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极少对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总是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1967年春和夏，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他被隔离监禁，我被特许出入，为简单照顾他的生活，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也是唯一能与他独处交谈、又无可忌惮被牵连的人了。他很想知道社会上的质疑，也愿回答询问。遗憾的是，16岁的我懵懂无知，对所闻死记硬背。仅凭少年强记，不舍经年捉摸，按图索骥、补学旧史、寻求新解。漫忆中，穿插点缀了一些他的叙述。

1927年10月，父亲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局势险恶，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父亲向我叙述：白色恐怖中，安源是被封锁的重中之重，中央的党费来源成了大问题。为送大批主要领导赴莫斯科开“六大”，急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原党费第二大来源）和京东唐山路矿（原党费第三大来源）催缴上解党费。以前，这些经费多半返还“北方党”自用，此时中央急调，引起顺直省委不满，从政治上反中央，又闹经济主义截留扣款，甚至明抢暗夺财物。3月底，中央干脆授权正在当地交涉的刘少奇，同时以“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

令我印象颇深的是，父亲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正史上鲜见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访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外，国内党费和军供，各种来源与开销，仿佛空白。我们常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的新领域。为此，下文几处还将涉及，不再提示。

回到当年，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半年中党员总数从3000名锐减至1024名，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中共领导层的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可以说是几年来各种落伍分子的集堆”，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二次北伐”。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为省委起草发出“十五号通告”，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与北伐军对战失利，败北退回“满洲”，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一怒之下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

煽动闹经济纠纷的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频出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进占京津，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近“圣旨”，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因改组省委、撤换书记，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后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的口号，特别强调“指导机关的工人阶级化”。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同时却当选中央委员。他先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向中央“请愿”抗议，后又带头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毫无顾忌的闹起来。愈闹愈糟，愈糟愈闹的厉害，到现在顺直的党闹的不像样了”。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代行省委职权”的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吞并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又称“冀东大起义”）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也是战场！外间，不计其数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之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1928年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告全体同志书》和《中央通告十九号》，强调“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必须“坚强党的阶级基础……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的“快刀斩乱麻”，“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

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

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开除王藻文的中央委员，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原名傅茂公）叔叔当年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我去拜望，直面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看我尴尬的傻样儿，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罗迈（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寻觅多年，终于看到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片段，为解答刘少奇、陈云对中央处理顺直省委和“京东请愿团”问题的质疑，专事作说明。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中牵涉许多领导人）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拉几十上百工人和党员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不得不急令“红队”采取极端方式“锄奸”！胸中两枪的王垂死报复，王的老婆带引国民党特务警察大肆搜捕共产党，制造了空前的毁灭性破坏。从省委领导到大量党员被捕、顺直省委崩溃，多数组织失联、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4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

1929年初，斯大林开始清算布哈林，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免除布哈林共产国际主席职务，将其与托洛茨基（1927年已“清洗”）同列为敌。共产国际紧跟整肃右倾，2月8日向中共中央发出重要指示信。3月15日，李立三修订发布《中央通告三十三号》，提出，“反对盲动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不动主义”!4月10日《中央通告三十四号》更狠批“十足的不动主义”！这更加剧了全党上下的思想混乱和行动失措。

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身闪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严酷。

插段后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以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国民党长沙地区负责人的公开合法身份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刘少奇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污蔑构陷为奇耻大辱的“罪行”。新中国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吕振羽，“文化大革命”时身陷狱中感怀赋诗：“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作为“中国最大的冤案”载入史册的，其知名度和历史分量，远超刘少奇当年赴汤蹈火的奋斗和事实本身。然而，史实铁定！古今中外，史学界都遵循公正：荣辱分明，毁誉同当——伪证错案的侮辱愈甚，证伪翻案后荣誉愈高。

回到1929年的东北，5月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共产国际指示发动“武装保卫苏联”运动，7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苏联的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因铁路当局驱逐了苏联的管理人员，自己搞不成，只好又请白俄的原班人马，恢复那套资本主义管理办法，解雇工人、停发“花红”（类似现在的效益分成奖金）等。刘少奇抓住这点，提出“拥护红毛子，打倒白毛子！”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东北还是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父亲主持省委作出《决议》：“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和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满洲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省委组织部的杨一辰，联系东北大学附中学生，支持办好进步刊物《冰花》。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

省委指示“即刻组织反帝大同盟”，刘少奇派任国桢、饶漱石、赵尚志开展群众工作，还向中央请求派“有能力的代表来公开活动”。很快，在几十处地方建起公开的分会，同时秘密发展党员。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奉天，就以海军部中校副官身份，住在讲武堂宿舍。他指示省委：“夺取敌人军队的下级干部，无论在军事阴谋或在敌人军队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都是有意义的。就在制造我们党自己的军事干部，也有大的作用”。继而在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上海或省委的培训班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

刘少奇派省委秘书刘伯刚到上海培训，归来后利用我特科地下党人、讲武堂教官赵唯刚联系安排进东北讲武堂当学员，先后发展了十多名师生为中共党员。同时，父亲还派遣多人进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后来，竟然还在激愤反日的朝鲜侨民中做工作，发展大量党员。

需要强调，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极端复杂、环境极度险难时取得的。仅仅几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缘于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关门）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来看，他确实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中不少官兵最早拉起“义勇军”抗日。中共东北抗联建立，杨靖宇、赵尚志成为最英勇的抗日将领、最著名的抗日英雄。事实证明，父亲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抗日义勇军”的涌现，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作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

如今，历史时期延伸为“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更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大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为军事乎？不亦国防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正是经实践检验出来，由历史选择判定的。

回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在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中惨败，而回收铁路却成功，并得到全国各界支持。斯大林咽不下这口气，打算直接攻取哈尔滨，推翻军阀，建立苏维埃，并支援武器给中共，以期发动军事行动牵制蒋介石兵力北上。之后，中共中央加速向“左”疾进，1930年2月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可认为是“立三路线”的起始点。

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的1930年春夏，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贬称“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父亲在莫斯科戴帽挨批时，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后，共产国际紧急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召开六届三中会议批判李立三，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因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见上顺直省委段），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如此，证明父亲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中共中央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负重要工作。父亲曾被称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向忠发、周恩来语），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也证明了谁的主张正确，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苏省委书记，派已被免职的李立三赴苏接替刘。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而中共中央再三“请求共产国际允许不去莫斯科”“暂不到国际”的李立三，也不得不挂了个名义赴苏联。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父亲受立三叔叔领导不到半年，他们又共同致力于建立和壮大汉冶萍总工会。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作为执行局委员留赤色职工国际；李因“极左”撤职送学——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驻职工国际。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化大革命”中，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共产国际十分不满中共中央在“立三路线”上的“调和主义”立场和态度，对所谓的“老干部”彻底失望，转而急于换上留苏学生。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三个月后的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导演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米夫主持，改组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主流），使没有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