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要幸福吧，不必有罪恶感

波伏瓦不仅是她那些著作的作者，也是自己生活的作者。

2007年7月13日，巴黎市政府将塞纳河上一座新落成的步行桥命名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桥”。这座桥连接的是左岸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和右岸靠近法国财政部的贝西码头，在波伏瓦之前，国家图书馆周围的取名资源早被用得差不多了。相对巴黎市中心，图书馆所在的托尔比亚克一带算新区，重拓的街道多，颇能满足法国人用名人来取名街道的癖好。可能是为了和密特朗图书馆的现代建筑风格般配，周边12条路全被分给了20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法国本土有哲学家雷蒙·阿隆，社会学家布罗代尔，戏剧家阿努依，无声电影大师冈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另外留了几条给客居过巴黎的外国名人，包括作家海明威，托马斯·曼，乔伊斯，舞蹈家巴朗希尼，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等。波伏瓦没有分到一条路，但终于等到一座桥，补上了女性名人的空白，比前面十几位更荣耀几分，桥毕竟比路少，塞纳河上总共也就37座。

有人曾披露这种“命名竞争”的激烈程度：巴黎平均每年有15条街道需要命名或更名，市政府收到的申请在200个以上，大部分由名人后裔或像“凡高之友”、“李斯特之友”一类协会、团体递交。从1971年开始，巴黎市长在行政名义上有了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的全权，但制约也多，比如用来命名的人至少去世5年以上，其成就被所有学院公认，道德、文章应该是一份健康的文化遗产，等等。这事并不好摆平，有时候是后人太摆谱，大作家莫里亚克的家人就总嫌市政府分到莫氏名下的街道太窄，或者太偏，多次拒绝命名，直到国家图书馆建成后，市长把临塞纳河的最长一条街道分给他才算消停了。有时候是“健康”的尺度把握不好，遇到各界不合作抵抗，曾有一条路本来准备用某法兰西院士的名字来命名，结果未获民意通过。

波伏瓦桥的提名建议来自代表左派阵营的市长德拉诺瓦，2006年“三八”妇女节前一天，他在介绍巴黎市促进男女平等行动计划时承诺，越来越多的巴黎街道、广场将用著名女性来命名，以此纪念她们的伟大成就。早在2001年，这种命名活动已经成为巴黎的一项新女性主义运动，波伏瓦之前，已有4位女性的名字被用在公共建筑物上，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巴黎公社“红色圣母”路易斯·米歇尔。市长德拉诺瓦拟定的第二阶段侯选名单，前三位是波伏瓦、尤瑟纳尔和杜拉斯。新桥当时还在建，市长先生提早拍板，可能因为2006年是波伏瓦去世20周年。

这项建议获民意通过并不容易。1993年法国出过一本由比安卡·朗布兰撰写的传记——《被勾引姑娘的回忆》（中译本为《萨特、波伏瓦和我》）后，萨特和波伏瓦在公众眼里一时面目黯淡。之前他们在法国文化界的地位已经随左派思潮失宠于公众而不断滑落，此书一出，情形更不堪。朗布兰曾是波伏瓦的学生，一直和她保持密切往来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她在书中披露萨特、波伏瓦和她之间的复杂情事，指责波伏瓦一贯利用女学生来维持自己和萨特那种“不正常”的感情形态。不管真实程度如何，这本书导致的舆论让读者无法像从前一样敬慕这两个“20世纪的良心”。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名誉教授米歇尔·维诺克曾发表文章《萨特总是错的吗？》，从标题那种绝地反击的意味，看得出萨特和支持者这些年的学术处境。萨特在青年时代就预言巴黎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但死后这么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份荣耀，倒是同时代的哲学家、他的学术对手雷蒙·阿隆“住”进了巴黎地图。同样渴望后世声名的波伏瓦比萨特要运气，2006年天时地利人和，她在象征意义浓厚的命名PK中胜出了。

波伏瓦不仅是她那些著作的作者，也是自己生活的作者，这使得她最终能够超越文学批评和单纯的女性主义语境。1958年波伏瓦在她回忆录第一卷《少女的心》首版时，在序言里提到生活本身所具备的力量，“只有叙述生活才能引起人的兴趣，同时也对人有所用处”。有3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波伏瓦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从《第二性》到《女性的奥秘》，中间空白长达10年。1999年《第二性》出版50周年，纪念活动曾引发法国女性主义研究对波伏瓦的一波再讨论，批评者质疑她在《第二性》中女性立场的非理论化，认为里面关于性的观点已经过时。但波伏瓦的支持者克洛蒂娜·蒙泰伊（Claudine Monteil）反驳了这种观点，她认为现在来看《第二性》的先锋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彼时存在：这本书不是任何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组成，也未代表任何运动发言，它就是波伏瓦自己。蒙泰伊说，波伏瓦并未预见到女性对权利的争取能够独立出来成为一项社会运动，她那时相信社会主义会自动终结性别歧视，带来两性平等。这种局限是真实的，比那些自认为无懈可击的女权理论纲领更可信。波伏瓦真正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是《第二性》出版20年后，1969年法国诞生了一个“女权联盟”组织，这是全球第一个正式的女性运动组织，波伏瓦是发起者之一。蒙泰伊回忆，有一年多时间，她们每周日在波伏瓦位于舍尔榭街11号的家中聚会，波伏瓦不谈理论，也很少谈她的经历，总是直入促使堕胎合法化的议题。1971年4月4日，在堕胎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年代，《新观察家》发表了“女权联盟”讨论通过的《343宣言》，全法国哗然，保守人士抨击为“大丑闻”。

另一本萨特传记的作者安妮·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则认为，波伏瓦的个性决定了她所有著作的气质。在她的时代，女性还没有榜样可以用来帮助她们确立非传统的生活模式，波伏瓦的每一次选择始终在有意强化自己个性中抗拒的一面，抗拒顺从生长的环境，抗拒家庭，“在抗拒公众舆论和说三道四的过程中，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回忆录中写过：“我在娘家的学习和生活迫使我扼杀这些欲望，但越是这样，欲望越以一种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实现这些欲望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许多年我全部献身于这一事业。”她的生活即她的事业，爱她和厌恶她的人都因了她人戏不分。即便是和萨特，波伏瓦在和他长达一生的合作中也始终穿插着对抗，1929年和萨特签订永不结婚的“感情契约”，何尝不是帮她自己保持对抗秩序的人生乐趣，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拥有的”。

克洛蒂娜·蒙泰伊写了5部研究波伏瓦的著作，新书《波伏瓦：女人的侧影》是为纪念波伏瓦去世20周年而出版。在这本书里，蒙泰伊提出了最新观点：波伏瓦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厌恶女性特质，她是一个以追求幸福为唯一目的的人，毕生都没有忘记她年轻时所希望成为的那种女性角色。“在我一生中，我还没遇见有人对幸福和我一样有天分，也没遇见有人如此顽强地追求幸福。当我一接触到它，它就成为我唯一追求的对象。”波伏瓦说。不为人妻，是因为她觉得那样更幸福；不为人母，是因为她觉得人生中有萨特相伴已经足够幸福。蒙泰伊说，如果你觉得波伏瓦已经过时，她身上至少有一条是现在的女性应该延续的，即自由享用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工作和不工作，爱和不爱，是否生育，要不要享受性……都只有唯一的标准：你是否觉得幸福。去要幸福吧，不必有罪恶感。”

(2006.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