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概況

一、前言

《紅樓夢》抄本中年代最早的是甲戌本。甲戌年即1754年，當時曹雪芹還在世。現在留存下來的，雖然只有16回，但是從内容上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非常接近全書原貌。算起來已經是距今250餘年前的事情了。很可惜的是曹雪芹没能熬過十年，没能完成全書就絶命而去。2004年爲了紀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中國紅樓夢學會在揚州舉行了“國際紅學研討會”。另一方面，韓國國内開始對過去一直以來未受到人們重視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與五種續書産生興趣。從2004年開始，對《樂善齋本紅樓夢翻譯叢書》的全面調查與校勘注釋的工作正式展開，數量龐大的電腦輸入本得以刊行。另外，也借此機會編撰了《紅樓夢韓文古語詞典》。在朴在淵教授的主導下，這一數量龐大的工作得以展開。

包括筆者在内的國内紅學界，克服種種不利條件，爲了紀念此事，決定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將會議的議題定爲“《紅樓夢》的傳播與翻譯”，邀請了以中國爲代表的東亞各國的紅學專家，在考察《紅樓夢》的成立與傳播以及在世界各國的翻譯情況的同時，更通過將這一世界上最早的全譯本向與會學者集中展示，使更多的人瞭解了未能得到國際紅學界承認的樂善齋本及五種續書的翻譯情況。在與朴在淵教授共同促成的這次紅學國際會議上，筆者以“《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爲題進行了主題發言，引起與會同行們的關注。筆者1990年於“國立”臺灣大學以《清代紅學研究》爲題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以後至今，長期致力於收集韓國的《紅樓夢》傳播與翻譯的相關資料，連續有階段地發表了一些論文。

本書即以這些論文爲基礎，對整體情況進行了再整理與考察。希望筆者的這種努力，能促進人們對《紅樓夢》的海外傳播與翻譯的瞭解。

二、《紅樓夢》傳入韓國的記録

《紅樓夢》最初的刊行本有賴1791年程偉元與高鶚的努力，萃文書屋刊行120回本，後稱之爲“程甲本”,1792年還有一次刊行，稱之爲“程乙本”。據説此後該書還被刊行過。程刻本尚未在韓國爲人發現，復刻本的東觀閣本與本衙藏本等本子現藏於韓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紅樓夢》傳入韓國的相關記録。事實上，現在對《紅樓夢》傳入韓國的過程缺乏詳細的記載。但是不能因爲没有記載，就説《紅樓夢》未能傳入韓國。乾隆年間數量衆多的燕行使節的記録雖多，但是到目前爲止，對《紅樓夢》傳播的具體記録尚未發現，這無疑是件讓人感到遺憾的事，應該還有繼續調查的必要。

朝鮮時代文人的文集中，能見到《紅樓夢》書名的最早的記録是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小説考證説”：

有《桃花扇》、《紅樓夢》、《續紅樓夢》、《續水滸傳》、《列國志》、《封神演義》、《東游記》，其他爲小説的不可勝記，有《聊齋志異》，蒲松齡著，稗説中最爲可觀。

1791年出現的程甲本是《紅樓夢》刊本中最早的活字印刷本，此後出現了很多翻刻本。《續紅樓夢》與《後紅樓夢》爲《紅樓夢》早期的續書，我們知道這兩部書問世於1799年。這兩部書在李圭景的文集中均被提及。我們只能據此對《紅樓夢》傳入韓國的時期進行推測，而李圭景的這句話寫於何時，尚無明確的資料作爲判斷的依據。

很遺憾的是，李圭景的書後没有抄寫的年代。李圭景1788年出生於名門望族，著名的實學家李德懋是其祖父。但是李圭景一生都未出仕爲官，只專注於著述。李德懋曾作爲燕行使節的一員到訪過北京。由於做過奎章閣的檢書官，家裏有很多藏書。可説家族的學問傳統給了他巨大的影響，一般人很難見到的清代通俗文學作品，他直接就能看到，這並非偶然。

他的著作《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的寫作時間雖然並不能明確考知，但是大體上應該是完成於1830年，當時李圭景40多歲。我們可以很容易做出這樣的推定：這一時期是他埋頭著述的一段時間。如果《紅樓夢》與《續紅樓夢》的書名是這一時期記録在其文集中的話，《紅樓夢》與《續紅樓夢》傳入朝鮮再晚也應該在此之前。中國書籍傳入朝鮮應該是在相當快的時間内，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朝鮮王朝每年都會派燕行使節到北京，每次一百名，一年中有好幾次這樣的機會。1791年程甲本出現以後，《紅樓夢》以很快的速度在全國傳播開來，也傳往海外。翌年在北京，修正後的程乙本問世，接著程丙本又得以刊行。幾乎是在同一年，蘇州也出現了刊本。另外，程甲本出現後不過兩年，該書就已經傳到了日本。

