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樂善齋本《紅樓夢》及續書譯本

第二章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研究

一、前言

《紅樓夢》的初刊本出現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此期間此書以《石頭記》之名以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地區非常流行，自此這部作品開始向全國廣爲流傳。程偉元與高鶚以木活字將此書進行了刊刻，隨後出現了很多的翻刻本，後來又出現評點本，幾乎席卷全國。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外文譯本，滿文、蒙文等譯本在少數民族地區得以流行，韓文、日文、英文譯本在世界各地得以傳播。

滿語譯本雖没能傳下來，但是一粟在《紅樓夢書録》中介紹説，張宗祥曾見過“滿漢合譯本”。實際上清朝朝廷組織人員翻譯過《三國志演義》、《金瓶梅》、《西廂記》、《聊齋志異》、《水滸傳》、《西游記》、《平山冷燕》等。由於《紅樓夢》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影響，也有被翻譯的可能性。

《紅樓夢》蒙古語的譯本由蒙古人哈斯寶翻譯，哈斯寶對前40回進行了壓縮翻譯，並加了評注，書名爲《新譯紅樓夢》，共二十册。該書中譯者加入了序文、讀法及總評，每回另加評注，1847年至1852年之間完成翻譯，1854年完成修改。

《紅樓夢》在日本的傳播是程刻本刊行後不過兩年（即1793年）的事情。依據當時的《舶載目録》, 《紅樓夢》九部十八套由浙江乍浦運往日本長崎，這屬於《紅樓夢》傳播史上最早的例子。另外，1803年也有《繡像紅樓夢》兩部四套傳入日本的記録。

日本語的翻譯始於森槐南與島崎藤村。1892年森槐南將《紅樓夢》的開頭部分進行了翻譯，譯本發表於《城南評論》第2號；同年，島崎藤村將原書第12回進行了翻譯，以《風月寶鑒》的題目發表在《女學雜誌》第321號上。《紅樓夢》日語單行譯本出現於20世紀之後。

1830年約翰·弗朗西斯·大衛（John Francis David）將《紅樓夢》第3回《西江月》詞以英漢對譯的形式在《大英帝國皇室亞細亞學會會志》第2號《中國詩》進行發表，這是我們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翻譯。與其説是小説翻譯倒不如説是對其中詩詞的翻譯，因此吴世昌先生將此後（1842年）羅伯特·湯姆（R·Thom）翻譯的《紅樓夢》看作最早的英譯本。該書被用作學習漢語的教科書，其中一些段落被抽出發表於寧波發行的《中國語》雜誌。爾後，1868年艾德伍德·查爾斯·波拉（E·C·Bowra）在《中國雜誌》上翻譯發表了前8回。此後1892年B．喬利（Bencraft Joly）以《中國小説紅樓夢》爲書名在香港刊行了第一卷。第二年（1893）刊行於澳門。當時駐澳門的英國副領事喬利共翻譯了56回。

以上是對19世紀末用各國語言翻譯《紅樓夢》的情況的闡述。胡文彬先生在《紅樓夢叙録》中首次提到韓文譯本，但是只是簡單介紹了1962年金龍濟的譯本、1969年李周洪的譯本以及1978年以後才得以刊行的延邊大學《紅樓夢》翻譯小組的譯本。此後，以樂善齋本等爲代表的譯本的情況漸爲中國學界所知，馮其庸等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中之《紅樓夢譯本》中介紹了包括在中國出版的韓文譯本十餘種。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内，19世紀後半期的1880年代，《紅樓夢》百二十回全本的韓文譯本雖然已經有全譯本，並很好的保管至今，但是這一事實却並不曾爲國際紅學界熟知。該譯本以每卷一册的形式得以翻譯，不僅僅有着120回這樣龐大的規模，小説的原文也以朱筆進行記録，並標注了中國語的發音，譯文以韓文宫體對譯的形式進行，可以説在衆多的小説中這一譯本是非常特别的。

截至19世紀末，除了樂善齋本的韓文譯本之外，還没有外文翻譯的《紅樓夢》全譯本。這樣看來，朝鮮高宗年間翻譯的譯本在樂善齋得以收藏，該譯本實際上是最早的《紅樓夢》的全譯本，其價值是我們應當承認的。本文中對該書的版本情況進行了考察，同時對譯者以及成書年代、翻譯時採用的底本系統等問題進行了闡述，對大體的情況進行了考察。

二、樂善齋本研究概況

本文將首先對樂善齋本翻譯小説的整體情況，以及該譯本的基本記録情況等等進行考察。

朝鮮時代《紅樓夢》是如何傳入韓國的？其翻譯又是怎樣得以進行的？對此没有明確的資料記載。李圭景（1788年生，卒年不詳）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七《小説辨證説》中對當時朝鮮朝流行的中國小説有相當數量的記録，其中就包括《紅樓夢》（1791）以及《續紅樓夢》（1799）在内。因此可以推測，1800年代初期《紅樓夢》就已經傳入了韓國。而對翻譯的情況没有文獻上的記録。

樂善齋可以説是位於昌德宫内的王室圖書室，於樂善齋發現的小説總數爲113種，其中抄本小説達83種。其中，除了廣爲韓國文學界關注的韓文“創作小説”以外，還包含相當數量的中國小説諺解翻譯本。

最早提到樂善齋文庫的翻譯小説的是李秉岐。他在《文章》一刊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中對當時多達239種之多的朝鮮書籍進行了解説。在文章的最後部分，提到主導中國小説翻譯的人物李鐘泰，並以“李鐘泰翻譯説”爲題進行了評説。

對於朝鮮後期以來在王室圖書館長期保管的樂善齋藏抄本小説的研究一直未能展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末期該書仍藏於該處。當時的部分有識之士已經知道了這部書。1950年韓國戰争時，該書差點兒毁於戰火。後來該書在首爾得以修復之際，本打算移送至北韓，而且都已經做好了很周全的準備，但是最後還是未能將這批書轉移。該書不久就被重新整理，被移送至鄰近的昌慶宫藏書閣得以保管。藏書閣是1911年爲了保存朝鮮王朝宫廷遺物與圖書在昌慶宫内設立的藏書機關。但是1981年，因昌慶宫内的修繕工作，藏書閣被拆毁，所藏圖書悉送至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現稱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得以保管。該書被歸入樂善齋文庫貴重圖書，並編制了微縮膠卷，供一般人利用，原書也得以公開。

