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童话

当我们阅读非洲童话时，相较于它们具有争议的历史和起源问题，我们对它们的未来发展更为好奇。如果一本非洲童话合集在意大利问世，其中某些篇章会像《小红帽》（Cappuccetto Rosso）或是《韩塞尔与葛雷特》（Hänsel e Gretel，又名《糖果屋历险记》）一样，成为我们童话传统的一部分吗？那在这本书的众多人物或动物主角中，又会轮到谁呢？是那个聪明又独立的“小拇指”，还是可爱又逗趣的“11号”？是那个代表现代战争幻想的“妖怪”，还是布须曼部落中用炙热的舌头吞噬整片丛林的“贪吃怪”？又或者是众多狡猾动物中的一员？比如狡猾又大胆的蜘蛛阿纳斯，狡猾又小心的乌龟仙，狡猾又爱啼哭的贡斯里欧，还有狡猾又爱自吹的毛虫布鲁科。还是在童话中一次次出场，勇敢又坚持不懈，总是被哥哥姐姐嫌弃却又想尽办法跟随的小跟屁虫？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一定充满了远比出版一本书要更为短暂易逝的事件：一位流连于集市的说书人，一位在小旅店过夜的外地商人，一个被贩卖到东方港口的奴隶，和那些到处弥漫着烟雾、充斥着闲谈的露营地，还有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浮沉的战士。此外，在西部和南部的非洲民族，以及在印度、伊斯兰、欧洲等使用“希腊共通语”地区的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叙述故事，可以推测是出自与巴西莱和佩罗的读者同样久远及高雅的阿善堤、埃菲克—伊比比奥和克拉齐族的叙述者。因此，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各民族间的交流处于不断的更新中。对于那些认为民间故事不再流传或是现今已不存在的人，要建议他们把目光投向翻开的书页，看一看那些重焕生机的词语，尤其是阿善堤人用来为叙述润色的词汇（Yiridi！指的是挥舞在空中的棍子；gao！形容剧烈的头痛；fom！指的是刺入南瓜的大黄蜂；nwenene! nwenene！指的是用来套人的绳索）。他们难道会连这些都想不起来吗？年轻一辈当然认得出米老鼠动画片的拟声效果，这也成了所有孩子以及我们的财富。提到这件事并非偶然，因为美式“漫画”中的俚语是在黑人俚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丰富的句式和用法也来源于非洲传统，刻有时间和奴隶的烙印。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雷姆斯叔叔的寓言故事就来自非洲的动物故事，由黑人传入北美，而迪士尼的米老鼠无非是它的后代而已。因而，民间故事就这样出乎意料地从一个大洲传到了另一个大洲。

我们认为，借助专家、人种学者和原始宗教学者，我们可以诗意地理解和欣赏这些文章，因为它们能够解释造就这些文章的文明世界、社会和语言间的关系和内涵。但有人认为这样的奢望不切实际。对于这些人，如果要回应他们的质疑，就需要让他们亲自阅读这些故事，如此他们才能了解其中讲述故事的喜悦，构思精妙情节的乐趣以及跃然纸上的幽默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些故事的体会与非洲人民如出一辙：它们首先一定是令人捧腹或毛骨悚然的好故事，或者和非洲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对部落的叙述者而言有着仪式般的、赎罪的、可供叙述的价值，它们的“用处”在于要么第二天可以捕猎更多的羚羊，要么就是能获得一个好收成。（“现在我的故事讲完了。明天你们就可以打落树上的椰子”，一个普通的刚果故事通常是以这样具有吸引力的祝愿结尾的。）

为了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收集整理非洲的口述故事，我们参考了拉斐莱·贝塔佐尼（Raffaele Pettazzoni）“全集”（《神话传说》，都灵：乌特出版社，1948年）中极其珍贵的第一卷。在这卷书中，保尔·拉丁（Paul Radin）尤其希望以讲述“纯正非洲、本土非洲”的形式向我们展示（改写自探险家和人种学家原始文集的故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好故事，也就是那些“黑人”讲述的故事以及来自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和俾格米人的故事。读者会在拉丁撰写的前言中发现关于这些拥有悠久历史与深厚诗歌底蕴的非洲民间故事的探讨。

