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集

纳兰性德的《通志堂集》，包括赋一卷，诗四卷，词四卷，经解序跋三卷，序、记、书一卷，杂文一卷，《渌水亭杂识》四卷。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清人别集丛刊”，精选十八种，影印出版。我在报上看到消息，托书店定购了三种，便是金农的《冬心先生集》，朱彝尊的《腾笑集》，以及《通志堂集》。

影印的古籍，不标点，没注释，以那时的水平，是读不懂的。所以《冬心先生集》和《腾笑集》，只是打开翻翻，把前言读过，便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通志堂集》不然，纳兰的词因已有过接触，加上以抒情为主，用典不多，特别投合年轻人的心思，能很有兴趣地一首首揣摩，此外还有一个喜人之处，便是它康熙三十年的原刻特别漂亮，上海古籍的影印不仅保存了原味，连纸张的质感也让人觉得舒服。由于字大，展读之间，每一句话在心中的停留，都是那么持久而清晰，词句的优美，由于字体的清秀而益显。

诗词读过，到经解部分，完全不明所以，下册便也搁下。事实上，书信杂文里头，有些是可以读进去的，但由于经解的阻吓，一搁便是三十年。

我有个朋友，喜欢书法和园艺，见了这套书，爱里头的字，借走一册。另外一册，我带到大学，毕业之后，随我到北京。在北京，有了工资，买书多起来，80年代初的出版，又是一个小小的黄金时代，新书之多，目不暇接。我的注意力，大都放在翻译作品上，诗歌、小说、艺术、宗教和哲学著作，不管读懂读不懂，闻风而动，一套套地往家里搬。《通志堂集》收进纸箱子，纸箱子几只一排，靠墙摆齐，铺上床垫和毛巾被，成了集体宿舍的沙发，遇上来人，还可以凑合睡觉。

来美多年后，兴趣转变，古籍又成了情感的良好寄托。想起最早有的寥寥几本视若珍宝的古典文学书：《唐诗三百首详析》《李白诗选》《聊斋志异选注》，半本线装的《聊斋志异》，五七言并收的线装《千家诗》，以及影印的金农和朱彝尊，都风流云散，连散失的经过也毫无记忆。只有《古诗源》《杜牧传》、七言本《千家诗》，辗转漂流到纽约，和我朝夕相伴。《通志堂集》还在北京，没有丢失，这我可以肯定，是很可欣慰的，然而缺了下册，终是美中不足。我在网上搜出书影，往日的印象顿时复活，因此越发忆念。

北京的书一次几十本上百本往纽约带，不断清点，不断丢弃，终于到所剩不多，于是一股脑儿装箱，全部海运过来。

忽一日，拆箱整理，赫然看见完好无损的一套《通志堂集》，两册俱全，淡绿色的封面，轻轻软软，打开来，书页丝毫没有发黄变脆，大概因为常年不见天日的缘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过去多年的记忆，居然是一个虚构？

翻来翻去，在封底发现一个小小的红戳，两个字：特价。不用说，这是在北京的“中国书店”买的。北京五年，我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中国书店，去的最多是宣武门、琉璃厂和王府井东风市场这三家。有一阵子，新街口那一家也跑得勤，为的是配齐手中几套书：《乐府诗集》和阿拉贡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我何时，又在何地，另买了一套《通志堂集》？记忆里没有一丝痕迹。扉页没有签名，不知购买日期。《通志堂集》如此使我梦萦魂绕，怎么会把有关的记忆全部抹去，抹得这么干净？假如这套书也因为雨淋虫咬，书页发霉，封面发黑，破烂扭曲，大失从前面目而不被认出，杂入其他误买和毁损的书中被扔掉，那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购书这件事的存在，因为就连最持久同时又最不可靠的证据——记忆，也没有了。

花了几天时间把书读一遍，仍然跳过经解，也跳过四卷词。赋和书信杂文不多，剩下的，就是几百首诗和同样四卷《渌水亭杂识》。《渌水亭杂识》最后一卷有几十条诗话和词话，和他的诗词创作对应，有助于理解他的学习和创作历程。纳兰早逝，享年只三十一岁，比李贺略长。他在《书昌谷集后》中说：“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召，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花，刹那一现；灵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不幸成为自己的写照。

李贺开一代诗风，纳兰词卓立于人才辈出的清朝三百年词坛，这两位都性情敏感，天分又高，早熟之作，亦足傲世。纳兰诗大多是习作，五古部分，基本是模拟，七律不多，看不出特色，七绝一百多首，但觉清新明快而已。

纳兰用心在词，他有一首《填词》诗，便是专门为词辩护的：“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他爱花间词，推崇李后主：“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唐诗非不整齐工丽，然置之红牙银拨间，未免病其板槢矣。”（《与梁药亭书》）王国维评价纳兰词极高，将他比作后主，其实正是他自己的说法。

纳兰论诗，强调性情，认为才学固不可或缺，但不能逞才逞学，诗不免学古，终须自立。他还说，“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今人论诗，唯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这些道理都很对，但涉及具体作家，他有些话说得轻率了，如说“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又说“苏诗伤学，词伤才”。说欧阳修“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淡薄空疏，了无意味”，都是所读不够博，所思不够深的结果。

理论归理论，纳兰自己作诗，喜欢李贺温庭筠那一路，意象秾丽，讲究声色。闺阁生活是他熟悉的，富贵在他更丝毫不用硬装，所以他“效金荃体”，“和李昌谷恼公诗原韵”，才情在握，触手生春。李贺《恼公》诗五言排律，五十韵一气直下，纳兰之作虽不敢说堪与原作比肩，从中也可看出他纵横腾跃的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