1966年首爾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用一年多的時間對“樂善齋文庫”進行了重新調查研究。以鄭炳昱教授爲首的調查團在《中央日報》發表了調查報告。據統計，樂善齋本的小説類有91種（2033册），非小説類31種（328册），共計2361册。

在此之後鄭炳昱教授發表了《樂善齋文庫目録與解題》，在113篇解題中對26種中國小説的譯本進行了介紹。此後，曹喜雄教授在《樂善齋本翻譯小説研究》中補充了鄭炳昱教授未能寓目的7種，這樣一來可以説中國小説的譯本共計33種，並列舉了雖未被確定但也有存在可能性的11種譯本。

如上所言，雖然樂善齋本小説早爲人所知，但由於國文學界關注更多的還是韓文創作的小説，對翻譯小説的關注度相對不够，對此研究還很不足。在此期間雖然有對一些個别作品的關注和研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綜合研究與整理工作却始於1990年代以後。特别是朴在淵教授開始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整理，取得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學界格外的關注。

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中不僅僅包含《紅樓夢》120回本的全譯本，值得注意的是，《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補紅樓夢》等5種續書的譯本在當時也得以翻譯。《紅樓夢》的流行與5種續書的出現一時蔚爲壯觀，即使今天看來也是非常珍貴的本子。韓國流傳下來的5種續書，令國際紅學界都驚訝不已。

這次《紅樓夢》與5種續書的整理出版，對於未來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顯然是一種基礎性的工作，從這一點上來看，這對我們無疑是一種鼓舞。

下面來談一談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的讀者層以及先行研究情況。該書最早製作於宫廷。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中，由民間或者貰册房製作後再傳播到宫中得以再次抄寫的這種可能性不能説一定没有，但就《紅樓夢》的情況而言，迄今爲止都没有發現民間製作的《紅樓夢》譯本。可以説先由民間製作之後再傳入宫中的這種可能性幾乎是没有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現存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是製作於宫中，並供宫内人閲讀的。現在雖然我們無法找到資料證明宫中有哪些人讀過此書，從朝鮮末期到日治時期，最起碼與宫中有關聯的一些人士，或者其親戚們讀過此書，這一事實是可以確定的。

現在我們所能知道的讀過此書的最早的讀者層中有一個叫尹伯榮的女子。這個女子是朝鮮王室外戚的親戚，小的時候經常往來於宫中。她是純組的外曾孫女，高宗時期朝廷大臣尹容九之女。1966年對樂善齋文庫實際調查時，《中央日報》在對其進行的採訪中介紹道，尹伯榮女士自己很小的時候就進入樂善齋閲讀了數量衆多的小説，特别是提到了自己讀過的小説中就有《紅樓夢》7種，並評價説這些都是非常優秀的小説，另外也提到了書名。儘管她提到的7種小説實際上是韓文的“創作小説”。她提到的《補紅樓夢》，我們在書目中並没有找到這一書名，但是她的記憶力是非常驚人的。在數量衆多的樂善齋本小説中還記得《紅樓夢》，可見《紅樓夢》留給她的印象是很深的。毫無疑問，她應該是《紅樓夢》及五種續書全譯本都閲讀過的早期讀者。

以下對樂善齋本《紅樓夢》在此期間出現的解題與研究情況做一下簡單的整理。

鄭炳昱教授的《樂善齋文庫目録及解題》中將《紅樓夢》與五種續書稱之爲“翻譯小説”，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版本説明。而且也没有指出全書120册中有3册散軼這一事實。

李明九教授的《對譯本紅樓夢》是對該譯本進行真正意義上的介紹的文章。該文章發表於1972年藏書閣發行的《國學資料》上。這篇文章對該書的版本特徵進行了説明。並指出全書雖有120册，但是其中有3册缺失。原書原文每半頁八行，每行十字，譯文每行十五字左右，每卷印有“藏書閣印”字樣的印章。接著介紹了該書的作者曹雪芹及内容與版本等相關問題，闡述了翻譯的特徵，指出翻譯的底本是程刻本。文中對書的名稱並不稱之爲“樂善齋本”，而是採用體現翻譯小説特點的“對譯小説”這一名稱，可以説是非常有特點的。

李家源教授對精神文化研究院（現改稱“韓中研”）收藏的樂齋本《紅樓夢》很早就發生興趣，對該書也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經過他的多方努力，該書最終得以影印，並由亞細亞文化社刊行，李家源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該書的序文中李家源教授首先介紹了該書的特點，並將此書命名爲“樂善齋本”小説。李教授依據譯文文體推定該書是正祖純組以後的抄本。在介紹完作家的生平與作品内容之後，也提到了朝鮮文人的小説觀。並稱贊説，在當時出現的數量衆多的翻譯作品中，金正喜翻譯的《西廂記》與樂善齋本《紅樓夢》是其中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品。

金泰範的碩士學位論文《韓文藏書閣本紅樓夢研究》是對該書真正意義上進行研究的最早的學位論文。他以“藏書印”爲依據將該書稱之爲“藏書閣本”，在對翻譯底本進行考察的部分中作了詳細的考察，頗見功力。將譯本中收録的原文及譯文與王希廉的本子直接進行了細緻的對照分析與校勘，這可以説是這篇論文最顯著的特點。

近來，學界開始了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進行研究。筆者以爲這一點也是值得學界重視的。筆者以爲將來該譯文無論是對於中國語文學還是韓中翻譯史以及比較文學等領域，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課題。

下面對該譯本的名稱進行更深一步的考察。在中國古典小説研究中，對版本問題的研究是開展對作品研究的前提。爲了區分數量衆多的版本，一般需要明確該版本與其他版本相比有何獨特之處。基於此，就該譯本的情況而言，爲了便於今後的研究工作，須有對名稱進行統一的觀念。

該《紅樓夢》譯本的所藏處原爲樂善齋，雖然如此，實際上書中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此後該書與其他書籍一道藏於藏書閣，每部書第一章就印有“藏書閣印”的印章。因此，如果對藏書處進行命名的話，“樂善齋本”、“藏書閣本”、“精文研本”（現稱“韓中研本”）都是可以的。另外如果對翻譯的總量、時期與形態進行區分的話，該書以直譯爲主的翻譯方式對120回進行了全譯，使用的是朝鮮後期的詞彙及韓文宫體的毛筆字體。由於原文與發音的譯文記録於上段，因此也可以稱之爲“全譯本”、“舊譯本”、“注音對譯本”。