然而读者可以从同样的故事中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很快他们就可以从不同的风格中识别出最具特色的民族：阿善堤人活灵活现的想象力，基库尤人《圣经》般的节奏韵律，布须曼人跳跃又令人费解的文风，有时会脱离叙事，转而描写风景（《风之子》的最后几行，完全就是海明威在非洲狩猎时的作品风格），突然又抛出一个故事，其中的“悬念”经过严密设计，比如“那个小伙子被一头狮子带走了”。

在布须曼人看来，粗糙、未经雕琢的想象过程反而更为行之有效，因此他们依靠直觉上的相似性来辨别动物间的异同，而逻辑和体型差异则未被考虑在内：薄翅螳螂被认为是羚羊的姻亲，很明显是因为它们“长得像”。依据常识判断可能会显得十分荒唐，甚至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但它在我看来却恰好体现了埃菲克—伊比比奥人的个性：《消融的胖女人》（因为她在太阳上工作，最后全身上下融化得只剩下一个大拇指）就是一个果戈里一定会喜欢的故事。

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想象中，非洲人总是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想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康巴族的故事中，有一场对抗太阳的战斗，尽管没有人手持利剑，却有一个不断吐出人类牙齿的池塘；在阿善堤族的故事中，浸没在河水中的妖怪，把头骨当杯子，试图舀干河水；在马塞族的故事里，一个高举双手摘榕树果子的女人看到果实都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盯着她。与非洲叙述者所创造的恐怖氛围相比，欧洲童话故事里的丛林、妖怪简直是小儿科：你们会看到（在霍屯督族的《聪明的小妇人》里）非洲民族是如何在描述一个场景时让人毛骨悚然：妇女们正在摘洋葱时，一群男人带着吹笛子的盲人悄悄靠近，然后把女人们全部杀掉；或者是（在《肯耶克可他的父亲》里）一个陪着舞蹈演员回家的女孩看到地上散乱着白色的东西，后来才发现那是人的骨头。

许多非洲故事都属于追根究底型，它们以一种滑稽的风格讲述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就连鲁德亚德·吉卜林也从这样的风格中获取灵感，应用到类似的印度故事中，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作品《供儿童阅读的平常故事》中。非洲童话中虽然不乏浅显易懂的自然故事（比如《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住在天上》），但在更多情况下，占据主流的却是一些复杂的故事。伴随着有意识的讽刺，“原因”好像只是被粘在了这些故事的结尾，因为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的故事展开，而非其试图解释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结尾的笔调会对那些至今仍让人害怕的事物（诸如疾病、失明和死亡）开起苦涩的玩笑（“每次欧乌闭上那只眼睛的时候，就会死一个人，对我们而言不幸的是，他十分讨人厌地不停眨眼”）。

当这些童话集结成册，其神话魅力仿佛已随时间的消逝而大大损耗，成了一种拙劣而不情愿的模仿，它带有尖锐的感觉，感受到每天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厌烦。（抑或是打从一开始这些民族的宗教就被现实主义和自嘲风格所浸透？）当然，从未有哪个一神论的神明像克拉齐民族的神明那样被随意对待。据说他们的神明在人间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只是偏安一隅，安身的地方甚至不足以随意翻身，还有人给他添麻烦，厨房的油烟会钻入眼睛，一位老妇人会给他敲钵捣臼，甚至“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一块舒服的抹布，常被人用来擦拭脏污的手指”，直到最后他恼怒不已，不得已返回了天堂。

