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 一位离经叛道的心灵导师[1]
三年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拉姆·达斯躺在加州家中的床上，整理着有关老去和死亡这本书的思绪。当年他65岁，已是满头的白发，有着数百小时陪伴身患重疾之人的经历。其时，他已经完成了《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这本书的手稿，但就在1997年的同一天，编辑埃米·赫兹将稿子退给了他。赫兹说，该书“太过肤浅——虽说幽默风趣，但没有真正切中问题的实质”。
拉姆·达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如何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如何将老去表达得更加直观，而非隔靴搔痒、泛泛而谈。他问自己，提到衰老，人们最恐惧的是什么：体弱多病，颠三倒四，生活不能自理，坐在轮椅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同废人。他闭上眼睛，试图体味腿脚不听使唤、大脑想不起最简单的一些事时的感受。这时，电话铃响了。
他起身去接电话，却一下摔倒在地上。几个小时后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因中风全身瘫痪——这一事件可以看作他完成本书的一个极端例子。
医生说，他大脑内溢血严重，可能九死一生。这一消息随即在朋友间传了开来：“拉姆·达斯中风了。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恐怕连小命都不能保。”
这些年来，我没见过拉姆·达斯，也不曾想起过他，但这一消息还是让我大为震惊。作为心理学教授理的查德·阿尔伯特，他因和同事蒂莫西·里尔利一起吸大麻，于1963年遭哈佛大学解雇。其后，他旅居印度，易名拉姆·达斯，意为“上帝的仆人”。
1971年，拉姆·达斯出版了《活在当下》（Be Here Now），说的是他从一位“神经质的犹太大家”到一袭白袍、发现内心祥和的瑜伽大师的转变，该书销量达200万册，打动了无数婴儿潮一代人的心弦，同时也遭到了同行的嫉恨，他的理念被斥为狂妄和无知。读过这本书或听过他演讲的人，最能了解，他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以及能抓住千千万万人心的演讲家。如今，他无法说话，因病变得沉默寡言，似乎是一个残酷且令人痛苦的结局。
然而，中风一周后，拉姆·达斯振作起来，由此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康复过程。去年秋天，在纽约从事艺术品交易的朋友凯西·戈德曼邀我和她一道去圣约翰大教堂看拉姆·达斯。“他得了中风，话都说不周全。”我说。她耸了耸肩，说：“我们去瞧瞧不就得了。”
上午七点，有超过一千五百人涌进了教堂的锡诺厅。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穿眉打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四十往上的股票经纪人、编辑、医生、艺术家、教师和唱片公司的高管。与会者大都多年未曾联系，这一聚会给人以一种怀旧和团聚的感觉。
人们四下里呼朋唤友之际，拉姆·达斯从后门被推进了大厅。他红光满面，谢了顶的头上戴了顶时髦的棒球帽。他抓住扶手，一路攀上六级台阶，上了放在台上的另一台轮椅。台下的人顿时全体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抬起左臂，示意大家坐下。他的右半身仍然不能动，右臂像折断的鸟翼一样垂着。“我想告诉大家。”他张开嘴，但又停住了，接着他笑着说，“我……依然在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台下的听众再一次爆发出欢呼声。
拉姆·达斯说，中风教会他珍惜沉默：“我的脑海中有一间更衣室，我的观点好比穿上了语言做成的衣服。但这间更衣室有一天被炸毁了。我虽有清晰的思维，却无法附之于语言，这样一来，我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插进一段……沉默。”他邀大家和他一起“在沉默中做游戏”，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他一安静下来，大厅里顿时有一股祥和安宁的感觉。
拉姆·达斯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陪伴临终者，帮助他们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他说：“从这些人身上，我总结出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经验。”但等他自己得了中风，“他们说我不行了，我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灵性思想。我望着天花板上的管子想，我可是灵性大师！”台下的听众笑了。“这表明，我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
