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转折

——1948年1、2月

叶圣陶1948年1、2月日记（摘抄）

1月8日（星期四）续选教材，写信。午后五时，开业务会议。报告而外，多为闲谈。通货膨胀益甚，物价跳涨益速，货物售出得货币，将无从取回原货，因而营业不如不营业之为愈。然开明之机构已不为小，如何维持支撑，实非易事。来日大难，局面不变不成，而变亦将趋纷乱。就一般人生活而言，今后难堪殆将十倍于抗战时期矣。会毕聚餐，八时归。

10日（星期六）上午忽传斯大林逝世，系英美电讯社误传，至晚报出版，始知为谣言。前数日曾传苏联有一要人患癌病，请瑞士某专家往诊。今忽闻此谣，足见英美人仇苏之深。

16日（星期五）夜七时，读书会集会，诸人阅读高尔基之《母亲》，讨论历两小时。（按：这是在中共影响下的进步期刊的编辑人的秘密聚会，除读书外，还交换有关信息。）

23日（星期五）放工后，与伯祥诸人趋车至振铎家，观其所新得之俑。一般之俑多正立，不为动作之形相，此次所得九俑，皆作舞蹈之状，其一则倚石侧立，衣服为粉彩，上加金饰，故为可贵。既而共饮，陈冷盘三十二具，各色不同，皆其家制。酒次谈及二十余年来之往事，欢笑满座。振铎藏有较旧之墨，余向索三锭，他人亦各取数锭。辞出后，于车中闲谈，予同谓振铎之忽趋考古，亦精力无可寄托之所致。九时半到家。

27日（星期二）酒罢，至对面虹光影院，看名片《鸳梦重温》。此片以战士经受伤，患遗忘病为题材，尚可观。

28日（星期三）午后，有一宁海少年丁君来访，请介绍工作。问其学历，仅毕小学业。家有田三数亩，由父耕种。兄在宁波读书。以家况贫困，故来沪找工作。而上海曾无一亲半友。问其何以敢贸然出此，则谓高尔基不亦到处流浪，亦工亦读，以臻成学耶。余告以无能为力，则泪下不止。执其手而别，余心颇为歉然。

31日（星期六）晨间阅报纸，知甘地被人狙击身死。……目前世界已裂为两线，一为人民势力，一为反动势力，双方之斗争实不可免，而甘地导之以和平不争，或为见恶于人之一因。

2月5日（星期四）夜于收音机听卫仲乐弹琴，其《流水操》极富描写之能事。

6日（星期五）赵悔深自开封来，云将往北平。据谈豫省战况，全省仅三数县未遭波及。民众深知双方作风不同，多以为彼胜于此。而此方军政界之蛮横，竟使人几无生路。为之叹息。

9日（星期一）得平伯寄示慰佩弦（按：即朱自清）一律，粘之。承告佩弦《不寐书怀》之前四句：“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其意想甚萧飒，为之不怡。

18日（星期三）下午开经理室会议。沈阳分店副经理李统汉来书，言沈阳已成围城，人心惶惶，渠拟设法撤退。……抗战期间，我店各分店屡经撤退，不图今日复睹此局。

1946年11月16日，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记者，慷慨陈词，预言“我们不久就要回来”。从那时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过无线电台，寻找“北方的声音”。开始还限于亲共分子，后来范围就越来越广，许多国统区的老百姓都习惯于根据“北方”的消息来判断时局。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传播着昨夜新华社广播的、据说今天将在中共的《人民日报》（此时报社还设在晋察冀边区所在地的武安）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在茶馆酒肆以至电车上，人们都公开地谈论着毛泽东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掩饰自己的或兴奋或沮丧或惶惑的反应。——五十年后，我们找到了这张颜色已变灰黄的报纸，探寻当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泽东宣布了一个国民党政府竭力想否认却又掩饰不住的事实：经过十七个月的较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而毛泽东由此引出的判断（毋宁说他指出的事实）却足以石破天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由此引发的将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文学艺术的巨变与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的面前，逼迫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1948年也因此永远深埋在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中国人（不论当时他们的年龄有多大）记忆的深处，并为后代人所注目：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也正是那时不同集团与个人（本书所着重的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的选择与后果。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作是作为主导者与胜利者的一方对这一终于到来的历史巨变所作的反应与选择。选择是明晰而不容置疑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息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1]元旦这天的《人民日报》报头的新年祝词：“敬祝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这一选择理所当然地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信仰，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茅盾在发表于1948年1月1日《华声报》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而使后一代的仍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孙的！”他因此而祝福：“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2]这里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也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梦想），人们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千百万人的牺牲。正是这样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关头选择、接受了革命。另一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时，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流血，这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

