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女性的战争
正想着，猛听得垸边放哨的民兵一声断喝：“谁？不许动，举起手来！”
跟着，一个女人的声响起来，说：“是我。我不是特务，我是来找李主任的。”
李爱梅一点不惊。这几年，同丈夫吵架、遭公婆虐待、受小姑子小叔子欺负的女人，半夜三更来找她是常事。她不等那女人敲门，穿好衣服，点着煤油灯后，先将门打开了。
来人一进门就双膝一跪，朝她磕了一个响头，李爱梅依然不惊，这个动作也是见得多了。
跪在地上的人说：“李主任，求你救我们母女一命吧！”
李爱梅觉得声音有些耳熟，上前扶起那女人一看，才认出是乡政府话务员的母亲。
话务员的母亲说，张狗儿张乡长这一阵老想糟蹋她的女儿，女儿吓得将她接到乡政府与她作伴。今天晚饭后，张狗儿说要打电话，又钻进话务室。女儿见势不妙，抽身跑了。张狗儿恼不过便找她出气，就在电话总机前的地板上，将她糟蹋了。起身时，还气愤愤地朝她下身踢了一脚，说这只是消消气，不把她女儿弄到手，他就不叫张狗儿。
往后都说了些什么，李爱梅一句也没听清。她傻傻地坐在那里，根本就不知道那女人在哀求，要她从公私两方面来救救她们母女。
后半夜，公鸡一声长鸣，李爱梅终于明白过来。
李爱梅说：“我可以救你们。实际上也等于你们救了我。”
那女人不知道她话里的意思，问：“怎么个救你呢？”
李爱梅说：“我说个办法，你们照办了就行。”
在李爱梅看来，这办法一了百了，她和张狗儿之间的一切都可以就此了结。
不久后的一个极平常夜晚里，油菜花浓醉的芬芳罩着乡政府大院，张狗儿把所有干部都派到下面生产队去了，他独自站在院中间，饮够了如水清凉的月色，洗足了似雨淋漓的星光，再万无一失地锁上院门，这才来到话务室。
话务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欧阳文。
就在张狗儿举手敲门之际，欧阳文那又柔又甜的声音，已要通了地委书记家的那部电话，她说有特殊情况向领导汇报，请领导救救她和她的母亲。然后，就将话筒搁在那里，做了地委书记的耳朵。
张狗儿闯进屋来后，不顾一切地向欧阳文扑去。欧阳文的母亲上去扯住张狗儿，大声哀求说，张乡长你饶了我女儿吧，要不，就将我的身子再给你一回！张狗儿一脚踢在欧阳文母亲的肚子上，并不屑地说，谁希罕你这寡妇的寡味，给老子滚一边去，上一回要了你，算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
欧阳文的母亲惨叫一声，一口气接不上来，晕了过去，倒在地上，嘴里一个接一个地冒着大气泡。欧阳文虽是先作了准备的，仍被吓呆了。张狗儿捉小鸡一样，将她从墙角拎到值班用的小床上，威逼着要她象当年李麻子的二女儿李爱梅一样，自己将衣服脱了。欧阳文呆呆地听他吩咐，在张狗儿的不停夸奖中，解开了一个个扣子。
张狗儿如今已不是那种不知肉味的人了，他痴迷地细细品味着渐渐裸露出来的处女风韵。
日后，张狗儿常常为这块已到嘴边的肉没有尝到而后悔不已。
就在这时，倒在地上的母亲苏醒过来了，她爬起来，冲着话筒大叫一声，青天大老爷呀，快来救救我们母女吧！
张狗儿被这一声叫弄愣了。稍后，他提着刚刚解开的裤子，冲到电话总机前，拿起耳机，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吼着：徐大年，你立刻派人去将那个狗日的败类抓起来！徐大年是县委书记的名字。张狗儿回头问她们将电话要到哪里去了。欧阳文的母亲抱着赤条条的欧阳文，说电话通到了地委书记家。张狗儿知道，地委书记不只一部电话，他叫徐大年时，是在使用另一部电话。
地委书记是侉子乡长的老上级，生就个刚直不阿的脾气，对坏蛋从不心慈手软。李爱梅让欧阳文将电话通到他家，就是看准了他的脾气只会让张狗儿吃不了兜着走。
张狗儿恶狠狠地面对着这母女俩站了半天，最终还是心虚地穿好衣服走了。
事情过后，张狗儿每每后悔，说早知道处分这么重，不如当时豁出去图个快活。
第二天，张狗儿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第三天，遣送张狗儿回乡时，他精神一点没蔫，逢人就说，再怎么开除也开除不了我的贫农籍。我不怕李爱梅这死婆娘再设圈套害我。这个恶霸地主的女儿是沾了老子的光，才混到革命队伍里来。凭她的根底，不找个贫农作丈夫，能够入党？除非她不想入党，要不，她就别想不做老子的老婆。
张狗儿和人说话时，李爱梅就站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她知道这话不假，离过婚的女人总被怀疑道德上有问题而难入党，何况她还有个被镇压的坏蛋父亲。
欧阳文和她的母亲过来面谢，说如果不是李主任大义灭亲，她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还说张狗儿害人如害己！李爱梅听了，猛地一阵烦躁，说还不知是谁害谁呢！
这边的人一感谢，那边的人就议论开了，说李爱梅太世故了，这一招太绝了，怎么对自己的丈夫这么狠心。接着又有人反驳，天下没有解不了的绝招。张狗儿马上说，这可不一定，我的绝招有人就是解不了。
张狗儿说话时，眼睛直睃李爱梅。
这时，有人来招呼大家入席就坐。
按常规，受处分的人回家时，是不能摆酒送行的，但张狗儿是乡长，大家受他领导多年，不好翻脸不认人。加上张狗儿自己也到处说，不热热闹闹地送他回去，他就赖在乡政府不走。最后乡政府决定每人出两块钱，用私人的名义办两桌酒席。
酒喝得很热闹。喝完酒大家就送张狗儿上路。
从这气氛中，李爱梅预感自己和张狗儿的事会有许多纠缠。半路上，别的送行的人都回去了，就剩下张狗儿和李爱梅。张狗儿昂头三尺，趾高气扬，一副得胜回朝的模样，在前头蹒跚地走着。李爱梅不情愿地跟在后面，满身灰溜溜的味道，好象被开除回家的是她。沿途遇见不知情的人喊张狗儿为乡长时，张狗儿总是极响亮地答应，一点也不惭愧。
走到一处山凹，见四下无人，李爱梅忽然喂了一声，说：“张狗儿，咱们好说好散吧！”
张狗儿回过头来：“你想散就能散？当干部的想离婚，得上面批准呢！”
李爱梅说：“我也没说离婚。我是说咱们又没孩子和老人的负担，往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做个名义夫妻算了。”
张狗儿笑一声：“你是说偷人养汉，眠花宿柳，各得其便？这当然行，只怕到时你离不开我，又要送上门来。”