我最近一次见拉姆·达斯是在1973年，《绅士》杂志约我写一篇他的小传。文章被毙了！编辑认为拉姆·达斯的理念“令人费解”，尽管这篇文章最终在左翼刊物《堡垒》上刊出，但我决定不再进一步写这一主题。不过，在圣约翰大教堂，我还是掏出了采访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姆·达斯再一次引起了我的关注，作为一个引路人，他首先是叛逆，其后是将人们引向东方。他在哈佛离经叛道，为学生提供裸头草碱，以高分让他们毕业。六年后的1969年，哈佛大学的一些高年级学生在临近毕业之际纷纷退学，支持抗议学校政策的罢课。
遭哈佛大学解雇后——这让他曾任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局总裁的父亲乔治大为光火——阿尔伯特游历印度，之后遇到了他称之为马哈拉的导师。阿尔伯特追随导师有一年之久，以拉姆·达斯之名返回美国，其后开始四处宣扬灵性之路。
《活在当下》在我熟知的人中相传的几年间，貌似好些人已经“上了路”。他们或是学着在垫子上冥想，或是开始吃素、读苏菲派的故事，或是涌到唐人街学太极拳、听拉姆·达斯的演讲。虽说几年后，这些人又开始吃荤，拼命地工作、生儿育女，可拉姆·达斯似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左右着人们。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举国上下沉迷于发财热、认为在哈佛毕业典礼前退学是神经错乱之举之际，拉姆·达斯鼓励人们无私地奉献。我听人说，他一直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者，在救济院里陪伴临终之人，协助发起旨在医治第三世界失明者的赛瓦基金会。这期间，他出版了不下于六本书，但中风前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游离在文化视线之外。
《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完成于衰老和离世成为热门话题之际。“婴儿潮一代正在老去，”拉姆·达斯说。“米克·贾格（注：滚石乐队的主唱）正在老去。我在学着如何为他们老去。”书中，他将衰老说成一次接近智慧、知足以及与灵魂紧密相通的机会。他并不仅仅是摆摆理论，而是从一个坐在轮椅上、需要人照料衣食住行的人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
飞往旧金山去见拉姆·达斯的途中，我还心存疑问，他是不是时常发一通无名火、自怜、困惑和绝望？他再也拉不了大提琴、开不了车、打不了高尔夫。他饱受疼痛的折磨，尤其是右臂，还患有高血压、痛风和呼吸暂停，睡觉时得戴呼吸机。夜间呼吸机闪着灯嘟嘟直响的时候，他有没有尖声惊叫过，又气又怕？
让我惊奇的是，在欧米伽学院的会议上，他解答了我的这些疑问。在旧金山凯悦酒店的大舞厅里，他告诉两千名听众，“人人都把我当作一场大病的受害者。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远不及发生在我灵魂上的事可怕。中风磨灭了我的信仰。中风让我远离自己的导师，好似切断了维持生命的养分。”拉姆·达斯的导师逝于1973年，但这些年来，他仍然觉得导师就在他的“身边”。
拉姆·达斯抬起自己的右臂。“我的导师就在这里。他仁慈，他说过要施予我恩典。”拉姆·达斯将手放到身体的另一侧。“这儿，我得了中风。”他看着手从一边移向另一边。“恩典……中风。我无法将二者合二为一。后来我想，也许中风是另一种形式的恩典。”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说，中风的影响开始显现。他变得愈发谦卑和慈悲，他只好慢下步调，学会做一个依赖别人而非帮助别人的人。“中风给我上了一课，深奥的一堂课。”他说，“它让我进入的自己的灵魂，这就是恩典。”他放下左手说，“这就是残酷的恩典。”
后来，身边只有保姆和秘书、囿于家中的拉姆·达斯说，这是他第一次“敢于公开说自己失去了信仰”。他皱着眉头，用左手摩挲着无法动弹的右臂。“我的信仰是我导师的慈悲。上帝是慈悲的。我得了中风——这是我身边人都认为的不幸：‘可怜的拉姆·达斯。’”
曾做过拉姆·达斯助理十一年之久的马琳·洛依德说：“那是您让我们将马哈拉的照片从您卧室里摘走的时候。”拉姆·达斯点了点头说：“因为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禁想起被毁灭的东西。”
在卧室的地板上发现拉姆·达斯，以及当医生说他小命不保时，在医院不离左右的正是洛依德和她的朋友乔·安妮·巴汗。一周后，医生为拉姆·达斯做了个测试，以确定他的失语程度，即丧失组织语言的能力。医生拿起一只钢笔问。“这个叫什么？”拉姆·达斯说，“钢笔。”医生指了指自己的手表，拉姆·达斯说，“表。”接着，医生又托着自己的领带。拉姆·达斯瞪着眼瞧着。
