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杜甫与六朝诗人

第一章 绪论

一

在下面一系列研究里，我们将探讨杜甫与前代诗人（特别是六朝诗人）的关系。这一研究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我们将具体地分析，杜甫从前代诗人继承了哪些东西；他如何把这些东西加以发展，加以综合，加以突破，因而形成了他个人的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透过杜甫与前代诗人的关系，我们也将更清楚地看到每个前代诗人的特质，并且了解到，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现代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和个人的才具》里说：

任何一位诗人，任何一种艺术家，都不能单凭一己的力量使他的作品的意义获得完整。我们要了解他、鉴赏他，就是要了解并鉴赏他和那些业已亡故的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你无法把一位作家孤立起来予以评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世的作家中间，借以对照和比较。

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我们将循着这一方向，把杜甫“放在已故世的作家中间，借以对照和比较”，以了解杜甫“和那些业已亡故的诗人”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杜甫伟大成就的特质及其来源。

艾略特又说：

一件崭新的艺术品问世，使我们改变了对过去作品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它所发生的作用同时影响了它以前的一切作品。现存的不朽巨著在它的本身之间，本来形成了某种秩序；当一件新的艺术品（真正新的）出现时，它就调整了原来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现存的秩序是完整无缺的；一旦有新的因素投入，为了保持组织的协调，“整个”现存的秩序就必须改变（即使改变得极为微小）。

如果我们把杜甫的所有作品看作新的艺术品，新的因素；那么，由于它的投入，过去的诗歌传统所维持的原有秩序，就必须改变。在杜甫的新作品的映照下，我们对前代诗人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就会有重新调整过来的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我们将透过杜甫的作品来重新评价六朝诗人（特别是谢灵运、鲍照和庾信三位诗人）。

二

事实上，我们可以运用前面所述的方法来研究每一位大诗人与传统的关系：研究这一位大诗人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质；并从他的独特成就出发去重新诠释传统，重新赋予过去的诗人以不同的意义。不过，以这一观点来研究杜甫，比研究其他大诗人，都要更为重要、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一点：即，杜甫所处的时代——盛唐，和传统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诗人，杜甫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的品质。

盛唐所以在诗歌方面获致辉煌灿烂的成就，当然有其政治、社会的因素。但无可否认，没有汉朝以来所建立的五、七言诗的传统，盛唐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盛唐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它汇聚了汉朝以降五、七言诗的一切形式与题材上的试验，加以融合，加以拓展，才有了如此的成就。虽然唐代诗人对于自己所继承的传统并不完全满意，虽然他们对南朝诗人尤其没有好评（这种批评大致为后代的评论家所接受，并成为后代评论南朝诗的主流），但是，前代诗人对他们的影响却是绝对无法否认的。盛唐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如此地伟大，相对于在它之前的齐、梁、陈、隋来讲，是如此地突出，人们几乎要认为，盛唐的成就是盛唐诗人自己创造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最能够看出传统的重要性。即使在这样一个具有辉煌的独创性的时代，传统的影响还是如此地鲜明而不可抹煞。由此可见，在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传统所据有的地位。如果我们要在中国文学史上证明这一点，那就莫过于研究盛唐诗与过去的时代的关系了。

当然，一切研究都要有个出发点，或者说，有个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在盛唐这样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找出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诗人——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并且证明，他的整个作品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等于说明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过去传统的关系。杜甫正是这样的诗人，我们可以在杜甫身上“具体而微”地看出盛唐诗歌对汉魏六朝诗的承袭与递嬗。这就是研究杜甫与传统的关系所以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就盛唐这个时代而言，李白也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并且在许多方面集前人之大成的诗人。如果要研究盛唐诗与过去诗歌传统的关系，李白也是一个极好的焦点。不过，比较而言，在这方面，研究李白的收获恐怕还是要略逊于杜甫，因为这关系到两个人作为诗人的独特品质。

李、杜二人对于过去的诗歌传统所持的态度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李白是一个“复古”的诗人，如陈子昂一般，重汉魏而轻六朝，甚至还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么具有偏见的话。我们不能否认谢朓对李白的意义，我们也无法说，齐梁以下的声律说对李白诗毫无影响。但由于李白个人对齐梁以下诗歌的排斥，透过李白的研究，我们就无法完整地看到盛唐诗与汉魏六朝诗的“全部”关系。

杜甫就不如此，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劝导后辈诗人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又说：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他所强调的是，兼容并包的学习精神，即使是唐代复古派所大力反对的靡弱的齐梁诗，他也能看到它们的长处，从而加以吸收。由于他这一“转益多师”的精神，当他教导儿子宗武作诗时，他告诉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

这就让我们看到，杜甫对前代文学传统那种多方面亲炙的态度。

可以说，杜甫是中国历代大诗人中最不轻易放弃任何传统的诗人。从表面看，杜甫那种雄浑博大的风格，那种热烈拥抱现实的精神，与齐梁专门讲究小巧与纤细的作品，相去岂止以万里计。但事实上，杜甫却从齐梁诗人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并且把这些技巧转化来丰富自己诗歌的内容。对待齐梁诗人尚且如此，其他更重要的诗人就不必说了。也许我们应该说，正由于杜甫具有广博的心胸，正由于他能够接纳前代诗人的一切成就，他才能在最博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诗歌中最宏伟的高峰，正如元稹所说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正是在杜甫身上，我们看到，最尊重传统的诗人也可以是最具有独创性的诗人；或者说，只有在努力学习传统的过程中，一个诗人才可能达到最扎实的独创性：一个前无所承的创造的天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研究杜甫与传统之关系所以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原因。