考察此期間的研究論文，雖然這些論文中並非都稱這部作品爲“紅樓夢”，鄭炳昱、曹喜雄、李慧淳、大谷森繁等都使用的是“樂善齋本”，韓文“創作小説”中亦如此稱之。但是一些書目中對“樂善齋”的出處並不作明確的交代。《藏書閣圖書韓國版總目録》中之“紅樓夢”條中只注明“印藏書閣”。《韓國古小説目録》中對樂善齋本也未另外進行區分。其中“紅樓夢”條中也只是標注了“原本所藏精神文化研究院（舊藏書閣本）”的字樣。

但是W.E.Skillend的《古代小説》“紅樓夢”條中對所藏處的區分以“palace”進行標注。在説明中指出了這指的就是曾爲舊王室圖書館的樂善齋。

結合如上的考察，該譯本是藏於樂善齋的本子，這一點毋庸置疑。樂善齋中韓文“創作小説”與中國小説諺解譯本曾一起被收藏。如果考慮到推斷譯者以及翻譯時期的根據的話，筆者以爲稱之爲“樂善齋本”是較合適的。另外，到19世紀末期，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除了樂善齋本之外没有另外一種120回全文的全譯本，爲了强調樂善齋本是朝鮮後期即19世紀末期唯一的、也是最早的全譯本，筆者以爲，應該對“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這一名稱予以確定。這是因爲這一名稱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翻譯的動機、譯者、翻譯時期以及翻譯的形態等信息。如果要進一步對譯本的特徵進行具體呈現的話，我們可以稱之爲“樂善齋本注音對照全譯紅樓夢”。

三、樂善齋本的文獻學考察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每回一本，共計120本，這是一部數量龐大的譯本。發現當時有3册遺失，共有117册流傳下來。《藏書閣圖書韓國版總目録》中對文獻事項作了如下的記録：

紅樓夢（4—6684）:（清）曹霑著。譯者未詳，寫本。寫年未詳。120卷。120册中117册存，卷24,54,71等3册缺本。無版框，無界行。半葉8行，字數不定。無版心。78.3（筆者注：誤，當爲28.3）×18.2cm。綫裝。標題：紅樓夢。印：藏書閣。紙質：壯紙。

根據筆者對該書的外形與内部筆寫形態的直接調查，以下對此做進一步更細緻的考察。該書是外皮用有紋路的灰色綢緞製作而成的綫裝本，大體上比較接近原樣。封面上端的題簽以漢字縱書楷體題注“紅樓夢”（貼紙大小爲20.1cm×3.2cm），其中有幾册發黑朽壞，也有數處題簽有脱落。右側上端有如“共一百二十、卷之一、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第1回）四行題寫的回目，（貼紙大小爲6.7cm×5.5cm），爲了打開書的時候便於瞭解卷數，每册的最後一頁都以筆寫的形式標注了“紅樓夢”字樣。

内頁空白，書的前後各空一張，無任何標注。印章印於每卷的首章，爲四角印：“藏書閣印”，印於卷1與卷120右側上端 “回目與注音”部分。其餘的則印於右側下端（韓文回目的下端）。“藏書閣印”的蓋章時期雖無法確知，但一定是樂善齋本筆寫小説移送至昌慶宫保管之後所印。爲了不至於在落印時粘上印泥而鋪上的新聞紙上寫著1971年5月28日的日期，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此書在昌慶宫藏書閣進行整理的應當是在1971年至1972年之間。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由於譯文與原文及注音兼具，是一種十分特别的譯本，因此抄寫的形態也與衆不同。其他樂善齋抄本的特徵是：無版框，無界行，無版心，無頁碼。一面分爲上下兩段，上段占整個頁面的三分之一，（約爲8—8.5cm），下段爲全頁面的三分之二。上段以朱筆書寫原文，半頁8行。爲了標注當時的中國音，譯者發明了特殊的韓文，與過去的《老乞大諺解》與《朴通事諺解》使用的文字相似，也有因時代變化而發生改變的情況。每行1字到11字不等。

下段原文的譯文也是以每半頁8行的形式書寫，爲韓文宫體，字體遒勁。每行的字數爲15字到18字不等。上下齊整。原文的第一個字的高度雖然一致，譯文中回目與正文中的詩詞等韻文以兩行的形式書寫。譯文雖然從15字到18字不等，原文每行以對譯的形式進行，縮減字數留出空白，也有縮減行數的情況。

譯文中偶有雙行注，這些都是爲了幫助韓國讀者理解他們感到陌生的中國的典章制度、或人名地名，或者句子意思等等。注釋的數量爲567條，大部分集中在前60回，多達531條。後60回的注釋不過36條。雙行注釋最多的回目是第40回，多達65條。

另外，中國章回小説中回目標注一般採取“第◎回”或者“卷之◎”的形式進行標注，本譯本亦不例外，以“卷之◎”的形式進行標注。

以下以現在的筆寫形態爲根據對當時的成書過程進行推定。首先，全部譯文分開書寫，譯文與原文同時兼具，分爲上下兩段書寫。剛開始，下段譯文以8行宫體書寫，此間偶有對固有名詞或費解的句子的注釋。如果是這種需要注釋的情況，則以雙行注的形式書寫。接下來，上段的原文爲了與下段的譯文一致，以朱筆寫於同一行。原文的長短也因譯文的長短或有調整。至於詩詞的譯文，也有縮短行數的情況。最後，原文中所有的漢字的中國語發音皆以韓文字母進行標注。這顯然是在準備好了另外的注音標誌以後才换上去的。理由是：筆寫時不僅有誤寫的漢字，也有標注原書漢字發音的情況。

筆寫的宫體字大部分都與前後字體保持一致，可見應當出自專門的抄工之手。最多不過在一些部分可發現字體的變化。參考五種續書的的情況來看的話，五種續書都没有原文，只有譯文，也是以韓文宫體寫就，係出多人之手。

除去遺失的3册之外，樂善齋本《紅樓夢》共計10236頁。其中内容最多的是第62回，達146頁。最少的是第12回，只有53頁。兩者的差距幾乎達三倍。依據金泰範先生的校勘，該書也有一些裝幀錯誤的錯簡現象。這是在當時雙頁合裝（包背裝）的狀態下，逐頁抄録裝幀而成，在這一過程中很容易出現這樣的失誤。此前的影印本中對這一錯誤也未能更正，而是保持原樣，這是我們使用時需要注意的。