最激动人心的恐怕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结束语：“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历史乐观主义：坚信真理在手，赢得群众多数，掌握历史必然性，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力量，就将无往而不胜。尽管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并不习惯于这样的毛泽东式的话语与思维逻辑，但他们仍被那内在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这些本是知识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人民及知识分子展现了这样一个前景：经济落后、物质匮缺的东方民族国家，可以依靠精神力量的优势，克服一切困难，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这对于近百年来备受列强侵略、凌辱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中民族情绪最为强烈的知识分子，更是具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何况毛泽东的论断有强有力的事实作依据：战场上无可怀疑的胜利仿佛也就理所当然地证明了指导战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无敌。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必然逻辑；但后人却从中看到隐隐绰绰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3]。当事人在陶醉于这样的必然逻辑时，又很容易将其推向极端，产生对体现必然性的绝对真理及其现实代表（人民政党、军队、政权）的崇拜。一些本来就好走极端的知识分子尤其容易如此。1948年1月1日出版的《野草》丛刊第7辑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尾巴主义万岁”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他后来又写文章进一步发挥，强调对“人民至上”这类“绝对真理”必须“唯唯诺诺”，“毫无保留地不闹独立性”。当有人怀疑会因此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自主时，郭沫若回答说：“对于人民解放的运动，革命程序的必然，科学真理的规范，要发挥‘独立自主’性，那就刚刚流而为‘独裁专制’了。”[4]这是一种真理崇拜的逻辑，对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言之成理，但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利的危险也正预伏于其中了。在自认为服膺了真理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进步者自居，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与选择的异己，轻则视为落伍，重则看作真理的叛徒，进而扮演起真理捍卫者的角色，对异己者大加讨伐：这大概也是知识者的通病。元月3日下午，一群已离开了学校的中山大学师生在海边的一幢洋房的四楼举行新年团拜，特请郭沫若作了一个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报告。郭沫若在强调要“在毛泽东先生的号召下努力建立人民文艺”的同时，一口气指控了四种据说是“反人民的文艺”，即他所说的“茶色文艺”、“黄色文艺”、“无所谓的文艺”与“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并第一次点了沈从文、萧乾等人的名字，而以萧乾为最“坏”。他宣布，对这些“反人民的文艺”“应予消灭”，即使是作为“文艺上的所谓中间路线”的“无所谓的文艺”，“可能时应开导，争取，否则则予以揭穿”，同样难逃“消灭”的命运。郭沫若毫不回避：“要消灭他们，不光是文艺方面的问题，还得靠政治上的努力。”[5]这是第一次按照“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为人民即反人民”的逻辑，把作家、知识分子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并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灭对方。人们不难注意到新的时代主题词（“改造”与“批判”），新的哲学（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方式（斩钉截铁，黑白分明，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在历史转折的1948年伊始，即已伴随着胜利的事实与由之引起的狂喜而悄悄产生。在历史的当时是作为正题而提出，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内在危机的暴露则在逻辑与历史的展开中，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对南方香港的几家由中共领导的报刊上的郭沫若等领袖人物的文章略作考察以后，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回到北方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来。1948年初的《人民日报》集中精力于新老解放区的土改与整党宣传，很少有本书所关注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报道。因此，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局宣传部颁布的《晋冀鲁豫统一出版条例》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兴趣。“条例”明确规定对各种刊物、书籍实行“党委审查制”，“取缔宣传资产阶级腐朽制度及文化”的读物，“克服目前出版工作中的投降主义、自由主义、单纯营业观点”。2月11日发表的党的领导人彭真《改造我们的党报》的讲话，强调“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是代表党委说话，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报纸”，也值得注意：其适用范围自然不止于报纸。