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往书记，顾名思义，是对过往之书的回忆。古乐府有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书无新旧之分，凡是投缘的，都是好书。这里说“往”，好比对人。所谓故旧，含有对在时间中流逝之事物的珍重惋惜之意。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年轻时读到的书，影响思想，塑造人格，决定道路的选择，积偶然为必然，变不确定为确定。这方面的错失，有些是难以弥补的。或者可以弥补，却使我们走了弯路，虚掷了太多时光。还有很多书，几十年里手不释卷，温故知新，它是过去经验里最可贵的部分，还将继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读书而不藏书。自来美国，二十多年里，搬过六七次家。每次搬家，总得送掉或扔掉一些书。有些书阴错阳差地误买了，因为获奖和行家推荐，因为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连所谓“口碑”也可以大规模机械制造了。或者虽然好，读过一遍，觉得已足够，不值得留存。有些书是希望随身携带，以供不时翻检的，但囿于条件，没有留住。三年前最后一次搬家，从租住了十多年的房子搬到新买的公寓，堆放在壁橱里的历年积攒，又一次成为累赘，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处理。过后念及，觉得很对不起那些曾经在身边、给人无穷快乐和教益的书。再想想自中学以来，零零星星，渐有所得，大学时代，节衣缩食买书，有的书是起早排队，或跑遍武汉三镇苦寻，甚至邮购才得到的。当时视若掌珠，读时不忍以汗手触摸，裹上书皮保护。不料多年辗转，天涯散失，虽思重觅，岂复可得。因此新居初定，便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往书记》，记下一些清理藏书的细事。后来忽发一想：何不为那些刚刚丢弃和即将丢弃的书，留下几行回忆文字呢？得书的经过，散失的因由，读后的感想，以及书籍本身的风貌，还有与书相关的琐事，不是很有意思吗？纵无经过可记，无感想可谈，缓缓说些题外话，也是好的。

结果就断断续续地写下去，从2010年秋天写到2013年春天。起初果真是丛残小语，大多三五百字。后来意气渐平，能够静下来，从容书写，篇幅便逐渐长起来，体裁也越来越像随笔或书话了。原来的意思，所记限于曾经有过而终于失散的书，继而推及仍幸运地保留在身边的书，再后来，所有过去曾经读过、喜爱过、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书，都在目标之内。要一一写尽，当然不可能。我的取舍标准，是没有标准，只看自己想写哪一本，和能不能写出来。

大体上，一篇文章写一本书，也有写某个作家或写一组作家的，更细微的，只写到一本书的某个片段，或一个作家的某个侧面，但前贤书话中经常涉及的书的出版和流传等掌故，我却很少提到，因为不熟悉。如有叙事性的段落，则多是讲述觅书和得书的故事。论说性的内容，算不得严格的评论，只是个人在特定时期、特定心情下的阅读感想。这些感想，有些是很早以前的。当年的惊喜，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称扬，由于情绪因素和识见浅陋而难免夸张失真。今天的看法，或已改变。不过，对书的认知，包括对过去认知的追忆，肯定是以现在为出发点的，毕竟回忆并不可靠，而写作也是在目前。

由于阅历所限，涉及的只有文学书，偶有其他类别，着眼点也在文学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古今中外的名著，也有出于机缘和个人喜好而接触到的并不著名的作品，甚至是平庸的作品。我的阅读兴趣，从年轻时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中国文学，以古典为主，喜爱从先秦到宋的作品；以类别论，是先秦诸子，魏晋南北朝诗歌和散文，唐宋诗词，唐人小说，历代笔记和明清的白话小说；近代文学，偏好周氏兄弟、沈从文，以及何其芳、卞之琳、穆旦、王辛迪等诗人；1949年以后的作家，读得较多的是钱锺书夫妇和汪曾祺。西方文学，则主要是19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和小说，其中小说的阅读数量巨大。我的人生经验本极单纯，也可以说一贫如洗，西方小说给了我对这个无比繁复的世界的另一种认知，虽非亲身所历，但至少洗脱了一点傻气，可以看明白一些事，可以略微懂得别人和自己了。假如年龄能使人增加睿智，假如每个人都能随着年龄而增加睿智，那么，我主要是靠读书，而不是靠现实来获得这有限的一点睿智的。

先秦子书、唐以前的史籍和历代笔记，还有像钱锺书这样的学者的著作，中年后方能领略其好处，年轻时走马观花，得其皮毛而已。所以，在《往书记》里，对这些书，以及西方哲学书，不管是已经深得其味的，还是初窥门径的，都尽量避开了。

《往书记》不是一份完整的个人阅读书目，一些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的诗，中国古典小说和笔记，西方作家如博尔赫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里尔克等，已经写过文章，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些，它们同样重要，但一时不能写出来，只好寄望于将来。事实上，在书稿快要完成的时候，曾经列出一个补遗目录，其中的几十本书，是特别喜爱，读过不止一遍的，原不应当遗漏，它们包括：

戴望舒的译诗，特别是他译的洛尔迦诗，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及小说，穆旦和何其芳的诗，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钱锺书的《管锥编》，徐梵澄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兰姆·斯笃克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郭沫若译的《鲁拜集》，庾信的赋与诗，《搜神记》《山海经》《列子》《五灯会元》《金刚经》，两部科幻小说——阿西莫夫的《基地》和斯台普尔顿的《最初和最后的人》，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另外，还有小说《红岩》——不是说这书有多好，我70年代初读到，通过它，知道世上有一本书，叫做《唐诗三百首》。

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卷出版于1980年，当年一读，真是石破天惊，它把我之前被灌输的文学观念，几乎彻底颠覆。书中选收的作家，多数成为未来几十年重要的阅读目标。对这套书，真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对得起它。

名单上的书，后来写出来的只有《管锥编》和《五灯会元》。《一千零一夜》写了一个不坏的开头后，觉得应当把全书重读一遍，便搁下了。

太爱的东西，往往无话可说，或者三番五次忍不住要说，说出来，却是那么笨拙甚至浅薄。从前写《西游补》的读书随笔，费尽心力而不能遂心，至为怅然。最爱的《庄子》，以及李白、杜甫和李商隐的诗，也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岂不是用情过深而难以为人吗？那么，要静下来，要拉开距离，要暂时忘掉，要视若等闲，如此才能客观，才能旁观，才能作壁上观，才能写出千古妙文，岂不是过于荒唐吗？

书名虽然称作《往书记》，这一百多篇短文谈到的阅读，偶有几处是很晚近的事，如《真诰》和《破解古埃及》，前者因为太艰深，后者则本来就是新书。有些书提到了，但并未通读或读熟，如《太平广记》。有些读完了，却不敢说彻底读懂或精通了，如《管锥编》。

有两篇文章，《千家诗》和《歌德谈话录》，本属于这个系列，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因已收入先前的集子，只得割弃。

我写《往书记》，得力于鲁迅先生和知堂甚多，也从孙犁先生那里受到启发。周氏兄弟学养深厚，孙犁先生爱书如命，均极令人感佩。

201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