以下簡要介紹一下1988年4月亞細亞文化社出版的影印本。標題爲“紅樓夢”，另有副標題爲“樂善齋本”。全書編爲15卷。大小較之原書略爲縮小，規格爲26cm×23cm。每卷最少6回，最多9回。每卷頁數在652頁至731頁的範圍之内，相差不等。第一卷收録有李家源教授的序文，發現當時缺失的第24回、第54回、第71回，以活字本補足。臺灣發行的《古本紅樓夢》（臺灣：新陸書店，1957）在附注中進行了説明，稱之爲最善本。

與原文的小説正文用朱筆寫就不同，影印本爲了印刷上的便利，以黑白色進行了刊印，但是並没有對此進行説明。此外，全書120册被壓縮爲15册，在壓縮的過程中，删去了每册的封面。更爲可惜的是，封面上的標題與回數標識以及回目都未能保存下來（考慮到封面的回目與回數的回目也有不一致的情況更是如此），只是對15册每册首章的《紅樓夢》標題進行了影印。

該影印本具有純粹的學術研究的價值，120回這一規模龐大的影印本的出版，無論是作爲一般的介紹，還是作爲供學界學術研究使用的基礎性資料，都可以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譯者與翻譯年代探索

該譯本中對翻譯者、翻譯年代、筆寫年代等文獻學事項都無任何可資參考的證據，也没有序文、跋文及評論，或者其他等可資參考的相關記録。只是收録了原文、注音及譯文。對作品内容及登場人物進行分析的總評、眉批、行間批等皆無。

該譯本出自誰人之手？對這一問題尚無人進行研究。只不過在《藏書閣圖書韓國版總目録》及《韓國古小説目録》中有“作者未詳”的注釋。然而，W.E.Skillend在其《古代小説》“紅樓夢”條中認爲，該譯本有可能出自高宗時期的李鐘泰。其在1961年的展示會目録説明中做了説明，原文如下：

“When this was shown in the 1961 exhibition as item 66, the catalogue noted; maybe a translation by李鐘泰Yi Chong t'ae in the reign of Kojong,1864—1906。”

李鐘泰這一人名也出現於同年展示會目録中，李鐘泰被認定爲《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譯者。據稱，1884年間，他奉王命，翻譯了大約100種的中國小説。另一方面，W.E.Skillend在序文中指出，這裏所謂的展示會是1961年10月26日至28日於淑明女子大學召開的古書展示會。

樂善齋翻譯小説大部分出自李鐘泰之手這一説法，其實早在1957年出版的李秉岐與白鐵合著的《國文學史》中就已經説的很清楚了。

高宗皇帝21年（1884）前後，文士李鐘泰受命動員文士數十人，長期以來翻譯中國小説近百種，昌德宫中所藏韓文書籍今存近4000餘册，其中多爲翻譯小説，爲國文學的貴重本。

比這一記録更早的是1940年李秉岐在《文章》一刊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這篇文章對當時239種朝鮮古書進行了説明，在文章的結尾提到了其於李太王（即高宗）二十一年甲申年（1884）前後受王命動員文士翻譯中國小説一事。雖然文中並未直接提及“樂善齋本”這一提法，但是實際上指的就是樂善齋本，可見他是知道翻譯小説的。雖然對此進行斷言的根據出自何處無從得知，但是由於有爲人所知的傳聞，也並不能輕易否定“李鐘泰翻譯説”。

1961年，淑明女大召開的古書展示會上將譯者認定爲高宗時期的李鐘泰之後，W.E.Skillend對此説進行了引用。

李相澤教授在《古典小説論叢》十分重視李秉岐的意見，同時他認爲，李鐘泰不僅只是對中國小説的翻譯有興趣，與韓文“創作小説”也關係緊密。另外，李相澤教授還指出李鐘泰的幕後支持者是王妃等高層人物。即在閔妃（明成皇后）等積極支持下，李鐘泰才得以大量製作韓文“創作小説”與翻譯中國小説。

然而對李鐘泰的生平，在此期間並無具體的研究。起初論及該問題的李秉歧對此也没有詳細的説明。經查《韓國人名大辭典》，李鐘泰生於1850年，卒年不詳，爲著名的書法家，字公來，號筱農，本籍廣州，爲李海龍的後代。首爾德壽宫的正門“大漢門”懸版書法就是出自李鐘泰之手。其翻譯中國小説一事没有留下任何記録。

然而1985年金鐘澈在《玉樹記研究》中對李鐘泰的生平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發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實。據金教授的研究成果，李鐘泰生於1850年，死於1908年，本籍慶州，譯科出身，做過宣祖朝的寫字官，是李海龍的第14代後孫，父親爲李載焕。他於高宗十一年（1874）中同治甲戌增廣譯科第，被任命爲漢字教誨正。爾後，先後做過各地的知縣與郡守、學部參書官兼侍從，後又做過漢城師範學校校長、學部編輯局局長、外國語學校校長等官。做過的最高的官位是從二品之侍院副卿。編有《進明匯論》2册。

以上的資料雖然無法證明他與樂善齋本翻譯小説有直接關係，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譯科出身、科舉及第，又做過高官、做過外語學校校長這些因素的話，當時宫中的掌權者國王或者王妃下令命其翻譯數十種小説，李秉岐對譯者的這一持論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留存至今的樂善齋本筆寫小説的狀態是十分精巧的，如果考慮到原來的藏書處爲宫中圖書室這一點的話，我們無法否認該譯本就是出自以李鐘泰爲首的譯官之手，後在宫中謹慎書寫後奉獻給王妃等人的作品。

另外，對於樂善齋全譯《紅樓夢》的翻譯年代及筆寫年代也没有明確的記載。考察譯者李鐘泰的相關情況，他長期與衆多的文士們從事翻譯工作，該譯本具體完成於哪一年我們無法確定。這裏有一條材料可資參考，即與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一起被發現的《楊門忠義録》的筆寫年代有明確記録。這部小説共43卷43册，卷一的最後一面這樣寫道：“歲在己卯七月日書。”卷四十三的最後有這樣的字樣：“庚辰二月日畢書。”筆寫的起訖年代都很清楚。鄭炳昱教授認爲這裏的“己卯年”與“庚辰年”分别爲1879年與1880年。按照這一説法，全譯本《紅樓夢》的譯本及筆寫年代就如同李秉岐所説的那樣，只能大體上推斷該書的問世時期爲1884年前後。

五、翻譯底本的版本系統

衆所周知，中國古典小説的版本系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紅樓夢》的版本研究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也是紅學研究的一部分。如要考察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的翻譯底本到底是哪種系統，首先有必要對《紅樓夢》本身的版本系統做一番簡要的介紹。