三

最后，简单谈到方法论上的问题。在台湾，最常看到的“影响”研究——某某人对某某人的影响的研究，是这样的：尽可能地摘取两人诗句类似之处，加以排列开来，好像这就证明了甲对乙有深远的影响，或者乙受了甲重大的影响。

对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批评。首先，所列举的甲、乙相似之句，可能仅止于“相似”而已，未必能确切证明，乙的句子即是从甲的句子承袭而来的。张秉权先生曾列举杜甫在词汇、动词用法、句法各方面模拟谢灵运诗数十例，依我看来，大都犯了这种错误，如：

〔一〕得性非外求（谢，《道路忆山中》）

炯然无外求（杜，《凤凰台》）

〔二〕徇禄及穷海（谢，《登池上楼》）

浩荡及关愁（杜，《秦州杂诗》）

〔三〕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谢，《登临海峤》）

我病书不成，成字读亦误（杜，《送高司直寻》）

在第一、二例里，“外求”与“及”或是极普通的词汇，或是极常见的动词，未必杜甫这一句就是从谢灵运那一句学来的。第三例的顶针句法，也是相当平常的句子，一定要说杜是从谢而来，恐怕也难以令人心服。然而，像这样只求表面相似，贪多务得的类举方式却是颇为常见的。

当然，有些句子绝对可以确定，是杜甫模拟谢灵运：

〔一〕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谢，《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

（杜，《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

〔二〕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

（谢，《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寒水光难定，秋山响易哀

（杜，《课小竖锄砍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

从这样的句子可以看出，杜甫是在“夺胎换骨”了（第二例甚至连制题都有模仿痕迹）。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在两个诗人之间找出许多这一类的句子，我们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们能证明的是：甲在遣词造句上受了乙许多影响。假如我们足够勤勉的话，我们还可以证明，甲在字句上承袭于乙的比承袭于丙的要多得多，等等。但是，我们所想证明的文学史上的“影响”，就只是这些吗？

用反例来说，一般都承认，杜甫“影响”了韩愈与李商隐，也“影响”了黄庭坚与陆游，而韩、李、黄、陆彼此之间的风格又是多么地不同。我们是无法“只”用字句的相似来“证明”杜甫是“如何”影响韩、李、黄、陆诸人的。

从方法论来看，我们恐怕很难制定一套公式，根据这一套公式，我们可以证明：甲“是否”影响了乙，甲又“如何”影响了乙。“影响研究”是一种“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常常是无公式可循的。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式”可循，公式应用得正确与否，主要还是要看研究者对历史熟悉的程度。历史愈是熟悉的人，愈能灵活应用公式；历史愈是不熟悉的人，愈是会硬套公式，而成为“历史法则”的大罪人。在我看来，在历史研究上，对实际历史的熟悉，其重要性绝对不下于对“历史法则”的掌握。然而，在如今的科学时代，即使是人文学者，往往也会过度迷信“公式”，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事实。因此，在我看来，目前的许多文学史的研究，常常只是从一知半解的公式出发的强拼硬套，而不是植根于具体历史的、具有真正历史感的研究。

在下面的系列研究里，基本上我是从自己长期阅读汉魏六朝及唐诗所获得的经验出发，由此得出一种历史感，再从这一历史感的“整体”角度，来论述杜甫与前代诗人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文学史上的“影响研究”的唯一方法。不过，为了让其他人对这些论文有个判断的依据，我愿意把我的方法简单地加以描述。

假设我们对于诗歌史上的作品有着长期的阅读、长期的浸淫体会，我们或许能够得出结论说：诗人甲的特质在于A、乙的特质在于B、丙的特质在于C，并且能够进一步确认诗人丁从甲的A学到A′，从乙的B学到B′，从丙的C学到C′。我想做的工作是，找出甲的特质A、乙的特质B、丙的特质C，并证明丁（即杜甫）从A、B、C学到A′、B′、C′。

对于这一“方法”，我应该进一步说明两点。首先，在杜甫的前代诗人身上（在这一系列研究里，主要是谢灵运、鲍照和庾信），我只找出每个诗人最重要的一点特色。这一特色是他在文学史上所以具有特殊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他和杜甫有着传承关系的极紧要的一点。其次，我并不是先从谢灵运、鲍照和庾信的身上找出各自的特点A、B、C，再从杜甫诗中去寻找是否有类似的A′、B′、C′。A、B、C和A′、B′、C′是我在读过谢、鲍、庾、杜诸人的作品，并且和其他诗人相比较以后，才凭体会得到的。也就是说，阅读的经验累积到某一时刻时，A和A′是同时发现的，B和B′、C和C′也是如此。

简单地说，我的方法不过是：经过长时期的阅读，凭自己的直觉去把握每个诗人的关键特点，以及这些关键特点与杜甫诗的关系。这一方法的成败主要系于：阅读的时间是否够长，阅读的作品是否够多，体会是否够深刻，直觉是否够正确。当然，这一切只能由别人来判断，我只能明白说出我的方法，以作为别人判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