“这叫什么？”
“Shmatta，”拉姆达斯说。
拉姆·达斯说的是意第绪语，意思是一条廉价的破布。洛依德和巴汗忍不住大笑起来。医生惊讶地走出了病房。“真是荒谬绝伦的拉姆·达斯。”洛依德说。“这一刻我们知道：他还活着。”拉姆·达斯接受了数月的理疗、语言训练和水疗，帮他学会与人交流的方法，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中来。中风后，朋友们发现他在性格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时不时表现出的傲慢、高门大嗓和暴躁不见了。欧米伽学院的联合发起人伊丽莎白·雷瑟说：“他变得更加快乐和蔼。作为朋友，我能感觉得到他深深的爱和理解。”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安德鲁·威尔博士说：“以前我还有些不相信，我并不相信他的观点。如今，作为中风的一个结果，我的确感到他有让我们学习的东西。”
拉姆·达斯能和编辑交谈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这本书隔靴搔痒，我明白了。”他说中风让他“关注随年龄而来的痛苦和脆弱”。在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他想告诉人们，怎样利用冥想和完全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这一刻的方法来减轻痛苦。比如有人记不起往事，拉姆·达斯会说：“现在这一刻，你用不着任何往事，这多好啊。”
《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一书中，在写到摒弃自我、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的时候，拉姆·达斯推出了许多灵性的工具。不过，这本书是在突发灵感中写就的。“写这部书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能用意念推倒一扇门，”拉姆·达斯说，“在书中，我坚不可摧。”说着，他笑了起来。
尽管语速慢了下来、说话能力恢复得不尽人意，但拉姆·达斯的话仍然妙趣横生，能调动听众的情绪。在欧米伽学院的演讲结束后，主办方打算将他从后台推出去，免得被人群踩了，可他指着如潮的人群说，“我想和他们……谈谈。”
人们围着轮椅，跪着拥抱他、感谢他。有位女读者对他说：
“我是一名帮扶中风幸存者的志愿者，我要将你给我的启发带给他们。”拉姆·达斯顿时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有位保险经纪人说：“感谢你，你总是走在我前面一步。”拉姆·达斯含着泪笑了，“因为我坐的是轮椅。”
拉姆·达斯外出演讲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是年三月份，他飞往纽约参加一场有关临终关怀技巧的研讨会。著名藏学家罗伯特·瑟曼是阿尔伯特早年在哈佛任教时的故交，其妻内娜是蒂莫西·里尔利的前妻，他将拉姆·达斯比作“走在前列的宇航员或心理学先驱”。20世纪60年代，瑟曼是这么说的：“里尔利带领人们走向灭亡。而拉姆·达斯则发现了一种鼓励人们继续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他还敦促人们乐于助人，免得他们自我放纵。这才是最关键的。”
会上，拉姆·达斯提到有必要将临终当作一种“神圣的仪式”，并且创造一个人们能面对死亡的环境，这里的护工“既不害怕，也不会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为大家放映了一段自己陪伴死于前列腺癌的里尔利时的录像。临终前的里尔利瘦骨嶙峋、脸色苍白，但他的眼睛依然闪着调皮快乐的色彩。里尔利坐在垫子上说：“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并且想要死得其所，我就打电话给了拉姆·达斯，因为只有他能理解。”里尔利为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大脑冷冻保存，身体装在一个围绕地球运行的宇宙舱内。
这段录像是拉姆·达斯中风前一年拍摄的，当时他身穿一件淡紫色的衬衫，翘着二郎腿坐在里尔利身边。“如果你将死亡看作自己融入宇宙最神秘的一刻，那么你就应该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拉姆·达斯说，“这就是东方传统的精髓——有所准备是让你率真、细致、安宁，不必死死地纠结于过去。你只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自始至终。”
他转身冲里尔利笑了笑，然后拥抱了他。“这真的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注释
[1]作者莎拉·戴维森，编译自《纽约时报》200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