除去現代版本的話，《紅樓夢》大體上分爲最初的抄本與後期的版刻本。屬於脂硯齋評本的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己酉本、戚序本等，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版本，都是在中國境内發現的版本。另外，在俄羅斯舊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發現了“列藏本”。後期版本有1791年程偉元與高鶚二人刊行的120回本的“程刻本”（有“程甲本”、“程乙本”、“程丙本”等），後來又出現了“東觀閣本”、“本衙藏本”、“藤花榭本”等版本，這些翻刻本加上評點的又有“王希廉評本”、“張新之評本”、“黄小田評本”等。清末，以合評本的面目出現的“王希廉、姚燮合評本《石頭記》”, “王希廉、張新之、姚燮合評本（三家評本，金玉緣）”等多種多樣不可計數的本子風行一時。

每個版本都有自身的特點，對此進行研究的時候需要我們特别注意。這是由於其中少則一兩字，多則上百字，有相異、删減或增補的情況。爲了進行徹底的比較研究，需要對每個版本的原文進行對照，好在樂善齋全譯《紅樓夢》的原文都是用朱筆寫就，進行原文對照是可行的。但是由於工作量過於龐大，以下先簡單地對回目進行對照，採取尋找回目被移動的方法進行。

這裏首先選擇可能性最大的版本的話，程甲本（1791）、東觀閣本（1795以後）、本衙藏本（嘉慶初，1976年前後）、王希廉評本（1832）等版本是最爲合適的。早期的脂硯齋評本未能傳入韓國，程乙本（1792）在清代很少流傳，到了1927年，按照胡適的發現意見，以現代活字本的形式傳播開來。張新之評本（1881）與金玉緣本（1884）由於時代上比較晚，與樂善齋本出現的時期幾乎差不多，因此可以排除其作爲翻譯時被採用爲底本的可能性。

本衙藏本與王希廉評本實際上與程甲本都屬於同一系統，不過其中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如果確定了這些在樂善齋本中是怎麽被書寫的話，那麽比較研究的思路就會變得非常清楚了。首先我們比較一下回目的情況，這兩種本子上回目有相差的共有24回，其中17回皆以中國版本爲依據，其餘的7回應當屬於抄寫時的錯誤或者隨意修改後的結果。我們對其中一些内容做如下的確認。

第7回，程甲本中作“寧國府寶玉會秦鐘”，而王評本中作“赴家宴寶玉會秦鐘”。樂善齋本從後者。第21回中程甲本中作“賢襲人嬌嗔箴寶玉，俏平兒軟語救賈璉”，王評本作“俊襲人嬌嗔箴寶玉，俏平兒軟語庇賈璉”。兩者之間有一字之差，樂善齋本仍從後者。第27回中，程甲本作“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東觀閣本中將“楊妃”换做“寶釵”，將“飛燕”换做“黛玉”。與此相比，王希廉將“楊妃”與“飛燕”寫在總目中，將寶釵與黛玉寫在正文中。樂善齋本將楊妃與飛燕寫在封面上，將寶釵與黛玉寫在回首，可以看出是同一形態。僅從以上的事實來看就能發現樂善齋本遵從的是王評本的回目。

此外，第29回中，所有的中國版本的回目都是如此：“享福人福深還禱福，惜情女情重愈堪情”，且在回首中將“惜情女”改爲“多情女”。樂善齋本亦是如此，封面與回首中表現出了同樣的差異。第49回中，樂善齋本的封面上這樣寫道：“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在回首中换了一個字爲：“瑠璃世界白雪紅梅”，這與本衙藏本相同。第55回中，樂善齋本封面中的“辱親女愚妾争閒氣”，在回首中將“争閒氣”改作了“争間氣”。這也是以本衙藏版本爲依據做出的修改。

第66回中程甲本作“情小妹恥情歸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門”，東觀閣本總目中將“一冷”换做了“二冷”。王評本中均寫作“心冷”。樂善齋本反而寫作“一冷”，樂善齋本與王評本相異而遵從了程甲本。第74回中，各版本所有的總目與回首中都有不同的字句，樂善齋本也如此一般，在封面上寫著“惑奸讒抄檢大觀園，矢孤人杜絶寧國府”，而到了回首中却將“矢孤人”修改爲“避嫌隙”。第94回中程甲本作“宴海棠賈母賞花妖，失寶玉通靈知奇禍”，王評本的下句爲“失通靈寶玉知奇禍”。而樂善齋對於這兩者都接受了，封面上作“通靈寶玉”，回首中爲“寶玉通靈”，頗令人費解。另外，在第112回中，程甲本與東觀閣本的總目皆爲“活冤孽妙姑遭大劫，死仇仇趙妾赴冥曹”，回首中將“妙姑”寫作“妙尼”，王評本與樂善齋本中反而皆寫作“妙尼”。

以下舉幾個例子對正文、發音及譯文等情況做一番簡要的考察。第1回，樂善齋本原文與發音皆從程甲本，爲“此乃元機不可預泄者”。譯文中“元機”譯成了“玄機”，顯然是遵從的東觀閣本。又，同回中，樂善齋本的原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支持了一二年”，這是從程甲本而寫的。而在發音與譯文中却寫作“支持了二三年”，採用的是王評本的句子。“一二年”與“二三年”是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的差異，不僅如此，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竟然各自都嚴格遵從了所依據的材料。第3回中，樂善齋本從程甲本原文中寫道：“二人立於案旁播讓”。而在發音與譯文中却將依照王評本將“播讓”换做“勸讓”。第8回中，樂善齋本根據程甲本作“更爲不安”，發音與譯文中根據王評本改爲“更爲不妥”。

以上舉例説明了在樂善齋本中，原文採用程甲本，而發音與譯文却採用王評本的特點。但是不能以此作一種規律。因爲在其他文本中有很多被混用的情況。第4回的“爲宫主郡主入學陪侍”這一句的原文，發音與翻譯都採用的是程甲本系列，而第7回“冬天的白梅花蕊”這一句的原文、發音，與譯文都採用的是王評本。筆者以爲各回使用的底本没有固定的規律可循。

以上通過對一部分回目與正文中句子的比較，我們作如此的評價：樂善齋本使用了程甲本系列的本子，特别是其中本衙藏版本與王希廉評本的使用最爲普遍。但是，並非是根據某種規則和某一固定的版本而成。我們只能這樣認爲：當時還没有意識到版本的差異問題，對原文的抄録、及發音的標記，以及翻譯底本的使用都顯得非常混亂。