人们或许会联想起周扬几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的运动已不再是一个盲目的、无法控制的、不知所终的运动，而变成了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6]看来这恐非虚言：一个对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进行严格控制、统一计划管理的体制正在建立中。从这一角度看，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音乐家金紫光关于《高唱战歌纪念星海》一文的检讨，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很小：作为冼星海的学生，金紫光无非是对老师作出了容易引起争议的评价，例如认为冼星海的艺术成就已高于聂耳，赶上国际水平之类。这件事后人看来也许真正有意思的是由此给他戴上的“艺术上的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及引发出来的一些“正面观点”。例如，“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有什么资格来和我们相比较？我们的艺术是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为工农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艺术，即使我们无产阶级粗糙、仓促，或萌芽状态的艺术品，比较起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象牙塔里的那些富丽堂皇而没有灵魂的东西来，也要高明得多。”（《人民日报》的编者仍觉不够彻底，又加按语，批判道：“站在什么立场说它‘富丽堂皇’？真是‘富丽堂皇’吗？”）“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工农艺术在技巧上也是比资产阶级优越的，脱离政治、超越时间空间的‘技术’是不存在的。”这里，从观念到心理、语言，都充满了胜利者的绝对自信：从战场上的胜利推及一切方面（包括文学艺术）的无往不胜的绝对优越，从战场上的有我无敌，与敌方的任何联系均视为叛敌，到一切方面（包括文学艺术）的“敌”“我”不能并存，对异己文化的任何承认都看作“投降”，等等，从战争思维、逻辑向文学艺术思维、逻辑的这种自然转化、推演，在当时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无产）阶级优越感、阶级自大主义的背后，更是隐藏着民族文化优越感与中华自大主义，它是根植于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因此，这类“东方无产阶级优越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豪言壮语，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但在我们叙述的1948年年初，这些“北方”的声音其传播与影响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因此，1948年元旦，大街小巷报童们尖声吆喝的仍是蒋主席（介石）《对全国国民广播词》。这天早晨10时蒋介石还率领文武百官拜谒中山陵墓。据当天报纸报道，文官一律穿长袍马褂或中山装，武官则全着军服，蒋介石本人也是一身戎装，他发表了长篇训词。蒋介石的演说，因其不敢正视现实、空洞无物、语言干枯而不受时人欢迎与重视，与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中不胫而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或许也是人心所向的一个反映吧。但后人（比如今天我们这些研究者）却会对蒋氏的演说产生兴趣：它所显示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番演说并无新意，无非是重申“剿灭共匪以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决心，强调的也是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并且以自己为国家利益的代表。但在1948年的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与知识分子眼里，国民党政府的这种代表性已经显得十分可疑，其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再来高喊“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对既得利益的一种维护。但蒋介石依然竭力强调这一目标道德上的正义性，一再申称，“我们当前剿匪的军事就是救民与害民的战争，救国对害国的战争，建设对破坏的战争，自由对奴役的战争，光明对黑暗的战争”。看来至少蒋介石本人从这“正义感”中吸取了某种力量，尽管面对失败（蒋氏始终回避战场上的失利，却承认了经济上的“危机”），但全篇所说却是光明的前景。根据呢？据说有二。一是“在过去抗战革命史上，任何建国的功业没有不能成功的”，这是用历史的实践的成功来证明现实的实践的必然胜利。二是“事业之难易在于吾人心理之一转念之间。吾人苟能建立信心，下定决心，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作再接再厉之奋斗，则任何困难皆可克服，任何难关皆可打破”。因此，蒋介石在演说里大谈“自力更生”与“全体动员”的力量，扬言任何顽强的敌人“没有不在民众的伟力之前整个覆灭的”，这仍是坚信意志、精神力量能创造奇迹，无往不胜：看来蒋介石也是乐观主义者，他和毛泽东都同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时代的政治人物。在通篇大讲精神的演说里，唯一的实际内容是对“助长投机，助长囤积，更复走私逃税，捣乱金融，以加深经济的失调，而破坏整个经济基础”的“商界败类”的警告。这正是暗示在新的一年里，经济上将有所动作。其实在一个多星期前（1947年12月22日）国府下令准免蒋经国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职时，就已经传出了信号。以后的事情是人们所熟知的：蒋经国率领他的戡乱建国大队的骨干，打着“打虎队”的旗号，开往上海，强制进行币制改革，打击豪强，这是国民党政府对前述历史转折所作的回应与选择：在继续独占政权、不予分享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革，以作最后的努力、挣扎。尽管最初的决心似乎很大，据说打虎队员在临战前曾发出过这样的誓言：“纵然前面是炽烈的火山，我们可以用热血把它扑灭，纵然前面是浩瀚的深谷，我们可以用头颅将它填平。不胜利，不成功，绝不休止！”但这次改革终因目标的不彻底与内外矛盾交困而失败，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随之成为定局：这都是后话[7]。