1800年代初期，《紅樓夢》就已經廣爲流傳，盛行一時。當時《紅樓夢》的4種續書都在嘉慶以前出現，1820年之前，主要的8種續書都出現了，並廣爲傳播。在這種背景下，《紅樓夢》以很快的速度傳入朝鮮。即使對李圭景的記録進行仔細推敲斟酌，我們也可以推測該書於1830年之前就已經傳入了朝鮮。

比李圭景的記録晚一點的是趙在三（1808—1866）在《松南雜識》中的記録。其《稽古類——西廂記》條中提及戲曲與小説的文字記録如下：

《西廂記》:《文苑楂橘》中，《會真記》“待月西廂記”下一句，巧演而爲山棚之戲，故鶯鶯上是也，《金瓶梅》、《紅樓浮夢》等小説不可新學少年、律己君子讀也。

在這裏，趙在三表達了對小説的通俗性以及對男女關係的露骨描寫會有傷風敗俗的擔心。到了19世紀初期，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文人知道了《金瓶梅》一書的存在，並擔心該書内容上的負面的、破壞性的效果。這一點大體上已爲人們所承認。雖然在此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文中又提到另外一部小説——《紅樓浮夢》。筆者以爲這是趙在三將聽來的内容進行改换後錯誤記録的結果。因爲這一書名的小説至今尚未爲學界寓目。如果與《金瓶梅》一道明確的記録下來的話，那當然應該是《紅樓夢》。

在中國清代以後的小説中，作爲同一類型的作品，這兩部小説很多情況下被同時論及。從以世情小説與人情小説進行分類的角度來看，從《金瓶梅》到《紅樓夢》的發展階段是中國小説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换句話説，“紅樓浮夢”中的“浮”是一個多出來的字。另外還有一種意見，那就是，認爲趙在三所謂《紅樓浮夢》實際上是發音與之相同的《紅樓復夢》（1805）這一本續書。不管怎樣這兩個字是兩個不同的字，雖然有因發音相同而産生誤記的可能，但是這一説法很難令人信服。另外，與《金瓶梅》一道被禁止的數量衆多的《紅樓夢》續書中，選擇《紅樓復夢》這種可能性也很難讓人接受。

最後，如果趙在三的書名没有錯的話，那麽就有存在《紅樓浮夢》這樣一部書的可能性。雖然迄今爲止，這一書在中國尚未被發現，但是中國亡佚的書籍最近陸續在韓國與日本發現，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有理由進行如上的推測。但是，將《紅樓浮夢》與“新學少年”及“律己君子”們不可讀的《金瓶梅》一併提及，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疑問。因此，從寬泛的意義來看，此書可以理解爲指稱的就是《紅樓夢》。

趙在三的這句話寫於何時，我們不得而知。儘管如此，考察其生平可知，與《金瓶梅》、《紅樓夢》同一類型的書籍於19世紀前半期得以廣泛的傳播開來。趙在三在談論這兩部書時説，無論是新問世的書還是能爲人們看到的已經問世的書，讀者都需對這兩部書保持警惕。反過來可以説，趙再三的話側面説明了該書在當時的社會上已經廣爲傳播的事實。

朝鮮後期關於《紅樓夢》的記録雖然只找到了如上的兩條材料，但是現在對相關記録的調查還未能全面的展開，筆者確信一定在更多的地方會有相關的記録。歷代數量龐大的燕行使節團往返北京，這些使節可能會承載購買有著露骨描寫的中國小説與戲曲的使命。如果考慮到這一點的話，説朝鮮的文士階層對中國官員們熱衷《紅樓夢》這一點一無所知，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以通譯官的身份往返中國好幾次的李尚迪（1804—1865，號藕船）與中國文人有著密切的交往，其中他與張曜孫的交往廣爲人知。張曜孫曾寫過《續紅樓夢》，也是《紅樓夢》的愛好者。如果考察創作年代的話，李尚迪的《恩頌堂集》出現在先，雖然不可能直接提到這部書，但是當時他們的交流中也可能有有關《紅樓夢》的討論，應該説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李尚迪的身份是譯官，與其他的文人不同，具備足够的直接解讀中國白話小説的能力。另外他也如同其他士大夫一樣，是一個不用刻意回避通俗文學的階層。國籍相異的兩國文人的親密關係，從韓中紅學關係研究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以下我們簡單來考察一下韓國國内流傳下來的《紅樓夢》的版本。雖然迄今爲止我們還未能找到脂硯齋評本等早期的抄本和程偉元、高鶚刊行的程刻本，但是早期的東觀閣本與本衙藏本、藤花榭本等流傳了下來，可見《紅樓夢》傳入韓國的時間也不是很晚。