李爱梅说：“你可是答应了，不能反悔。”
张狗儿说：“你可是答应了，不能反悔。”
张狗儿说：“男子汉大丈夫，一字千金呢！”
这时，山嘴上跑下一个姑娘，叫到：“李主任！队里出了事故，请你快去！”
李爱梅马上将张狗儿的一只包放在路旁，说：“我有事，你自己回去吧！”
张狗儿说：“猪牯和猪娘搞皮绊，你当然得去。”
张狗儿看出这是李爱梅事先安排好的，冲着那匆匆离去的李爱梅的后背影说：“我从解放前玩到解放后，从国民党玩到共产党，还玩不过你这嫩婆娘！”
队里本无事。那天晚上，李爱梅坐在灯前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看到“孙悟空再狠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一句时，她猛地打了一个冷颤。
九
那一天那一日之后，李爱梅整整九个月没见到张狗儿，她一直住在生产队里，连春节也没离开过。六月初，乡里讨论了她的入党问题，大家都发言说她够条件。于是，就发了一张表给她填。表交上去不久，管组织的副书记就找她谈话。一问一答，李爱梅很激动，说的都是心里话。末了，副书记问她是不是将所有问题都向组织说清了，她坚决地点点头。
这了一段时间，副书记又找她谈话，要她放下包袱，说这一次入党没批准，希望她下次努力。李爱梅的脸色惨白得让副书记有些恐慌，连忙象替自己开脱似的道出实情，说是有人写信给县委组织部，说你入党是为了搞阶级报复，想报杀父之仇，告状的人还说他有信件可以作证。
听到起因是信，李爱梅一身冷汗忽地止不住往外涌。她回到乡政府院内，自己的住处，打开箱子，翻出衣物，撕掉糊在箱底的纸，才发现，藏在那里的侉子乡长死前给她的信不见了。
李爱梅怔了很久，然后锁上门朝水沟方向走去。
太阳西斜的时候，李爱梅出现在张狗儿的床前。
张狗儿正在打摆子，大热天裹着两床棉絮直叫冷死了。李爱梅瞅着他一句话不说，那可怜模样看久了，心中又有些不忍。她蹲到灶后，烧了点开水，灌进一只葡萄糖瓶子里，塞给张狗儿。
缓过劲来后，张狗儿说：“这可是你来找我的。”
李爱梅说：“不错，是我来找你。”
张狗儿说：“想男人了？还是要我帮什么忙？”
李爱梅说：“你心里明白。”
张狗儿说：“我只明白有人搞我的鬼！”
李爱梅说：“你就不明白你怎么搞别人的鬼？”
张狗儿说：“是呀是呀，搞鬼的事总是不明白的。”
李爱梅说：“你就不怕侉子乡长做鬼来捉你的魂？”
张狗儿说：“我是无产阶级，不怕鬼。”
李爱梅说：“侉子乡长的话你信不信？”
张狗儿说：“什么话？”
李爱梅说：“信上那些话。”
张狗儿说：“当然信，不信那我还干嘛这认真，我现在很困难，一张邮票钱也难得有。”
李爱梅说：“我提个条件，你将信还给我，我每月给你十块钱。”
张狗儿说：“不行不行，说好了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再说十块钱也买不到一个陪着睡觉的女人。”
李爱梅说：“我每月月底回来陪你一天。”
张狗儿说：“不行不行，男人说话不兴反悔。”
李爱梅说：“半个月一次怎么样？”
张狗儿说：“这可是你说的，我没逼你呀。不过，也不兴元你提条件，我也要提一点。我不要你的钱，男人不会靠女人来养活，但你也不能要那封信。没那封信，你就会说话不算话。信我留着，我保证以后不再提信里面的话。要是你同意，咱们就从现在开始。”
李爱梅不说话。
张狗儿说：“你想入党，其实也没必要老求我。你抽空陪你们书记睡一觉就成了。”
李爱梅仍不说话。张狗儿伸手一扯，李爱梅象木头一样倒在床上。
那个傍晚，完完全全是李爱梅十六岁时那次的重现。滚烫的葡萄糖瓶子将她的腋下烫破了皮，她也没有察觉。当她恍恍惚惚离去时，张狗儿还发牢骚，说她仰在那里象块门板。说下次若还是这样，就要两次折算一次。
有一天，李爱梅再次恍惚地离开后，张狗儿从屋里冲出来，站在门外的稻场上仰天大笑，见人就说，土粪就是要多沤，越沤越肥，女人也要多沤，沤的时间越长，越会生孩子。
几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冬冬出世了。
在水沟边恍恍惚惚的行走中，儿子冬冬越走越轻松，李爱梅则越走越沉重。儿子的名字是李爱梅取的，张狗儿听了连连叫好，并当即连叫三声冬冬冬。这种叫法，李爱梅开始不大在意，日后某个时刻才明白，三声冬——父亲李麻子李东山的名字反过来叫不正是山东么？张狗儿这是往她心里不时撒点盐，让她记住自己属于哪一类。
初一、十五在水沟边行走的李爱梅，已成了月圆月缺一样的景物。
李爱梅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憋到冬冬开口替她说出来。儿子能说清句子时，张狗儿仍在叫他冬冬冬。儿子望了望李爱梅，回头对张狗儿说，狗才叫三声，汪汪汪！说完话又望了望李爱梅。张狗儿听了，喜得眉开眼笑，也望着李爱梅说，太好了，这才是我张狗儿的种。
那一刻，李爱梅气得心里打哆嗦，她开始怀疑自己今生今世能不能斗过张狗儿。
有一天，这时初一已过，十五未到，李爱梅正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作报告，乡政府秘书打电话来，说张狗儿今天一早就跑来，蹲在乡政府的院门口，朝着每一个进出乡政府院子的女人说荤话野话，撵也撵不走，劝也劝不开，他说他是来看老婆儿子的，没见到面，他就不走。秘书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李爱梅。李爱梅知道张狗儿的目的，又无法应对，只有让秘书转告张狗儿，让他回家去等她。秘书将李爱梅的话转告张狗儿时，张狗儿挺认真地说，我们之间是有条约的，她工作忙还是少回来好，别影响她入党，我就在这儿玩玩。秘书叫他走时，他翻着白眼说，我在这儿当乡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拈鸡屎吃咧。
隔了一段日子，张狗儿又故意穿着一身到处可以见肉的破衣服，跑到冬冬上学的学校，站在教室外面长一声短一声地喊，冬冬冬，快出来吧，老子想你哎！李爱梅闻讯来到学校，说，张狗儿你别这样折磨人了，我跟你回去。张狗儿一边走一边委屈地说，我还没见到儿子咧。
这些事一发生，协议就成了虚设。
只要张狗儿一开始出门转悠，就会有人告诉李爱梅，她便无奈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往水沟那儿走。