尽管神明决定人类永远不会自然死亡，但他们会逐渐老去并最终死于意外，因为神明的权威日渐式微（根据康巴人和霍屯督人的说法），更何况动物信差传递了完全相反的信息。许多故事讲到了天堂和人间古已有之的和谐一致（“那时人间和天堂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一栋房子的两层楼一样”），讲到了后来的分离，还有现在试图重建的关系，其中的困难远甚于齐马努艾泽的儿子和他在天堂的爱人进行对话的企图（童话中的青蛙使者躲在了水罐中，这些水罐是太阳和月亮的侍女要带到井边用来上上下下清除蜘蛛网的）。她向着天堂攀登，就像朝着自己真正的故土，在爬上一棵树后，这个女人就累得直不起腰；她将会找到正义（《天降福雨》），却因衰老而感到绝望；她用树枝搭起了支撑架，想要到达神明的所在，告诉他自己有多么孤苦无依，却只是徒劳（来源于巴依拉族的故事，后来拉丁将其作为该书的结尾）。她见证过如此的艰辛，若不是经历了无情的悲观主义，她必定不会妥协。

我们行进于此，始于充满孤独乐趣的思考，行至“非洲条件”下的核心。拉丁在序言中，就人类严峻关系的历程写下了非常尖锐的内容，这样的历程应当是激发了非洲人民在某些故事中所表现出的残忍。某种犬儒主义的炫耀（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些会说话的动物会湮灭母亲和祖母）并非道德上的无动于衷，相反，它是对道德的重视，讽刺人类反常的行为扰乱自然的和谐，最终自食苦果。

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非洲的故事家反对阴谋诡计，尽管这更为简单，却并非常胜之计。然而，偷奸耍滑却是这本书中再频繁不过的主题。通常，关于动物的故事（在《伊索寓言》的经典片段中也有动物的踪迹，比如《大象和乌龟》或是《毛毛虫和野兽们》）讲述的都是它们与农夫之间的联系，讲述者只是借用了动物的名字描绘出一个农夫的形象。野兔和灰羚羊像人类一样耕地劳作，种植蚕豆，但在它们二者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懒鬼，想要欺瞒自己的伙伴。这样的狡猾个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情节和人物上，还包括充满暗示意味的语言和叙事的笔调。狡猾成性不仅被奉为生存的最高准则，而且掩盖了一种生活态度在历史和道德方面的局限性（我们想想乔伊斯·凯瑞的作品《开路先锋》）。伴随着黑人满溢而出的生命力和似喜实悲的感情，这样的狡猾和农夫式的狡猾并无不同，充满防御性和戒备心，以某些知情人或是贪心之人的戏弄作为掩护。老实说，这种态度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圈子内也不稀奇。

然而我们务必牢记，伴随着对严苛之态和无赖所为的探讨，其他一些民族童话所共有的道德主题都显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地方色彩”：清白之人遭到迫害的故事为这本文集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初雨乍来》）注入了灵感；还有展现果敢的年轻人独立精神的作品：《米利莱历险记》。其他故事的主题则遵循了一个文明守礼的社会所应有的规则，甚至是良好的行为举止，也就是所谓的教养。比如在乌龟的故事中，乌龟就羞愧于自己无法攀爬到秃鹫所在的高崖上（《为什么龟壳上有裂缝》）；再比如另一个故事中两位心地善良的农夫，其中一位娶了另一位农夫的女儿，却因为没有让对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而终日不安，另一位更好心的农夫则希望消除对方的困窘。为了克服这种不自在，双方都采取了装死的办法（《瘾君子》）。

那么白人呢？我们很少在这些童话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可怕的生物身上看到了白人的影子，那就是巨人欧乌，也就是死神，他的头发“就像白人的头发一样”，并不浓密却非常柔软。还有一次，虽然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白人”被用作聪明智慧的同义词，如果我对下文理解无误的话：“我在用白人的思维和你说话。”接着，作为殖民地时代所留下的确切的痕迹，步枪还有“步枪之药”（也就是火药）也曾多次出现。

由此我们发现，这些古老的童话主题仍然体现出当今的非洲意识。我们再次强调，我们对于非洲的兴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的意思是，不是关注童话的未来，而是民族的未来。

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