可以説當時譯者對翻譯底本的版本問題幾乎並未著意。他們在其翻譯的初章及結尾部分都没有留下序文或者跋文等文獻學記録，只是忠實於原文做了語言上的轉换。僅就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得出如上的結論。當時王評本是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評點本，卷首附有插圖，正文之前收録有目録、程偉元序、王希廉批序、讀法、題詞等，即使是在正文中也有行間批、眉批、雙行批，在卷末也有回末總評等，非常複雜。而樂善齋本中這些痕迹蕩然無存，都被删去，只是記録了小説的原文與發音標記以及譯文，這是當時中國小説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常用做法。

六、翻譯的特徵與注音標記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收録全120回及發音，由於完全是逐字翻譯的規模龐大的注音對譯本，所以從整體上進行綜合分析並非易事。在此僅抽出一些原文與譯文的特殊情況，按照類型僅對其翻譯上的特徵簡單進行一番考察。

（一）翻譯情況

該譯本（正如前面提到的），删去了序文、跋文，以及總評等附録。儘管如此，在第一回楔子中就直接開始了翻譯。現將作家自身的感受與作品的緣起部分的譯文引用如下：

이는 책을 펴는 제 일회라. 지은이 스스로 이르되,일찍 한번 꿈을 꾸고 환상을 겪은 후에 짐짓 참일을 숨겨 버리고, 통령함을 빌어 이 석두기 한 권을 말씀함이라. 그런고로 진사은이라 일렀으되 다만 이 글에 기록한바는 무슨 일이며 어떤 사람인고. 자신이 또 이르되 이제 풍진이 녹록하여 한 가지 일도 성취한 바 없다가 당일에 있었던 여자들에게 생각이 미쳐 낱낱이 자세히 비교하여 보니 그 행동거지와 의견과 지식이 다 나보다 위에 있는 줄을 깨달은 지라, 나는 당당한 수염 난 이로진실로 저 치마입고 비녀 꽂은 이만 같지 못하니, 내 진실로 부끄럽기 그지 없으나 뉘우침이 또 무익하니 크게어찌할 수 없는 날이로다…그런고로 가우촌이라 일렀노라.（卷之一，第1—2頁）（影印本第1册3—4頁）

공공도인이 공으로 인하여 색을 보고 색으로 말미암아 정이 나고 정을 전하여 색으로 들어와 색으로부터 깨달아 그 이름을 정승이라 고치고, 석두기를 고쳐 정승록이라 하니, 동로 [동네이름, 즉 지명] 공매계[사람이름]가 제목을 써 가로되 풍월보감이라고 하였더니, 그 후에조설근[사람의 이름]이 도홍헌[집이름]에서 십년을 뒤져보고 다섯번을 가감하여 목록을 만들고 장구와 편차를 분배하며 또 제목을 써 가로되 금릉십이차라 하고 절구 한 수를 아울러 썼으니 이는 곧 석두기의 유래라 하였다.（卷之一，第12頁）（影印本第1册25—26頁）（[ ]中的字在原文中爲雙行小字）

就像上面引文中呈現的那樣，該譯文是忠實於原文的逐字對譯本。現代譯本往往以意譯的方式進行處理，並省略卷首部分，譯者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更改。相比而言，當時忠實於原文的翻譯可以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外，在保存韓國朝鮮後期語言與展示中國語翻譯特徵方面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二）翻譯方法

具體的翻譯方法大體上可以分成如下的幾種進行考察。一、對於漢字語並不轉换成純粹的韓國語，而是按照漢字語的發音書寫；二、中國語詞彙以其他的漢字語進行替代；三、完全用純粹的韓國語進行替换，逐字直譯；四、恰當的意譯；五、文物制度與固有名詞等以雙行注釋的方式進行。在其他翻譯小説中常常能見到的添譯與縮譯，在這裏幾乎找不到。這是爲了同時收録原文以便於與譯文直接對照而採用的一種特殊的翻譯策略。下面就以上的翻譯方法簡單舉例説明一下。

第一，對於漢字語並不另作翻譯，而是按照發音進行了標注。

① 思忖半晌 반향이나 생각하다가（오랫동안 생각하다가）[1—11]

② 正該了結 료결하미 마땅하되（끝냄이 마땅한데）[1—15]

③ 便知有些不好 문득 불호광경이 이시믈 알고（문득좋지 않음을 알고）[1—38]

④ 一日樂極生悲 일조에 낙극생비하여（하루 아침에기쁨이 다하고 슬픔이 생겨나））[13—3]

⑤ 親姐姐親妹妹 친져저와 친매매이시니（친언니와친동생이니）[30—6]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中，“半晌”、“了結”、“不好”、“樂極生悲”、“親姐姐”與“親妹妹”等字，雖然可以用更爲通俗易懂的漢語白話語彙，但是還是原原本本的使用了漢字發音。當然，逐字翻譯的時候，儘管這樣的譯文或者變長或者變得不自然，但是如果没有原文與之進行對照的話，理解起來或許會變得更加困難。除此以外，“一遍”、“下回”、“兩個丫鬟”等都是這一類的例子。

第二，用更容易理解的或者習慣上使用的其他漢字語來進行替换。

①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사은이 쳥파에 할일업셔 버려두니（사은이 듣고는 어쩔 수 없어 버려두니）[1—37]

②一旦失去 일죠에 일허 바리니（하루 아침에 잃어버리니）[1—38]

③説笑一回한지위를 담소하다가（한동안 담소하다가）[13—1]

④我舍不得嬸嬸故來내 심자를 참아 바리고가지 못하는 고로（내 심자를 차마 버리고 가지 못하기 때문에）[13—2]

⑤ 一世詩書舊族 한 세상의 사환거족이라（한 세상의 명문귀족이라）[13—38]

以上列舉的例子中，“聽了”换做“聽罷”, “一旦”换做“一朝”,“説笑”换做“談笑”, “嬸嬸”换做“嬸子”, “詩書舊族”换做“仕宦巨族”，呈現出爲换做韓國人熟悉的語言的痕迹。

第三，一點意譯的意味都没有，完全是以韓文逐字直譯。

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

나는 당당한 수염과 눈썹으로 진실로 저 치마 입고비녀 꽂은 이만 같지 못하니（나는 당당한 수업과 눈썹을 가지고도 참으로 저 치마 입고 비녀 꽂은 이에 따르지 못하니）[1—1]