作为最后的努力、挣扎，国民党政府思想文化政策也有“戡乱”与“建国”两个侧面。首先是加强思想控制，在这方面不作任何让步。继1947年发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以防范学生运动之后，在本年更加紧了新闻出版管制，动辄勒令停刊，逮捕编者。作为一种建设，国民党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张道藩主编的《文艺先锋》在本年初提出了“文学再革命”的口号，号召“树立兴国文学，建国文学，反对亡国文学，打倒祸国文学”，强调“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它的前提”[8]。这是典型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文学观[9]，仍然是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老调，此番重弹自是要为前述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国策服务。因此，“再革命”的重点就自然变成了要“清理”与“纠正”“一切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为此而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正确反映”、“描写黑暗必须用以衬托光明”，对于“片面暴露社会现象，宣传失败主义”、“不满现状，歪曲现状，扰乱治安”的“反动”文学必须“查禁严办”[10]。有意思的是，在一篇题为《答复反对三民主义与文艺结合的一位朋友》的文章里，作者慨然宣布“真理永远存在，三民主义足以代表真理的整体”，“信仰是绝对的”，这里对“真理”与“信仰”的绝对化，竟是与同时期的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的观点惊人地相似。毫无疑问，在历史的当时，所有上述有关“文学再革命”的主张都是针对左翼文学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却从左右截然对立的背后，发现了二者在思维方式，以至话语方式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通，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在《文艺先锋》上看到如下诗歌观就不应该感到惊奇：“诗歌是不能与政治绝缘的”，诗人应“把个人生命与民族生命合抱”，“逃避时代，违背时代，都不是诗人的本领，请对那些非正义，非真理，一切邪恶的行径，投掷猛烈的炸弹”，“我们第一要诗人创作非文盲懂的诗，第二要诗人创作文盲懂的诗”[11]，民间歌谣“是那么干脆，俏皮，热情，犀利，喜欢堆砌，喜欢感伤，喜欢晦涩的诗人们，请向他们学习吧”[12]。

