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贾平凹
JIA PING WA
如果说初心是一座山,那么他就用四十多年的笔墨写满了秦岭——他心里最中国的山。他曾经说过:“我可能命定就是个文人吧,做书之虫,笔之鬼。”他用一千五百万字,描绘了苍茫秦岭的山高水长,记录了乡土中国的世纪变迁。他就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贾平凹。
贾平凹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向来自称“秦岭里的人”。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开始发表作品,很快就声名鹊起,受到读者、文学批评家的追捧,被誉为“鬼才”。他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文学地位毋庸置疑。在世界范围内,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曾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等国际知名文学奖项,2013年被授予法兰西金棕榈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这个勋章每年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才能获得,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多年来,贾平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以平均每两年一部的速度推出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各自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又都保持在较高的文学水准之上。201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韧劲、力道、成色,也依然有着浓厚的陕西色彩。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贾平凹:大家好!我只能用陕西话在这儿讲话,因为我讲不了普通话。曾经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
董卿:(笑)我终于知道了我为什么这么普通。
《山本》是您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这十年来您近乎是每两年就写一部长篇,这样的创作力让大家惊叹。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您有这么大的能量。
贾平凹:老觉得自己写得还不满意吧,老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写得更好一点。这就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乡下的时候见过好多人家的子女特别多,都是女孩,我见过一个七个女孩的家庭。为什么那么多家庭还想再要个男孩?
董卿:(模仿陕西话)那《山本》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嘛?
贾平凹:对我来讲,把每个孩子生出来都觉得他特别好。
董卿:起码是个好孩子。您现在还是用笔写作吗?
贾平凹:基本上还是用笔写,起码写三遍。豪华笔记本上先打草稿……
董卿:为啥在豪华笔记本上?
贾平凹:我觉得写作,尤其第一稿、初稿是很庄严的事情。
董卿:您还会挑个日子吗?
贾平凹:挑日子。(全场笑)
董卿:这本书我也是三天前拿到的。我当时想,它为什么叫《山本》这个名字?
贾平凹:十多年来,我的长篇小说名都是两个字。我喜欢两个字,感觉两字好一点儿。《山本》这本书就是写山的,或者山的根本、山的本来面目、山的最初的样子。
董卿:我们说初心,初心也是本心。
贾平凹:对,对。
董卿:从《秦腔》到《古炉》,从《带灯》到《老生》,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山本》依然是这样,写秦岭似乎就成了您的一个写作宿命了。
贾平凹:有一句老话嘛,“你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地方。我一旦离开农村,到了西安、北京或上海,回头再看我这个老家,感觉就不一样了。站在老家看全中国,又是看到另一种景象。只有两种距离不停地参照着,你才能认识这个社会吧。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9年到1970年,我那儿连续大旱。那个时候特别苦,大家没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在哪儿能吃饱,或者能吃好一点。
董卿:在那么穷的时候,您还爱看书吗?
贾平凹:我小时候在乡下,基本上没有书看,文学的土壤特别贫瘠,一个村一个村地都流行那几本书,就是《红旗谱》《林海雪原》……我记着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到县城姨家去,要走三十里路。到她家,突然发现几本特别厚、特别硬皮的书,那就是《红楼梦》。我觉着真有意思!走的时候就偷偷把它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读《红楼梦》,它一共四本,我拿走两本。
董卿:您为啥不四本都拿回来呢?
贾平凹:那个书啊,特别厚,是精装的,你从怀里这样揣上,很容易暴露的。(笑)
董卿: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好多都是大学生,有清华的、北大的,还有西北大学的。你们都不知道,当年贾老师要考西北大学有多困难。
贾平凹: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当然他是被诬陷的。所以招工、招兵都轮不到我,民办教师也不要我。后来,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嘛,在修水库的时候人家觉得这个孩子做活特别踏实。我就跟我们大队支部书记申请,说我要上大学,人家说:“上大学?你能上就上。”大家都不把那当一回事,所以就推荐我上大学。
董卿:您希望写作,希望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是从大学开始的吗?
贾平凹:我当年修水库的时候十七八岁,开始模仿人家给周围人,比如给董卿写一段,给张三写一段,给李四写一段,写完后给大家念,大家兴奋得哈哈大笑。人有时候要不停地被鼓动,你说他写得好,他就不停地写开了,就写了那么厚一本子。
董卿:您这种写作特长是不是进大学之后就很快显现出来了?还是并没有被人注意?
贾平凹:那时候也没人教你,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我在学校三年半时间,完全凭志趣来学习。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就开始搞创作。那个时候写东西,源源不断地给别人投过去,源源不断地被退回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光手稿就装了两大箱子。
董卿:退稿?
贾平凹:是退稿。大学生都是七八人一个宿舍,同学们看到是退稿信就把它撕开了。一看是发表了,大家都不言说;一看是退稿信,就故意拿出来。我在一楼,那些退稿信在我的架子床上、旁边都贴着。我鼓励自己说,老退稿,老发表不了。
董卿:那每天看着不难受吗?
贾平凹:那叫激励嘛。每天晚上,我像母鸡要下蛋一样,转过来转过去睡不着。我记着我的文章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之后,我去买报纸。卖报纸的人不卖给我,他以为我是小孩子,要买报纸回去包辣子面,我又不好意思说那报纸上面有我的文章,后来人家勉强给了几张报纸。我往学校走的时候感觉所有人都在对我笑呢,其实人家并不是对我笑。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校园的树林子里,把那个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种高兴劲儿就像赛跑一样:开头刚一起跑,给你掌声或者嘘声都不在意,你只能无限地往前跑,不停地跑,到最后,获得了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掌声)
董卿:我记得您说过:我就像是土命,平时我穿着人的衣服,可一到写作,我就披上了牛的皮。写作时候的贾平凹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贾平凹是同一个人吗?
贾平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个比较谨慎的、胆小的人,很少说话,能不让我说话就不说话。但是在写作过程里,我完全不顾忌什么条条框框,也不迎合读者,我觉得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作家实际上一直在写自己,如果写到社会上不好的东西,或者写到人性里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是来给社会排毒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神相会的地方。“全神贯注”,或者说“聚精会神”,说的是你聚精才能见到神。
董卿:(鼓掌)说得好!很多人走出了自己原来的村子之后,可能不会像您这样,这么频繁地再把它当成庇护所一样,再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校正自己的位置。您的下一部作品还会写秦岭吗?
贾平凹:肯定还能写秦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南北。我最早写作是见啥写啥,我把那一段叫“流寇”“写作流寇”;后来觉得应该先建立个“革命根据地”,起码是“文学根据地”,所以我才回到老家。
董卿:就像贾老师说的,写作说到底就是在写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秦岭,在创伤时给予我们修补,在迷途时给予我们方向。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他们和贾老师都有很多年的交情。今天的朗读不妨就叫“贾平凹和他的朋友及读者”。当我们读着这些文学的片段,也仿佛就在读贾平凹的人生,因为他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在和这个世界相处。当然,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阅读可能也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初心却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它关乎我们快不快乐,安不安详,从哪里来,最后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