有一回，李爱梅正在恍惚时，张狗儿阴险地说，侉子乡长那份偏爱若给了我，给我留下一条锦囊妙计，我怕是连省长都当上了，其实，他是知道天下红颜皆薄命。
张狗儿说过的所有话中，只有红颜薄命这一句，让李爱梅心有所动。
当时，李爱梅忍不住喃喃地说：“我认了。”
张狗儿问：“是认命么？”
李爱梅说：“是认命了。”
张狗儿很高兴，说：“认了就好，早就该认命。”
从这时起，李爱梅不再把侉子乡长的嘱咐当作希望了。
多少年后，李爱梅退居二线之际，乡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送给一位回家欢度晚年的老同志的最好礼物。一切手续办好后，正要上报，才发现缺她的入党申请书。其时李爱梅正在一个偏远的村子，解决一桩婚姻纠纷，不能回来。秘书灵机一动，摹仿她的口气，用打字机打了一份申请书附上。
李爱梅被通知回来参加入党宣誓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说，我这多年都没敢写申请书，怎么一下子就成党员呢？会上请她代表新党员发言，她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握拳举过眉梢，两行热泪直往下流，嘴里发不出一点音来。大家都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时节，天上地下到处弥漫着暖和的春意，活了大半生，李爱梅才头回看见，水沟边居然还长着许多好看的野花。她忍不住唱起一首歌来：想起往日苦哇，两眼泪汪汪哟。停一停，她发现自己这多年没唱歌，那调儿竟还记得十之八九。她正想继续往下唱，突然间心情就变坏了。下面一句唱词是：可恨那个恶霸地主……
十
李爱梅将那罐排骨汤热了几次，可张冬冬还是没回来。到了下半夜，她抗不住，就上床睡了。天亮时，儿子才敲门回家。进屋后什么也不说，钻进自己屋里倒头就睡。
上午十点钟左右，有个挺好看的女孩来找张冬冬。李爱梅进内屋唤了几声，返回来和那女孩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觉得这女孩自己在哪儿见过。
这时，张冬冬边扣扣子边走出房门，见了那女孩便满面笑容说：“我以为你真的不再理睬我了。”
女孩不知为什么，脸一红，说：“我有话要当面和你说。”说着女孩就朝门外走。
张冬冬连忙跟出去，到了门口，又折回来说：“妈，你把这罐排骨汤带回去给那老货吃了吧！”又说：“你以后少往乡政府这儿跑点，人家不要你了，你干嘛还要来看他们的冷脸。”
说完话，张冬冬就走了。
李爱梅明白，儿子是嫌她碍了好事，撵她回去。她本来准备说这是她的房子，她想来就来，但马上又想到儿子都二十好几了，是该有个谈恋爱的好环境。儿子在乡文化站工作，文化站只有一间办公用的房子，各人都是回家里去住。
李爱梅把肉罐子带回去时，张狗儿很高兴，说：“我知道你离不开我。说句气话，回来就是，带什么礼物呢。老夫老妻的，这样做反面觉得别扭。”
张狗儿一边说，一边就用手将几砣冰冷的排骨填进嘴里，并随手将一只只骨头，朝门外扔去。
李爱梅不说话，早就找了几件破衣服，搬了一只小板凳坐到门后摆弄起来，能补的则补，不能补的拆了作布片。
她就这么一直过着。秋风一场场地起，霜雪一层层地落，跟着便是绵绵的春雨来了。
就在头一场春雨下得正欢的那天傍晚，一辆桑塔纳在水沟那边停下来，一群人使着花花绿绿的雨衣雨伞，一点不拐弯地径直走进李爱梅的家门。打头的是县委统战部长，跟着后面的是乡长。
李爱梅猜不出他们来做什么。请他们坐定后，就开口询问。统战部长笑眯眯地将一封信交给李爱梅。
李爱梅一看信封上的地址是台北市，心里一阵惊慌，忙说：“我和国民党台湾从没有任何联系。”
乡长说：“你先别慌，看看信吧。”
李爱梅飞快地将信看了一遍。信是李麻子的大女儿、李爱梅的大姐写的。信上说，红军婆儿并没有当妓女，傅二爷的原配夫人在厦门上海轮时，被挤到海里淹死了，傅二爷便娶了红军婆儿当填房，傅二爷在台北做了很大的生意后仍不满足，又独自跑到印度尼西亚去买了一座橡胶园。但不知怎么搞的，苏哈托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后，将傅二爷当作共产党杀了。红军婆儿的大女儿嫁给一个菲律宾军官后，还没弄到菲律宾护照，丈夫就被派往越南，帮助美军打越共，在西贡被地雷炸死了，红军婆儿和大女儿将两家财产合作一家，成了台北市名列前茅的百货业主。大女儿问父亲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形。
统战部长和乡长劝李爱梅赶紧回信，动员母亲和姐姐回家乡来投资。
李爱梅当即写了信，尽是爱党爱国的话，还念给大家听。统战部长和乡长不同意这么写，说要写成那种能抵万金的家书。李爱梅怎么也不肯改，大家异口同声地劝她，劝到最后，她才勉强加上：父亲已故，我已成婚，有儿子一名，已参加工作，等等。张狗儿在一旁说着话，要李爱梅写清自己的丈夫是谁，他说她们一定还记得他。李爱梅没有理他，大家也都没有理他。
很快，又有了台北的回信。
大姐告诉李爱梅，说妈妈接信后激动得大哭三天，身子伤得厉害，住进了医院，很危险。又说，字里行间之意不言自明，请妹妹速速只身来台北。
李爱梅看完信后，张狗儿伸过手来，也要拿去看。李爱梅没给他，将信撕成碎片，扔到灶里烧了。
第二天早上，她熬了一锅张狗儿爱吃的糖粥，并偷偷将几颗安眠药放进粥里，看见张狗儿端起碗开始吃，她便进到里屋从后门走了。
李爱梅一口气跑到乡政府，开完证明以后，她到处找张冬冬，想告诉他自己的打算，让他回家去，等张狗儿醒了后，稳住他一两天，那时，她可能到香港了，张狗儿再耍诡计也没用了。等她到台北后，再想办法接儿子去团聚，李爱梅没找到儿子，却在零乱的床上发现几根女人的长发。
后来，李爱梅乘坐的客车，经过一处山凹时，她模模糊糊地看见树林里有一对男女，那男的很像张冬冬。李爱梅禁不住用力看了几眼，心里说，这一分手母子不知何时才能团圆。
李爱梅在县车站下车后，直往公安局走去。她一推开公安局办公室的门，正要问出境签证怎么办，猛地看到张狗儿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见了她，张狗儿说：“就是她，这些事全是她干的。”
李爱梅不由得反问：“我干了什么？”
张狗儿说：“你想叛党叛国，竟下毒药谋害亲夫。”