夹在《中央日报》与《人民日报》之间的《大公报》在1948年降临之际，也发表了它们的《元旦献词》：“当此新岁之始，我们愿向全世界全人类大声呐喊：战争要不得，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希望这1948年应该是人类大觉醒的一年”，“人类的幸福要用理智创造，人类的问题也应该用理智来解决”。这些话，自然是准备决一死战以决定政权归属的国共两党听不进去的；而对于亟待解决现实的生存危机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大公报》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理智的信仰与呼吁也显得过于迂阔而不解决问题，反应冷淡是必然的。于是，1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由著名记者、作家萧乾执笔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再度向世人表明心迹。据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是“喜观风向，善随水势改变船舵”的“妥协骑墙者”，自由主义对他们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和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什么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与追求呢？文章提出了五条，其中最关键的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通俗地说，就是既要思想、政治的“自由”，又要“大家有饭吃”；既要满足精神的自由欲望，又要解决生存问题，不能“舍二求一”。这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的一种选择：“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要除掉。”对此，朱光潜后来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分析与说明：“就大体说来，民主自由是近四百年来文明人类所争取的一条路线，也是维持人性和人道所必走的一条路线”，“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大成”，“它对于生产与分配有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世界大势所必趋”；“民主自由在美国和资本主义连在一起，共产主义在苏联与集权主义连在一起，都是极不幸的错乱的结合，目前世界分裂和冲突，祸根正在于此”，“我们希望黑格尔的历史辩证式可以应用到未来世界的演变，两个各是片面互相分裂的理想综合在一个较高级的和谐里”[13]。正像萧乾自己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确实与传统西方自由主义者“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毋宁说他们是更接近社会民主党人的。几天以后（1月19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主张与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等所谓“国际第三势力”结成联盟，就表明了这种倾向性[14]。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方面，使得他们对苏联式的集权共产主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心怀疑惧；另一方面，对经济平等的追求（这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却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具有天生的亲和力，从而为他们接受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不免有些一厢情愿）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对毫无弊端，避免任何片面性的，绝对完美、全面、和谐的综合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更是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些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当时就有人著文指出，他们的理想落实到中国现实的境遇中，是脱离大多数中国人的，不仅脱离广大工人与农民，也脱离“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大部分中等资产阶级群众”[15]。1948年的中国现实是，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面临着基本生存条件匮乏的威胁，两年前（1946年9月）《观察》杂志曾公布过一个统计数字，昆明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1937年上半年为350元，1946年下半年按同时期的生活指数折算，相当于战前的27.3元，也即仅为战前工资的7.8%[16]；而这样的急剧下降的趋势，到1948年（特别是下半年）更有了恶性发展。在这样的全民性的生存危机下，精神自由对于大多数人已成为一种奢望，这个时候，谁能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谁就赢得了民心。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恰恰对这样的民情、民心缺乏足够的体察与认识，尽管他们在抽象的原则上也承认“人的欲望稍异于禽兽：饿了他们不答应，捆绑起来他们也必不甘心”，但他们实际上更为关注的却是后者，这自然是其自身的地位与利益所决定，却因此而从根本上脱离了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服从大多数人的生存要求，还是坚持少数知识者自身的个体精神自由要求的两难选择，大多数自由主义教授最后作出了为前者牺牲后者的选择，并从中获得一种自我崇高感与悲壮感。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批评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要求同时避免他们所说的左、右两方面的弊端，但在左派、革命力量已经占优势，并且向着最后的彻底胜利前进的1948年，他们的主张“其所产生的客观作用，主要的就要变成牵制甚至反对革命力量的了”[17]。事实上，萧乾起草的《大公报》这篇社评一再申说：如果“舍二求一”（为单一的生存要求而放弃了生存、自由的双重要求），“革命必循环不已，流血也必循环不已”；“这个有革命抱负的政党稳握政权后十年二十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径？而那时不满现状的人们能不再起而革命？于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这个连环套要到那年为止呢？”这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革命后的某种隐忧。但这种历史循环论的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思维却是正陶醉于革命崇拜和历史进化论与必然论的左翼知识分子所绝不能接受的，于是这些自由主义者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民族失败主义者”[18]。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与普通老百姓，自由主义者的上述远忧也是隔膜的：他们所直接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的独裁统治，何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民主改革，军队的民主运动，以及中共大部分干部的民主、平等作风，正给中国社会带来某种民主的希望呢[19]。因此，不管后人会怎样评价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述隐忧，在1948年的当时，他们的思想、主张却是不能被接受与理解的：温和点地说他们是“杞人忧天”；急进派就要对他们大加讨伐了。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艺观也是不合时宜的。早在1947年5月5日，为纪念“五四”萧乾曾为《大公报》起草了一篇社评，题为《中国文艺往那里走》。文章针对“有些批评家对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呼吁文坛“民主”及“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的宽容，希望“文坛由一片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文章打出的第二面旗帜是反对“集团主义”的“偶像崇拜”，举出的事实是：“近年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客观地说，这篇文章不过是30年代新月派和“第三种人”的观点在40年代末的再版，本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但置于1948年的语境下——其时，人们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已经进入了“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20]（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称“工农兵文艺”）的时代，自由主义作家这时却要为“贵族化”的文学争取“民主”与“宽容”，这本身就不能被“容许”。更何况文章批评“称公称老”、“大张寿筵”现象，又有意无意地卷入了本来已经是十分复杂的文坛人事纠葛之中[21]。因此，萧乾起草的这篇社评一发表即引起注意与强烈反应，并迟早要得到回应。恰于这时，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作家朱光潜又在他主编的1948年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2卷8期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一文，大谈“本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人大半是自由主义者”，指责“左翼作家联盟”排斥“不‘入股’的作家”，将他们“编入‘右派，的队伍”，而自身却“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这自然又犯了众怒。