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

너는 연지찍고 분 바른 층 중의 영웅이라 여간 띄띄고 관 쓴 남자라도 또한 능히 네게 지나지 못하리니（너는 연지 찍고 분 바른 층의 영웅이라 허리띠 매고 관을쓴 남자라도 또한 능히 네게 미치지 못하리니）[13—2]

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

희게 깔린 거슨 사람이 왓다갓다 하난 것이오 꼿치 다북다북 하난 거슨 관원이 왓다갓다 하미러라（희게 깔린 것은사람이 왔다갔다 하는 것이오, 꽃이 다북다북 하는 것은 관원이 왔다갔다 함이다）[13—21]

以上的例子不僅僅是需要一些意譯的部分，也是需要遵從文字直譯的部分。“鬚眉大丈夫”與“穿裙子插戴金釵的女子”中的“鬚眉”與“裙釵”就是直譯的，但是也不妨説得更具體：“脂粉隊裏的英雄”實際上指的是女傑或者女丈夫。“白漫漫”與“花簇簇”都是形容人很多的樣子，以“白”與“花”來區分一般百姓與身著官服的官吏的行列。用這種方式進行直譯以傳達其意義並非易事。

第四，是對漢語語彙進行完全的意譯，或者根據前後内容進行添加。

① 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

셩즁의 창합문은 가장 홍진 중의（성중의 창합문은 가장 홍진 중의）[1—13]

② 商議如何料理要緊

또 엇덧케 치샹하믈 샹의하미 요긴하니라（또 어떻게치상함을 상의함이 요긴하니라）[13—11]

如上所言，此譯本就是以直譯爲主的翻譯。由於在翻譯的時候總是試圖完全與原文進行對照，因此一個段落以上的意譯或者改譯，以及將一部分進行省略的壓縮翻譯，還有譯者隨意的添加翻譯等，這些方式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不過在一些字詞句中，爲了方便讀者理解，會添加一些字句或加意譯。上文中的“閶門”被寫成“閶闔門”，而“料理”呢，爲了方便理解，换成了“治喪”。

第五，是對韓國讀者不熟悉的中國的文物制度以及固有名詞等進行雙行注釋。

如戲中小醜一般 노름판의 소축 [노름판의 져희하난놈이다]과 자치하고（노름판의 소축과 같이하고）[1—10]

西方靈河岸上 셔방령하[션경의 하슈일흠]두던 우해（서방영하 언덕위에）[1—15]

二門上傳事雲板 둘재 문우해 젼사운판[문루의 널판으로 놉히 달고 일이 이시면 두다려 알게 하난 거시라]（둘째 문 위에 일을 전하는 운판）[13—7]

如今三百員龍禁尉 이졔 룡금위[벼슬 일흠] 삼백원의（이제 용금위 삼백원의）[13—18]

焚花散麝 꼿츨 사르고[습인을 니르미라] 사향을 흣허야[사월을 니르미라]（꽃을 사르고 사향을 흩고서）[21—17]

小醜在中國戲曲中很多領域都擔任着重要的作用。靈河是在佛教的影響下爲中國人所知的印度河，但是由於很久以來將此江視爲神聖之河，該河遂有了仙河、靈河之名。雲板是官府或者大家中門旁邊的、用來告訴人們時間或者要求集會時使用的東西。有好事時敲打三下，有壞事時敲打四下。外形上類似於一個圓形的鐵板子，上面刻有雲彩的模樣，因此被稱爲雲板。注釋中稱“門樓的板子”，解釋成了木板。龍禁尉是皇帝的侍衛，是作家虚構的官名。焚花散麝是《續莊子文》中的第一句。譯文採取的是直譯：將花燒掉，麝香香氣四溢。實際上這裏的“花”指的是花襲人，“麝”指的是麝月，爲了讀者便於理解，增加了雙行注釋。如上所言，爲韓國讀者理解生疏的典故、固有名詞以及其他很難理解的文句，加入了注釋，不過從整體上來看雙行注釋的份量並不多。

（三）注音標記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在收録原文的同時，爲了方便學習漢語，對所有的漢字原文都進行了注音標記。在數量多達71萬字的《紅樓夢》原文中標注發音，這不僅是在當時，即使是在現在，在全世界範圍來看，也是無法找到第二個例子的，其獨特之處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韓國對中國語的發音進行標記始於韓文創制以後，出現了各種典籍的諺解本，韓文的使用頻次逐漸增多。《老乞大》與《朴通事》等漢語學習教材的諺解本的製作，標誌著發音標記的正式開始。到了朝鮮後期，繼續對中國語進行標記，到了樂善齋本翻譯小説出現的19世紀後半期，標記的方式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本文將盡可能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現存的發音標記的現狀進行考察。我們先來舉第一回中開始的部分進行説明如下：

紅樓夢卷之一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홍루멍 줜즈이 진쓰인멍환시통링 쟈위춘붕친홰귀슈（譯者注：此處是以韓文對回目的漢字的發音進行的標注。홍루멍 줜즈이 爲홍루몽 권지일[紅樓夢卷之一]的漢語發音）

此開卷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説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注：此文中，在此石頭記前，遺漏了“撰”字及其注音）