李爱梅说：“我是在粥里放了三粒安眠药，我只想让你睡一觉，别跟着捣乱。”
张狗儿一扒桌上那碗粥，露出一大堆药粒来。“当面说谎，这只有三粒么？三十粒都不止。”
李爱梅说：“我只买了三粒，我有药费发票作证据。”
张狗儿掏出侉子乡长的那封信，说：“我也有证据，你多年来就一直想叛变。”
在公安人员检查那碗粥的时间里，李爱梅恨不得一头撞在桌子角上，死了完事。幸好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那粥里只有少量安眠药，绝大部分是避孕药。
这时，统战部长闻讯赶来了。他一来就将张狗儿狠狠骂了一通。
公安人员见领导这样的态度，也对张狗儿不客气了，他们将他弄到一间黑屋子里，张狗儿一见那架势，腿都软了，马上坦白说，多余的药片是他自己放的。李爱梅当妇联主任时经常发给人家避孕药，有一次她将一瓶药忘在家里了。
统战部长要张狗儿将侉子乡长的信毁了。张狗儿不知学了谁，将信揉成一团往嘴里塞，刚吞下去，又哇地吐出来，将办公室弄得很脏。张狗儿说，那信有很重的樟脑味。
公安局还要拘留张狗儿。李爱梅不忍，让饶他一次，往后他一个人过日子，比坐牢的味道还难受。公安局的人就叫张狗儿滚了。
随后李爱梅开始办出境手续。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大家一边填着表，一边聊天。主要是议论台湾那边的事。统战部长说，台湾就几千万人，弄富它还算容易，大陆有十多亿人，不说解决温饱，光是解决拉屎撒尿的问题就够难的。又说了一阵别的，忽然有人问统战部长，说是有人议论，当年我们这边搞土改时，国民党也在台湾搞土改，不知是否真有其事。统战部长点头说确有其事。李爱梅听了非常想不通，怎么国民党也搞土改呢？
一摞表填了一半时，李爱梅说起她是党员。经办的人立即一撂笔，叹一声，说不要白忙了，台湾不许中共党员入境。
李爱梅一时怔住了。统战部长也不说话。沉默了一阵，有人问，未必就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张冬冬满头大汗地闯进来，见了李爱梅就说他一听到消息就连忙随后赶来了。又问手续办得怎么样了。李爱梅摇摇头说去不成了。
张冬冬问明情况后，提高嗓门叫一声：“你们真不灵活，只要不在证件上填你是党员，你自己也不说，那边谁会知道呢？”
听张冬冬这么说，统战部长马上借故走了。
李爱梅摇头表示不同意，儿子劝了半天也没用。
后来，李爱梅灰溜溜地顺着来路往车站走。张冬冬气鼓鼓地在后面数落她头脑不开化，还说他若遇上这种情况就干脆退党。
在车站里，张冬冬为李爱梅买了一张回乡政府的车票，自己买的却是到北沟的车票。他说有事要与老货商量。
回到乡政府，李爱梅怕人问到台湾去的情况，钻进自己屋里不出来。半夜里，有人敲门报信，说张狗儿得了心肌梗塞死了。
李爱梅心里一怔，随之就想到，这样太好了，她死在他后面，他就无法要她和他葬在一起了。
张狗儿的丧事是张冬冬一手操办的。他弄了一副棺材，买了几串鞭炮，再办几桌酒席，然后请人抬到山上挖个土坑埋了。虽然没花多少钱，但没有火化，而用棺葬，这已是很不错的了。大家都说，没料到张狗儿这种人倒能够寿终正寝。
办好丧事，张冬冬要李爱梅随他一起到乡政府去住。李爱梅没有同意，自己一个人留在水沟。她请了几个漆匠花了两天时间，将屋里屋外粉刷一遍，然后又在屋里屋外种了二十多盆花草，又找人要了一只小花猫养着，一个人过起轻松日子。
说张狗儿是被人谋害的消息，李爱梅早几天就听说了，但她无所谓，也不去查究。
说张狗儿是张冬冬用枪打死的消息，她听得晚了些，直到来调查的公安人员亲口询问她时，她才知道。李爱梅一听有些急，假如事情真是这样，那她的独生子就性命难保了。
公安人员说，张狗儿死之前，好多人都听到有两声枪响。
不过，好在张狗儿入土才十几天。公安局人员将尸体挖出来，用刀子解剖，用放大镜照，也没找出一点伤痕。然后，又将心脏剖开来看，发现确实是心肌硬塞。
将张狗儿的尸体重新埋好以后，公安人员说了些例行公事的话后，告辞走了。但是，李爱梅心里却起了疑团。她记得自己还没问过张冬冬那天回去找张狗儿商量什么事。
李爱梅托人捎个信，让张冬冬有空回来一趟。
隔了一天，张冬冬就回来了。进门就去拿水桶挑水。
李爱梅让他先歇一歇，并问：“你那天回来找他商量什么事？”
张冬冬说：“我让他以后别再干扰你的事。”
李爱梅说：“他答应了么？”
张冬冬说：“他若答应了就好，可他不答应，还教训我，于是我就想吓唬他一下。”
他说他当时将张狗儿诓到水沟里，掏出一支土造手枪，说是要打死张狗儿。其实，枪里装的是一颗空包弹，伤不了人。张狗儿当时很慌，但又不相信儿子真的会杀他。张冬冬将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一扣扳机。枪一响，张狗儿就吓瘫了，倒在地上弹了两下就没气了。
李爱梅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她望着张冬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隔了半天，才喃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又说：“你怎么这样狠心，他毕竟是你生身父亲。”
张冬冬想也不想就说：“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见李爱梅并没有其它事，张冬冬就说他有事得赶紧回文化站去。李爱梅没有留他。
张冬冬走后，李爱梅因张狗儿死了而轻松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她一晚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李爱梅刚迷糊一阵，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她起床开门，前次在乡政府自己屋里见到的那个女孩，披头散发地闯进来，扑进李爱梅的怀里大声哭着。
哭够了女孩才开口，说前些时，张冬冬将她的一台录音机借去了，他约她昨晚去拿。昨天晚上她去后，张冬冬闩上门不让她走，非要讲故事给她听。
女孩说张冬冬讲了一个土改时一名地主女儿被人侮辱的故事。李爱梅听女孩说这故事时，心象刀割一样痛，她不知道儿子是从哪儿听来的，那故事讲的就是她。
