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请命

一、一个连年亏损的“大庆式企业”

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是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蜡纸厂。这个蜡纸厂做的“就是冰棍纸：冰棍一层纸烫上蜡，要不然冰棍进水就化了。糖果纸也是通过蜡烫的，所以这个蜡纸厂，做冰棍纸、糖果纸的，包装纸用”。厂子最初是景山学校的校办企业，所以成员都是景山街道的“老头老太太”。后来这个厂又合并了宣武誊印厂（其实就是一个誊印社，规模很小，但却是收容前国民党政府官员与国民党军队军官就业的单位）。

“1970年2月份，在民族饭店，江青通过陈伯达指示，召开全国电视专业会议，要求全国上彩色电视机，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五年要把彩色电视机普及到各个生产大队”。陶必德参加了那个会之后，就被派到了这家工厂。当时这个厂已经改叫“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了。

随着工厂的发展，成员也在不断吐故纳新，一方面，是一些像高峰倩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军人转业来到这个厂子，另外上面还安排了一些干部子女在厂里就业。到了1975年和1976年，工厂又接收了一些应届高中生，这样工人就年轻化了。另一方面，1973年工厂又兼并了两个生产收音机与电子元件的小厂，壮大了技术力量。1974年挂出了东风电视机厂的牌子，定性为大集体企业，不过因为在管理体制上几乎与国营企业无异，所以可以称之为准国营企业，在行政上它隶属于北京市二轻局电子公司（该公司后并入北京市仪表工业局）。

工厂一开始是做无线电收音机的，据高峰倩回忆，1969年他刚来到厂子的时候，就参加了研发无线电收音机的工作。到了1970年陶必德进厂的时候，他们厂接受了研制电视机的任务，而且是晶体管的。搞这样的电视机，当时在全国他们厂还是第一家。搞了一年，1971年“五一”之前，终于搞出了三台9吋的晶体管电视机，取名“昆仑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从一座破庙起家的东风电视机厂”一文中对这一段也做过报道，特别指出：“五一”北京开庆祝大会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把它们安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试用。

陶必德曾在访谈中颇为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历史：“咱们送J201给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事业局）。昆仑牌加上别的厂的，一共五台，然后给广播电视（总局）的人看，看来看去上海的那个不行，南京熊猫牌的不行，只有昆仑的能够稳住，他们要拿着天线来回地转，只有昆仑的才能稳住图像。后来决定把昆仑的送上天安门。”

从陶必德的回忆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那时中国电视机工业真的是落后；工厂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受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填补空白”的信念的鼓舞，确实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试制强调的是能够做出来，即要“有”，但是不考虑这样的试制会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不计成本。这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

所以，东风电视机厂自开始制造昆仑牌电视机到1978年底黄宗汉要去当厂长的前夕，有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近乎手工工艺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各类电视机四万多台（黄宗汉得到的统计数字是44000台），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亏损被称为“政策性亏损”，被政府认为是合理的，企业的领导也不会因此被问责。

陶必德曾非常清楚地分析过亏损的原因：“那个时候电视机的成本，……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卖48块钱，最高卖120，后来降价到48。一个大管子48，小功率管子十几块钱，你到市场上买那个处理的三极管还得要十几块钱一根。所以一台电视机生产出来成本要1200，当时（市场上）卖290，不亏怎么办？”

电视机有那么多零件，它们的进价就很高，加上在工厂制作的成本，要想不亏只有提高售价，但是电视机在市场上的售价却不是根据成本与市场需求来确定，而是国家考虑到在产品稀缺的前提下部分大众的消费相对可以接受的水平来确定，这样亏损是必然的。所以，东风电视机厂的亏损既有工艺技术落后导致生产成本增高的因素，也有零件提供厂家的问题，更有市场定价偏离产品价值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一个私营厂家，老板肯定就破产了，而在计划经济、工厂属于全民（国家）所有的前提下，这样的亏损就被包下来了，不仅包下来，还在继续生产——继续产生亏损。“到年底了赔多少钱，申请上级给补一点，调拨多少资金，就那么干。”

在计划经济时代，像东风电视机厂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它上家生产元器件的就不见得不亏损。只是政府和社会需要这种产品，所以这样的亏损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工厂依旧可以存在，甚至评上先进。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企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其实是将生产服从于领导人的政治需要，即生产首先必须服从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而不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及社会的需要。因此，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自力更生造出国家需要的产品是必须肯定的，哪怕它走的是少慢差费的路子，因为这样的做法的意义与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是相一致的。正是根据这样的标准，东风电视机厂才会被理所应当地评为“大庆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