,1936,p. 1218.Carl Schmitt:Theorist for the Reich,p.45.,它在施米特的政治理论著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施米特在书中对政治浪漫派的批判,堪称其政治思想展开的起点。探讨施米特关于政治浪漫派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沿着施米特的指向对西方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诸问题获得深入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施米特早期思想的准确把握。事实上,施米特后来作品中的不少政治理念,在《政治的浪漫派》中业已初见端倪。阅读施米特,可以《政治的浪漫派》为切入点。

不过,《政治的浪漫派》一书并非通俗易懂之作。这一方面由于论题“浪漫派”本身不易把握,另一方面也由于施米特此书包含大量的思想史知识梳理,加之论文主要以驳论为主,施米特所主张的观点便不是那么明显。施米特与浪漫主义的关联也成为施米特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稍后我们将看到,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中对浪漫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施米特自己也免不了被有些学者讥为“政治的浪漫派”。台湾著名法学家吴庚认为,施米特的政治哲学可以用“政治的新浪漫主义”来概括,这种新浪漫主义与19世纪德国政治浪漫主义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吴庚在著作中提到,以浪漫主义来称呼施米特,最早当推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马丁(Alfred V. Martin),马丁认为施米特是浪漫的天主教徒或天主教浪漫派。Alfred V.Martin, Romant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Kathotische Romahtik,in Hochland,23(1925-1926), S.336.另见[德]马丁:《马克思、韦伯、施米特论人与社会的关系》,成官泯译,载《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77—125页。而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沃尔格穆特(Heinrich Wohlegemuth)1932年在爱尔兰根(Erlangen)大学的博士论文《现存德国新浪漫主义国家学说之政治本质》中,则将施米特与当时另两位法学家格哈德·雷伯尔茨(Gerhard Leibholz)及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并列为新浪漫主义者。吴庚:《政治的新浪漫主义:卡尔·史密特政治哲学之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第15页。1935年,德国思想家卡尔·洛维特撰文指出,施米特著作中仍有浪漫主义的机缘论因素,施米特所谓的决断缺乏基础,是为决断而进行的决断。施米特后来著名的关于敌人与朋友的区分,也“不确定地游移在对敌友的实质性理解和机缘性理解之间”。《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载《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49页。当代加拿大学者莎蒂亚·德鲁里(Shadia B. Drury)在其论科耶夫的著作中则视施米特为与斯宾格勒、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海德格尔同属一类的“浪漫主义反动派”。[加]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德鲁里的观点或许是沿用了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克洛可诺(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的观点,克洛可诺曾将施米特、云格尔、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以客观性丧失、相对主义兴起为特征的现时代困境的表达,他们是时代生存危机的知识代表。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Entscheidung: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rnst Jünger, Carl Schmitt,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Ferdinand Enke Verlag,1958.我们不禁疑惑,是否施米特在批评浪漫主义的同时感染了浪漫主义的毒素?吴庚等学者所言若有几分真实性,施米特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说就必须予以仔细考察。还是让我们从《政治的浪漫派》本身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