李爱梅没有力量打断女孩的复述。
女孩说完故事，又继续说自己的事，她说她听了故事就要走，张冬冬不让，要她喝完他冲的牛奶再走，女孩无奈只好喝了，喝下后，就感到头昏，想睡觉。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赤条条地躺在张冬冬的床上。
女孩说着又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妈说过，当年多亏你救了她，李姨，你也救我一救吧！”
李爱梅忙问：“你妈是谁？”
女孩说：“是欧阳文。”
李爱梅脸色惨白，无力地说：“难怪我总觉得你长得象一个人，你和你妈当年一样漂亮。”
李爱梅留欧阳文的女儿吃了早饭，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县公安局。
听了她们的陈述，公安局当即派了一辆摩托车去抓张冬冬。
张冬冬抓来时，李爱梅还没走。
张冬冬见了她就叫：“妈妈，你怎么也害起我来了。”
李爱梅说：“冬冬，我不能让你象张狗儿那样过一生，到处害人。”
李爱梅回到水沟后，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特别没味儿。
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她姐姐来的。姐姐在信上说：妈妈病故了。红军婆儿立下遗嘱，她的财产可以留在台北，但是尸骨必须葬在有镰刀斧头旗的地方。姐姐说，她将在秋天送妈妈回来。
在等妈妈和姐姐回来的这段日子，三一八国道改了线，正好从李爱梅家门前经过，还在李爱梅家旁边设了一个客车站。好多单位都愿意高价买她的房子，但她不肯卖。她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商店。商店开业的第一个月就赚了几千块。李爱梅也懒得请人帮忙，一天到晚都是一个人忙。忙的时候，她将过去的一切都忘在脑后。熟人都说李爱梅几个月时间变了一个人，变得都不敢认了。
十八婶
……那时，只要瘸腿村长出门到区里开会，从稍懂人事的孩子起，全村没有一个人不将心提到嗓子眼。有时，村长在区里耽搁了三几天，全村人也陪着度日如年地熬那久。当他一歪一颠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倏地家家户户就关上大门，而躲在窗后或趴在门缝上的大人小孩，全都紧张得不敢做声，直到那笃笃的脚步越过自家的门后，才长长地吁口气。
从日本人占领县城时起，村里的交通员不知换了多少名，如今，说什么也没人肯当了。一次又一次，烈士通知书交给谁家以后，在那些大恸悲号或悄然哀泣中，做为交通员的，谁也摆脱不了似乎正是自己将死神带给了这家人的感觉。所以，半年前开始，送信的事只得由村长自己捎带着干了。
那年中秋节，令全村人焦虑不安的一重一轻的脚步声，终于在村子中间的青石路面上响起来。直到他缓缓地在十八婶那低矮的茅屋前停下后，人们才明白，为什么瘸腿村长这一次的脚步声格外沉重：十八婶的独生子盛有，是村长去开会前参军的，开始还说了过中秋节再走。他才离家七天，要到明年这时才满十六岁，他妈妈只剩他这么一个亲人……
“独脚鬼，你走错门了，快上别家去吧！”绝望的叫喊声从茅屋里传出来。
“开开门吧，我有话对你说！”
“你别想用什么光荣证来骗我，你自己留着吧，你有三个儿子，我们盛家却只有他一条根了。他爸爸叫日本人活埋了，难道你还想让我变成一个亲人也没有的孤老婆子么？”
瘸腿村长仍单调地请她开门。
“独脚鬼！独脚鬼——你拿回去吧，你舍不得大的可以给小的，舍不得小的，那就给你的二儿子吧——”
直到这时，村长才变着调说了另一句话：
“您老别咒狠了，他们一个八岁、一个四岁、最小的还在吃奶。”
他不再象以往，一直磨到那家开门放他进屋。说完这话以后，转身就走。
身后，十八婶打开门。
“独脚鬼，你进来吧！”
他竟不理睬，又向前拐了几下。
“村长，留下它吧，我认命了。”
看到十八婶哀求，村长反为难了。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不是不肯，这东西不当给你。”
“为什么？那么大一个男人就换成一张破纸片，你还不肯给我这做妈妈的，难道，还想拿它去害另一家么？”
村长愣了半天，才无可奈何地说：
“这东西藏好，以后不要给别人看。”
他递过纸片后，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一句。
“唉……”
铅灰色的月光穿过蜘蛛结成一只大网的窗户，方方正正地铺在十八婶的床前。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将月光掩得勉强剩下四只角。
十八婶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从村长走后她就倚在床头，麻木地望着屋梁，一根麻绳在手里紧紧地攥着。
黑影无声无息地挪近床沿。
“妈妈！”
十八婶浑身一阵震颤。
“妈妈，是我，我是盛有哇！”
“你不是死了么？”
“我没死，真的没死，全营的人就剩下我和两名伙伕，连营长都死了。我腿上也叫日本人捅了一刀。”
“独脚鬼，我早说是找错门了。妈没死，盛有你、你怎么会死呢！”
一盏油灯点亮了，豆粒般昏黄的光亮下，十八婶两只筋脉虬结的手，替儿子脱下血肉模糊的军装，她紧闭着眼睛，但泪珠还是扑簌簌地往下流，儿子一哆嗦，老人极乌的嘴唇和手上的虬结，也跟着一阵搐动。
“妈妈，真是怕死人，我正猫在被打倒的连长身后放枪，一颗枪子打碎了他的脑袋，红红白白的东西喷了我一满脸。”
“妈在梦里都看见了，可把我吓坏了。看看，这是你的光荣证，上面写些什么，念给妈妈听听。”
儿子看了一眼，憔悴的脸色变得更难以入目了。
就在这时，村东头飞起了两颗信号弹。
十八婶急忙将儿子推进还没完工的地洞。与此同时，十八婶家亮着的窗口刚好成为日本人十几门小炮的目标，第一排炮弹呼啸着砸上茅屋顶时，气浪将十八婶掀进洞里，倒在儿子身上，屋顶跟在脑后塌下来。
后来，没动静时十八婶从洞里爬出来。仅仅隔了一天，这个百来户人口的村子，突然间就只剩下她母子俩了。她在比洞穴还死寂的村子里走着。她找到了村长，他就吊在家门前的大树上，被风吹得摇晃不止。脚下还扔着三堆破棉絮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他那得了月子病一整年没下地的媳妇，裸着白身子，躺在一堆余烬未灭的火堆旁。