츠캐줜디이휘여조저즈윤증리궈이판멍환즈후구장진스인취얼제퉁링숴츠시투지이수여구워진쓰인윤윤（譯者注：此處爲《紅樓夢》第一回第一句中漢字的發音標注。）

將發音標記以中文拼音的順序進行分類如下：

b音：被（퍼），百（배），便（변），别（베），悲（뷔），奔（분）

p音：平（핑），烹（펑），仆（부），爬（바），派（뷔）

m音：夢（멍），眉（메），謀（무），們（믄）

f音：肥（비），父（부），風（봉），番（판）

d音：多（도），對（뒤），都（두），代（대）

t音：頭（투），拖（토），妥（토），聽（팅）

n音：那（내），乃（나），鬧（놔），女（뤼），念（련）

l音：來（래），了（랴오），烈（리），類（네）

g音：更（궁），更（끙），埂（긍），幹（깐）

k音：口（쿠），塊（쾌），肯（끙），哭（쿠）

h音：後（후），懷（홰），或（후），好（하오），含（흔）

j音：急（지），金（진），覺（쟈오）

q音：豈（치），奇（치），巧（챠오），却（커），千（쳔）

x音：醒（싱），鮮（현），笑（쌰오），鄉（썅），訓（쑨）

zh音：致（지），正（징），甄（진），莊（좡）

ch音：遲（지），癡（치），塵（친），晨（신），醜（치우）

sh音：事（스），石（시），士（쓰），時（스），識（시），氏（쓰）

r音：日（이），人（인），若（야오），如（위），樂（로）

z音：作（조），坐（조），走（주），贈（증）

c音：才（채），材（재），慈（즈），從（충）

s音：僧（승），訴（소），送（쑹），散（싼）

i音：一（이），妳（니），理（리），其（치）

u音：俗（수），無（우），入（위）

ü音：欲（위），欲（뤼），句（쥐），虚（쉬）

上面的一些例子與現代漢語的發音雖然有着一定的差别，但是可以推測當時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標記的。相同的發音有兩個標記，不同的發音却又用同一標記，這些都能找到很多的例子。這些是依據怎樣的原則進行區分的？對此需要專門從語學史的角度進行分析考察。在此再就上面的例子中表現出來的一些特徵做一番考察。b音中“ㅂ”, “ㅍ”與“”三個皆被使用過；p音中“ㅍ”與ㅂ同時出現；f音中大多數情況下用的是ㅂ，偶爾也用“ㅍ”。d音與t音幾乎没有被混用過，“ㄷ”與“ㅌ”的使用區分的很明顯。但是n音中“ㄴ”與“ㄹ”被混用了。l音中既有“ㄹ”，也有“ㄴ”。g音中“ㄱ”與即使是在同一個字中也被混用。k音中一般用“ㅋ”，但是有時候也用。q音中，“ㅋ”與“ㅊ”兼用。x音中“ㅅ”與“ㅄ”混用。另外zh音都使用“ㅈ”進行標記，ch音中既有“ㅊ”，也有“ㅈ”與“ㅅ”。sh音中，“ㅅ”與“ㅄ”均被使用過。z音以“ㅈ”進行標記，標記c音時有時候用“ㅊ”，有時候用“ㅅ”。標記s音時“ㅅ”與“ㅄ”同時被使用。

另外，元音標記中有一種獨特的現象，這與現代的標記不同。這是因爲當時在一個中國音的漢字旁邊一定要加上一個字進行標記。ou音中子音與母音之間往往添加一個“—”，如同후（後）與수（壽）的標記。uo音的標記呢，如同“조坐·토托”，直接寫作“오”。uen只標記爲운, iou音標記爲이우, ie被標記爲여, ian以연進行標記，同時也附注了편便與천（千）。ai音用兩個符號進行了標記，分爲래（來）·백（百）·채（才），與아이（哀）·차이（材）·다이（代）等。中國語發音中的“으”也是用韓國語言中的“이”與“으”兩個音進行標記的。例如，shi音分爲시（識）·시（石）·시（實）與ㅄ（士）·스（事）·스（時）。這大概與入聲字不無關係。üe的發音，如각（覺）與학（學），分别寫作쟈오與샤오, “覺”被寫成쟈오很好理解，而학（學）被寫成샤오，就顯得很特别。

（四）誤記

譯本的標記中對於漢字的記録與發音的標記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誤記的情況。以下舉幾個例子進行説明。

己往（지왕）：已往（이왕）의 오기

甘（위깐）：飫甘（위간）의 오기

猜誰記去（차쉬지취）：倩誰記去의 오기

這一千風流（져이쳔붕루）：這一干風流의 오기

怡風俗的善政（지펑수디션징）：怡는 治의 오기

親對大小大（친대다쌰오다）：小大는 小犬의 오기

以上是漢字誤記的一些例子，以下是發音標記中看錯字或者標記錯誤的一些例子。

十四丈（운）:“丈”應視作“文”字，注發音爲운是誤記

大旨（다바）:“旨”被誤記爲바

此係（츠지）:“係”被誤記爲지

跛足蓬頭（비쟈오붕투）:“足”被誤記爲쟈오

長幼（챵이우）:“長”，此處應作쟝

累及爹娘（루지여량）：“爹”字被誤認爲是“爺（여）”字。

除此以外，“還하이”被標記爲“환”, “没”被標記成“머”,“曾”被標記成“증”。遺憾的是，對於破音字的音值没有正確進行標記。

最後筆者想指出的是，雖然在正文中漢字被寫錯，而進行標記時又標記了與原典中漢字相符的發音。以上所舉的例子中，“怡風俗的善政”被標記爲“지펑수디션징”，漢字“怡yi”雖然是“치治”的誤字，發音標記中却標記爲“지”，實際上應該標記爲“치治”。另外，“孫女之女”（13—15）是“孫女之禮”的誤記，發音標記中，寫作쓘뤼즈리，這是與原文中的漢字的發音相符的標記，是正確的標記。當然，樂善齋譯本中不僅僅有原文與譯文，還有發音標記，對此進行整理的話就會發現其中有一些誤記。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推定。這是因爲對原文的發音進行標記是在已經將發音標記的方式（規則）準備好之後才進行的替换書寫。

七、結論

作家曹雪芹甫過而立的1754年雖然只完成了《紅樓夢》的一部分，但是當時已經出現了甲戌本，在他活着的時候就已經有己卯本與庚辰本了。《紅樓夢》當時贏得了一部分北京地區的讀者。爾後經程偉元與高鶚之手，120回本於1791年得以刊行，其版本從中國流入鄰國日本。

儘管韓國在當時派出了爲數衆多的燕行使節，這些燕行使留下了大量的燕行録，然而其中却没有記録有關《紅樓夢》的消息。只能根據李圭景的記録做出該書於1800年代上半葉傳入韓國的推測。實際上傳入的版本並不多，對韓國文學給予影響的例子也不好找，而1880年代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120册及五種續書的譯本142册一次性被發現，這不僅在韓國翻譯史上，甚至在世界紅學史上毫無疑問都是非常特别的。不過很遺憾的是，這些譯本製作於宫中並供宫中内部的相關人員閲讀，並未流入一般讀者手中，因此對於讀書界與學界也未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是樂善齋的這些翻譯小説却仍不失爲韓國翻譯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果，特别是其中將《紅樓夢》的原文與發音同時進行收録的注音對照全譯本，毫無疑問是備受矚目的譯本。《紅樓夢》是受到世界關注的中國小説中的代表作，其中樂善齋本《紅樓夢》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譯本，這一點是我們怎麽强調也不過分的事情。

附記

對樂善齋本《紅樓夢》及五種續書的嚴格意義上的綜合調查與整理，這是學界一直以來的夙願，這次該項工作的成功完成，對於韓國紅學界而言，顯然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在此向以朴在淵所長爲首的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的各位研究員的勞苦，表示特别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