注释

[1] 这是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的一个决议，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即是这个会议上的报告。

[2] 《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茅盾，见《茅盾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3] 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结束语中确认了这一点，可参看。

[4] [5] 《尾巴主义发凡》、《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郭沫若，见《迎接新中国——郭老在香港战斗时期的佚文》，第3、4—5、9—10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印（内部资料）。

[6] 《关于政策与艺术》，周扬，见《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76页。

[7] 参看《上海：1949大崩溃》，（上）第4章，于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文中引文见该书144页。

[8] 《文学再革命纲领（草案）》，载《文艺先锋》12卷1期，1948年1月31日出版。

[9] 《文艺作家对于当前大时代应有的认识和努力》，张道藩，载《文艺先锋》11卷2期，1947年8月31日出版。

[10] 参看《文学再革命纲领》、张道藩《文艺作家对于大时代应有的认识和努力》及余公敢《我们需要戡乱文学》，载《文艺先锋》12卷3、4期，1948年4月25日出版。

[11] [12] 《我对中国诗歌的意见》、赵友培《这一期》，载《文艺先锋》12卷1期，1948年1月31日出版。

[13] 《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朱光潜，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25页。

[14] 《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大公报》1948年1月19日社评。

[15] [17]《追击“中间路线”》，于怀，原载《自由丛刊》第11种《统一战线诸问题》，1948年1月28日出版；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5、406页。

[16] 《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杨西孟，载《观察》1卷3期，1946年9月14日出版。

[18]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大公报》1948年1月8日社评。

[19]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改革过程中曾发生“左”的倾向，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也曾引起一些疑惧。1946年10月出版的《观察》1卷6期曾发表朱东润的文章《我从泰兴来》，谈到泰兴共产党“他们正在提倡打倒知识阶级，而泰兴共产党的基本干部，知识最高的多半只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这些原始社会的行为”。以后中共曾用了很大的力气纠正这种“左”的错误。

[20] 参看《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郭沫若，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54—258页。

[21] 当时左翼文坛上对郭沫若与茅盾有“郭老”与“茅公”之称。“大张寿筵”据萧乾后来说明，是针对戏剧界一些人为田汉五十虚岁祝寿之事。但在此之前，左翼文坛也曾为郭、茅二位祝寿，因此，“大张寿筵”一语很容易被误解为也是指向郭、茅的。正如日本学者丸山昇先生在《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一文中所说：“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现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译文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