于是，她回家从洞里叫出儿子。
“还有十几个小日本没有走，就呆在村长家，你去吧——带上你爸爸打猎用的那包火药。”
“他们人多，我腿还伤了——”
“你先去村东看看，全村人都在那口塘里。”
儿子颠颠瘸瘸地走了，与村长平时走路一副模样。十八婶没有抬头，她在地上搜寻着。歪在地上，只剩半截的屋梁旁，暴出那团麻绳模糊的影子，绳子已经烧成许多节，她凑着半明半暗的月光，细心地将它们一结一结地连在一起。当她快要结好第八十一个结时，地上抖了一阵，跟着一个巨大的音响传来了。
——轰！
——轰轰轰轰轰——嗡……
等到爆炸声完完全全消失在早空后，十八婶将碎了的麻绳重新结好，她站起来，默默地走到一处尚未完全塌下的房架下面，将绳子的一头系到梁上，另一头缠了个活套。但是，她第一次没成功，有一处结头没有结好，散了。“咚”地，她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当她静静地再次结好绳子，只差最后蹬掉脚下的砖块时，她仿佛听到了一种声音。
“妈妈！”
弱得象是隔了两重天。
“妈妈！”
十八婶却感到比那声爆炸还响。
她急忙将活套从脖子上取下来，颤颤巍巍地顺着声音寻去。
她终于看到儿子了。儿子就伏在村长家的门槛上，儿子显然知道母亲就在身边。她在俯下身子的同时，听到儿子在呼唤：
“妈妈，我还活着……”
这是儿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按通知参加一次笔会而来到这个县的。半路上，我听到客车售票员报出一个很古怪的站名：
“十八婶到了，到十八婶的旅客请持票下车。”
坐在我身边的几个人除了同我一样奇怪以外，再也不比我知道多一点。他们也是出差来此地。
在会议报到处，县文化馆的小冯馆长向我讲了上面这故事。刚好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召开的座谈会还没散，使我有幸见到这位已有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
“你看，坐在十八婶左边的是我们县县长，正对面是行署公安处长，十八婶的儿子死后，她在村子里收留了一批从别处流浪来的孤儿，他们就在其中。真不可想象，不到一年时间，这毁灭了的村子就恢复了生机。”小冯馆长和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耳语着。
老人，这个富于文学魅力的老人！一种职业本能，使我不能不对老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瞅空溜出笔会去村里拜访老人。几十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无论是在村子里，还是在老人身上仍是那么清晰，我一提到那次大屠杀，老人全身就开始颤抖起来。
老人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发黄的纸片。
“那次，盛有他是最后一个死的，这就是在他死之前，村长送来的光荣证。”
我虔诚地接过来好生捧在掌心里，突然，我吃惊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瞪大眼睛将那几行字看了又看。当我确认自己并没有看错时，我感到更加困惑。四十多年过去了，谁知有多少人看过这纸片，摸过这纸片，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象老人那样，一个大字不识，可他们把这纸片上的秘密深深地隐藏着，哪怕是在那可怕的十年中，也没有谁告诉老人关于纸片上真正的秘密。而所有这一切人中有勉强可以领悟其中意思的小学生；有憎爱分明、嫉恶如仇的共青团员；还有当年亲自书写了这张纸片的那位落难将军。是一种什么力量把这许许多多的人集结在一个严守秘密的目标之下？
我这才明白，县民政局为什么没有老人以及她儿子的档案材料，而仍然按烈属给老人以优抚。烈士纪念馆里只字未提十六岁的盛有只身闯虎穴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而人们仍旧给了他以英雄的桂冠。小冯馆长为什么三番五次劝我上十八婶来看看，并说肯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九十一岁的老人也许很快就要辞别人世，她不会带走自己的渴望和憎恨，就象儿子走了四十多年后，还留着他十六岁的渴望，就象村头倾圮颓败的房舍不会淡漠对过去的炮火的憎恨。
我象所有的人一样，在告别十八婶之际，默默地告诫自己，要严守秘密。因为那纸片根本不是什么光荣证，它是一份公函。上面写着：
……务请协助捉拿逃兵盛有，以严军纪、正军法……
抗妈妈
“日本人来啦，快跑哇！”
当年，村外有人这么绝望地一叫喊，七妹仅仅只跑进房里拿上包着预备出嫁时穿的一套新衣服的包裹，就落到逃难人群的最后边。她和一群姑娘在外面躲躲藏藏混了大半年，今天要出嫁，昨天晚上才偷偷溜回家里，等候新郎带人来接。等了半上午才等来一个血糊满面的男人。那人来不及待她去扶就倒在她脚边，喉咙里咕咕地吐出“日本人”三个字后，就一朵一朵地向外冒着碗大的血花，血花一冒完人就断了气。死后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唢呐。
七妹不知道新郎死在这男人前面。新郎领着一乘小轿和几个鼓乐手正走着，汉奸李伯勋带着十几个日本人截了道儿。日本人将新郎阉割了后，李伯勋还替犬野小队长他们叫委屈：“大表弟，犬野太君他们全是孤身一个来中国，你要娶媳妇就只管两堆肉做一堆关在房里快活去，干吗还要敲锣打鼓吹喇叭，这不明摆着让太君生气发火吗？”七妹虽然没听见犬野一边哇哇叫着花姑娘，一边催李伯勋领路，但她从唢呐手死前说的三个字猜到不妙之处。她跳过死尸，大红的新嫁衣裹着她象一团火朝前滚去，滚进村边的一堆稻草里不见了。
