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放”与黄宗汉的人脉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一句官场古训。中国的官吏选拔与晋升，一级管一级，从来都是由上边决定，历史上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如宰相与各部尚书）与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则由皇帝决定。官员的任免权限决定了各级官员都是对上负责，在中国，这种体制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运作，已经十分成熟，各级官员的职责与考核都有十分清楚的规定，就操作来说也有先例可鉴，因此一个官员一旦得到任命，只需按照科层制的要求照章办事，按权限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即可。那为何还要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即还需要上边官员（未必是顶头上司）的奥援？这就涉及到官员在运作权力时的心态和需求。《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与精英更替》一文中曾经论述了“村庄自由政治空间”为何必然存在：各个地区执行某项政策的客观环境的差异决定了该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有因地制宜的变通，因此下级官员必然要求上级官员通过给出执行空间的办法来同意这样的变通，这就使每级都需要一个运作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

其次，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认干亲、同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时及革命胜利之后也不能摆脱这种倾向。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及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实际存在的各个山头、各个派别，也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关系确实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市场。

从中国以往的官僚体制的角度看，这种关系折射出领导和下属之间一种微妙的状态：领导要依靠下属去推进自己所负责的事业，显示自己的政绩，因此他首先担心下属不肯为自己卖力气；其次担心下属对自己不忠诚，瞒哄自己，陷自己于不测。而下属一是要从掌握资源的领导手中取得自己开展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二是要从领导那里获得自己任职的合法性以行使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三是要在自己有过失的时候领导能替自己分担责任，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保住自己的职位。因此，在领导和下属之间都有一种发展非正式关系的倾向。因为对每一方来说，推进这样一种非正式关系都有助于保证自己目标的实现。结果，非正式关系就在各级组织内部发展起来，成为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融洽上下级关系、调动下级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的重要保证，“人情”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超越“王法”。聪明的上级都会把默许下级在执行政策方面的某些无损大局的越轨行为（如果它不影响上级的仕途），作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非正式关系的一种必需的成本。

这样一种非正式关系的普遍存在就导致“派系”或“山头”的不可避免。所以，官员们要想有安全感，要想获得资源和晋升，就必须忠于作为上级代表的某个个人，这是入官场必须牢记的一个潜规则，除此之外，属于同一派系的官员也必须互相提携和帮助——这有关派系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义”，违背这个规矩就会被派系所排斥，结果就是仕途前景黯淡。另外，“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也需要牢记，即使不是同一派系的人，轻易也不要去得罪。这就使“官官相护”成为必然。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最强劲的年代，从地方政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出发，它也需要可以由自己独立掌控的资源和政策空间，这使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谋求自身利益的倾向，因此也会在贯彻中央政策方针的时候与中央政府产生利益博弈。

黄宗汉在开始“东电”厂长这一段职业生涯的时候，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在华北局城工部学委系统，后来是中共宣武区委与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又因为这段经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现在，他“解放”了，落实政策了，但是被落实政策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其中既有他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上级们，也有当时他的同事们，大家又重新站在北京市各条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领导责任，手中握有不等的资源，对黄宗汉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黄宗汉自己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关系”:“我见他们很容易，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过，我见书记部长这些人不怵。平常他们准备提拔什么干部，具体办手续事儿上得我干”，因为管着干部任免，所以“大官儿都买你的账，他们都用得着你”。

即使是“不认识我，我跟他们说，我是（原来）组织部的小黄，他们也就信任我了。所以我不怕见大官儿。这挺重要。像王磊，过去是副书记，管财贸的，并不管我，但是我觉得，书记我都随便见，副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现在当商业部长，正好那天到我们厂子来了，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王磊一听，挺好，行，可以。……我那会儿到市委大楼，从上到下，连看门的都认识我，进门什么证都不用，都知道我”。

这就跟一个文化水平比黄宗汉高，但是没有人脉的大学生不同了：在市委大楼里即使只是混个脸熟，那得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对那时不少市委各部的工作人员来说，黄宗汉就是“自己人”了。

所以，黄宗汉在北京市的人脉是他在东风电视机厂推行改革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他的改革也符合北京市的利益，也因此“东电”的改革在最初就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支持。黄宗汉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些法律法规政策，你要改革，你就要突破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主要领导是保守派的头儿，那你根本甭想突破。……他要拿过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收拾你，名正言顺地把你收拾了，到时候你想去告状都无门……我实际上突破得挺多，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觉得需要这么干就干了，我自己明确。北京市委是我的头，他们真正支持我——北京市委为什么支持我？现在我回想起来，也是个利益问题。……当年我找商业部部长王磊要了20万台的电视机进口指标用来买散件，外汇他也就给我了，商业部的利润很高，相当于100块钱人民币的进口，最后卖500块钱，可以赚400块钱。”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肖秧（手里攥着北京的地方留成外汇）一看这状况，找到黄宗汉：“黄宗汉，王磊给你20万台，我再给你10万台的钱（55美元1台），就按照你和王磊的合作条件，500元1台。”电视机由黄宗汉包卖，卖得的钱归北京市，这样一来，10万台就拿回去5000万元。这是给北京市的钱，不是给中央财政的钱，所以北京市也很高兴，连夸肖秧把钱用活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推行的改革，既是时代大潮与民心党心合力推动的结果，也是黄宗汉个人性格与志向使然。黄宗汉能将改革付诸实施是因为他得到了（首先是）北京市领导和干部的支持，这样他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上找到一个撬点，靠着这样一股合力来撬动坚冰。当然，从上边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改革的阻力将会来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