十几个黄狗一样的日本人在村里乱窜一阵后，有几个朝稻草堆来了。几把雪亮的刺刀嘶地一下撩开稻草，露出火一样红的七妹，刺刀嘶地又一下撩开火一样的新嫁衣，露出玉一样洁白的身子。七妹凄惨的叫声震动了整个村子，村子里狗不敢吠，牛不敢哞、鸡不敢啼，只有稻草堆旁禽兽般的笑声、喘气声，和村子中犬野气急败坏的皮靴与军刀的磕碰声。犬野一脚踢开压在昏死了的七妹身上的那士兵，恶狠狠地瞪了瞪七妹淌着血的下身，回头先是一阵怪叫，再朝赤身裸体站在那里的几个士兵噼噼叭叭地乱掼了一通耳光。临走时，他抽出军刀恨恨地朝七妹身上淌血的地方连捅了三下。
七妹的妈妈是日本人的大队伍第一次经过这儿时，在保护她的丈夫与儿子遭枪杀之后，被蹂躏而死。这次轮到了她的女儿。几个料理七妹的老太婆都流着泪认定她必死无疑。
可怜十八岁没有亲人的七妹没有死，她在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后，走出屋来竟更加水灵。她在村头的小河里将那套新嫁衣洗了三天三夜，晾干了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将它葬在新郎的坟丘旁。从坟场里出来，七妹径直到了李伯勋的家。她不落座也不说话，只管冲着李伯勋笑，直笑得李伯勋汗毛根根打颠，右手老也不敢离开手枪柄。而这时，七妹更妩媚了些，轻轻地说了句：“表哥，有空多带些太君来家里坐坐。”说完一摆腰肢离开了李家。
这以后，有好几天村里人不知七妹干什么去了，每天黄昏总有些好心人伫立在自家门口叨念着这可怜的姑娘。那天早上她突然又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衣衫褴褛，尘土满面，怀里紧紧搂着一只布袋。
那人追问：“你抱的是什么？”
有人问：“七妹，你干什么去了？”
七妹说：“没干什么！”
说完走进自家门，反手插上门拴，跟着屋里敲敲叩叩、噼噼叭叭响了一整天。谁也猜不出她在屋里干什么。有人发现，七妹进屋前回头那一眼里带着凶相。
村子因七妹归来没了话题而更加沉闷了，大白天也静得象瘟疫刚刚流行过，难得见到几个人影，隔三插五地传来的冷枪声掠过村子时，不再象从前使人闻风而逃。枪声又密又急时，村里也很少有人再弃家避难，而是赶紧拴好大门，一家人抱成团挤在某个角落里。这儿成为敌占区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百里之外才有新四军武工队的人活动。
刚好是七妹回村半个月后，多时没露面的李伯勋又在村里出现了，夹在两只狼狗中间，一路碎步伴着一个骑大洋马的日本人，摇摇摆摆地进了村。
人都低下头往家里躲，唯独七妹站到大门外，迎着李伯勋他们，笑成一朵娇牡丹。
“表哥，到了家门口，怎么还不叫太君下马来家里歇歇？”
低眉落眼顺着墙根走的乡亲们直发愣，愣过以后暗暗冲着花枝招展的七妹，骂起她八代祖宗。
李伯勋也愣，听到咚地一声响，回头看见日本人已从大洋马上跳下来，把两道邪光直向七妹射去。他明白日本人想干什么，却猜不透七妹的心思，情知扫不得日本人的兴趣，只得跟在后面随两只狼狗一道进了屋。
七妹好殷勤，将椅子揩干净搬给日本人，将凳子吹去灰尘递给李伯勋。看到狼狗伸着两条血红的大红舌头直喘气，她连忙进屋端出一盆水，不知怎的水不多盆也不大，端盆的手竟有点发抖。
回头时，七妹说：“这狗好凶，象要吃人。”
李伯勋不象日本人只顾盯着七妹的胸脯，他一直打量她的周身。“它什么都不吃，专吃活人肉。”
不声不响地七妹又从灶屋里端出两杯茶放到桌面上，正待转身却被日本人一把搂住，七妹不笑也不挣扎，日本人在她胸前乱摸一阵就将她往房里拖。李伯勋这时站起来呜里哇啦地说了一通日本话，日本人踢了他一脚，他仍一脸讪笑地说。日本人听着听着，脸上先是恼后是愣，愣过了，恼过了，一声吆喝，两只狼狗不再喝水呼地冲上来，哗啦一声将七妹的裤子撕了个精光，日本人掀开七妹的大腿看了一眼后，忽然大笑着拔出指挥刀将茶杯砍成几片，嘴里怪声怪气地说着中国话：
“破罐子的有！”
说着日本人又用刀尖指了指七妹的脸和下身说：“这！这！中国话的怎么讲？”
李伯勋连忙一哈腰：“这叫中看不中用！”
日本人正要再笑，一声叫喊，犬野从门外蹦进来。日本人一转手腕指挥刀就架到犬野的脖子上：“你的死啦死啦的！”犬野脸色吓得灰白。“嗯，良心坏了坏了的——明白？”说完抽回指挥刀拄在地上狂笑不止。犬野看看李伯勋又看看躺在地上的七妹，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敢一起笑，两腿挺得更直，把一大串日本话说得又急又快。没等犬野把话说完日本人就不笑了，话一说完他就一边叫嚷什么一边向门外冲去。不一会，村里日本话中国话响成一片。再过一会，马蹄声响过之后，村子就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乡亲们的低声咒骂和七妹的低声抽泣。
七妹当时听不懂日本话，却听到犬野嘴里几次吐出新四军武工队几个字来。
哭得太阳落月亮起，村里也没有一个人来劝劝七妹；直哭到鸡都叫了头遍才听到有敲门声。七妹抹了把眼泪，开开门，不由得猛地一怔：门外一溜站着一个汉奸和八个日本兵。
一怔之后七妹又开始笑了。比上午见到骑大洋马的日本人时还笑得媚人，一把一把地打着手势将他们请进屋里坐定了。
七妹烧茶时，除了那个汉奸跟进灶屋和她聊天之外，外屋的八个日本兵静得象八尊不会开口的泥菩萨。趁汉奸转身到外屋去时，七妹从灶灰里扒出一只纸包，打开来倒了一点粉末在锅里，顿了顿后，一咬牙纸包扑地一响，空了。粉末在水里翻腾几下后全消失了。
十分钟后，七妹将这水煮的九碗面疙瘩端到外屋桌面上。八个日本兵埋下头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汉奸拿筷子时还道了声谢谢。七妹这时便从后门溜到屋外偷偷听着动静。不一会儿，她就听到有人叫哎哟，紧接着哎哟声涨满了屋子。
在一片哎哟中夹杂着那汉奸“大姐大姐”的两声叫唤。七妹拿着一把砍柴刀回到屋里，活着的只剩下那汉奸了，他吃力地朝满脸杀气的七妹比划了几下，但没等七妹弄明白，也一歪身子倒地气绝了。
这之后，七妹点燃了一只火把，站在大门外冲着黑漆漆的村子喊起来：
“大爹、大奶、大叔、姑、今晚我下毒、闹死了八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明天肯定有人来追查，我不连累你们，你们尽管说是我胡七妹一人干的。我家的仇大家都知道，三个死的加上我这快死的，四个兑八个，赚了大头，死了也值得。要是没逃脱，到时候请为我收尸，别叫狼狗把我的身子吃光了。”
说完她趴在地上，冲着亮起第一盏灯的那个窗户梆梆梆磕了三下响头。站起来后，她将火把举上屋檐，火苗一窜，茅屋就成了一座火山。
待村里人赶到时，七妹已不见了。人穷家当少，大火烧了不到一个时辰就熄了，然后众人合力将九具尸体埋在一个土坑里，还特意在七妹家的坟地里垒了一座假坟。
果然，天刚亮李伯勋和犬野领着几个日本兵来了，逼着全村人交出七妹来，村里的维持会长，带上他们经过烧成灰烬了的茅屋来到那座坟旁。犬野一刀砍掉坟旁牧草的一只牛头，又捉了二十几只鸡，一直闹到天将黑一个个醉醺醺地离开时，才相信七妹自焚了。
日本兵一边走，一边八格呀噜地大骂七妹毒死了他们的两只狼狗。
这故事是我很小很小时听人讲的，去年我送儿子上幼儿园，才认识那故事里的七妹。当时负责报名的阿姨，将我们父子俩领到一间教室门前，冲着里面叫了声：“抗妈妈，来新生了！”于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走出来，将我那宝贝儿子搂在怀里狠狠地亲了一阵。
这使劲亲我儿子的老人从此替代了我那想象中年轻漂亮的七妹。当年，她尽挑荒郊野岭没人迹的地方，瞄着远处的大山走，一直跑到李先念部队驻扎的地方，冲着站岗的哨兵说声“我要抗日”，就昏过去了。醒来时，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咬破嘴唇一个字一滴血地说：“我叫抗日！”她在部队一直呆到五二年。那年夏天，师里的一名参谋爱上了她，托师长的爱人牵红线。那位红娘绕了半天刚说到正题上，就被吓呆了：七妹脸色焦黄，四肢乱颤，嘴里嘟嘟哝哝听不清说些什么。这副模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后才慢慢好转。一切平静下来以后，七妹要求转业。回到家乡时，县里正缺妇女干部，摆了一串单位让她挑，她哪儿也不去，去了名单上没有的幼儿园。
从七妹变成抗妈妈，老人不知抚育了多少幼儿。在我以后接送儿子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来接送孙子外甥的长辈，同他们的晚辈一道乖孩子似的叫道：抗妈妈好！抗妈妈再见！开始见到这情景时我很激动，伫望着抗妈妈象是眼前出现了一座圣母雕像，不是儿子提醒总也忘了挪步。但后来常如此，见多了，就淡漠些，甚至有些麻木了。
今年清明节，我想为正在写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找一点灵感，也夹在一群扫墓的青少年中去了烈士陵园。不知怎的，革命斗争纪念馆里记述抗妈妈那段经历的图片不见了，显然是临时撤下的，留下的空白还没来得及用别的内容补上。我知道抗妈妈会来的，她每年清明节都要带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我在等，并渴望见到即将面对这一情景的抗妈妈的心态，以求能给我创作构想以刺激。抗妈妈来了，一群手拿鲜花的幼儿将她簇拥在中间。开始我并不想招呼我那宝贝儿子，但见到抗妈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馆内的变化时，就将儿子叫到身边悄悄地嘱咐几句。儿子很听话，马上蹦到抗妈妈身边问：
“抗妈妈，您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坏人偷走的？”
“乖孩子，不见了就不见了，别叫抗妈妈老占着这地盘。要是有一天这里面所有的图片都不见了，换上好玩的玩具，好看的图片，那世上就没人再受罪了！”
抗妈妈很平静地笑了笑，弯腰说完后，抬头时又朝我笑了笑。
我有些失望。
那天下午，我接儿子回家时，看到抗妈妈正在送客，两个穿军服的不认识，穿便服的是县党史办公室的老方和小张，与我却很熟。晚上，一道消息在县城里传开了，当年七妹毒死的九个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汉奸，而是新四军武工队护送的几名去延安的干部。
那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总难相信这消息。天一亮就去敲党史办公室的门。小张他们一夜没上床，我去后，他们默默地将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烧残了的党费证和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摆在桌面上。谁也没说话，都把香烟抽得叭叭响。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直到小张突然大骂一句“日本佬，我日你八代祖宗”后，趴在桌面上哭起来，我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抗妈妈是小张的姨奶，我呢——我是抗妈妈的什么人？我为什么想杀人？想为抗妈妈杀几个日本人？
我还得去见她，却把头垂得低低的。
抗妈妈还是慈祥地笑，笑得人心绞痛。
有一天黄昏，我照例去幼儿园时，看到园内数百名儿童哭成一片，而儿子夹在一群男孩当中，朝那个当初报名遇到的阿姨身上扔着石块泥土。我连忙喝住儿子，儿子却瞪着泪眼说她杀死了抗妈妈。儿子说的是真话，那位阿姨因为少了五块钱奖金和当园长的抗妈妈吵起来，最后竟恶狠狠地道出了全城隐瞒了半年的秘密。
轻轻走近抗妈妈的办公室，抗妈妈坐在藤椅上，还是那样慈祥，还是那样微笑。仿佛还在开导那位阿姨：不能昧着良心要钱。她说完这话后，那位阿姨跳起来，说你摆什么老资格，你毒死日本人是假，毒死新四军是真……说了许多后，还不见抗妈妈有一点反映，上前摸了摸抗妈妈的脸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抗妈妈就这样走了！不知魂泊何方。
那位阿姨也走了。带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和不知多少人的咒骂孤伶伶地去了大西北。
我今天还在接送儿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而且还经常说给儿子听，希望儿子也能牢记这逝去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