東觀閣本出現於1795年，與本衙藏本刊行於同一時期。東觀閣本本藏於民間，本子中夾有一部分評點，現藏於慶州市立圖書館，原書24册，現僅存15册。本衙藏刻本原書24册原封不動的流傳了下來，書上印有“李王家圖書之章”的藏書印，現移送至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保管。這難道不是民間與王室都曾閲讀過這部小説的證據嗎？此外，道光年間出現的，傳播最爲廣泛的評點本“王希廉本”，以及清末合評本“金玉緣本”流行更加廣泛，現在韓國的各主要圖書館都有收藏。

三、朝鮮末期《紅樓夢》續書的翻譯

《紅樓夢》的外文翻譯始於1830年，但是全譯本却一直没有出現。《紅樓夢》傳入韓國如前文所述大體上是在1830年以前，但是我們找不到相關材料證明民間曾試圖對這部作品進行過翻譯。事實上，比起《紅樓夢》，後來出現的《鏡花緣》刊行後不到數年即傳入韓國，並得以翻譯刊行。《紅樓夢》是一部規模龐大的長篇小説，也是一部理解起來十分困難的白話小説，因此民間翻譯起來並非易事。我們也很難下這樣的結論。儘管如此，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很難找到《紅樓夢》在民間傳播的痕迹。

但是，朝鮮末期在宫中主導下翻譯的樂善齋本《紅樓夢》，不僅僅是韓國翻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從這一點來講，可以説應該是受到世界紅學界關注的重要的譯本。

（一）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

樂善齋雖然是憲宗朝鮮（1835—1849）時期爲了紀念後宫金氏而建造的殿宇，但是後來也用作高宗的便殿，也是保管大量諺文抄本書籍的王室圖書館，以便後宫與宫女們閲讀，藏有韓文抄本2300册，1945年光復之後被人發現，之後於韓國戰争期間幾乎被移送至北朝鮮。此後不久，轉移到昌慶宫藏書閣保管。樂善齋文庫將該書歸入貴重書籍類，並編制了縮微膠卷，便於一般讀者利用，原書也得以公開展示。

被稱之爲“樂善齋翻譯小説”的這些中國小説作品，在一段時間内其中的一部分作品成爲人們研究的對象，迄今爲止正在展開全面的調查與研究。特别是對《紅樓夢》及其五種續書的研究是我們最近的工作。對樂善齋文庫抄本翻譯小説的譯者與翻譯年代的考察，雖然在此期間從很多角度被人們提及過，但是目前我們尚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爲在大部分的譯本中並没有有關譯者與翻譯年代的明確記録。對這部抄本翻譯小説的評論，我們還得從光復以前1940年李秉岐在《文章》雜誌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中尋找。當時李秉岐解説了239種朝鮮書籍，在最後的部分以《談李鐘泰的翻譯》爲題，提到了當時中國小説翻譯的主導人物李鐘泰，後來在他的《國文學全史》中，還對此説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論述。

樂善齋翻譯小説很早就爲人所知，但是由於對“創作小説”的興趣，翻譯小説雖然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人們的關注，但對此的研究顯得不够，這是不争的事實。在此期間，雖然人們對一些作品表現出興趣，也做過一些研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綜合研究與整理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特别是朴在淵教授開始了相當有組織有體系的整理，隨之出現的很多的發現成果引起了學界的格外關注。

下面簡要談一下對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的讀者層的考察情況。該書最初由宫中製作。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中有先由民間或者書坊製作後又傳入宫中的重抄本，至於《紅樓夢》的情況，似乎有一些民間傳播的版本，但是迄今爲止找不到任何民間翻譯《紅樓夢》的證據。由民間製作而後傳入宫廷，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果真如此的話，那麽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現存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製作於宫廷，而且是爲供宫廷人物閲讀而製作的。雖然現在我們找不到記録顯示到底哪些宫廷人物閲讀過這部書，但我們可以確認的是，至少從朝鮮末期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與宫廷有關聯的一部分人、或者皇室親戚們讀過這些書。

現在對此期間樂善齋本《紅樓夢》的解題及研究情況作如下整理。

鄭炳昱教授的《樂善齋文庫目録及解題》一文中將《紅樓夢》及五種續書概括稱之爲“翻譯小説”，但是對版本情況缺乏具體論述。他只説有《紅樓夢》諺解本120册，而未明確指出其中有三册遺失的情況。李明九教授於1972年在由藏書閣發行的《國學資料》上發表的《關於譯本紅樓夢》，是對《紅樓夢》譯本真正意義上進行介紹的第一篇文章。李家源教授很早就對精文研（前精神文化研究院的簡稱，現稱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收藏的樂善齋本《紅樓夢》十分關注，並對此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由於他的多方努力，該書得以影印並由亞細亞文化社刊行，可謂貢獻頗多。

《紅樓夢》翻譯本由樂善齋所藏，這一點確鑿無疑。朝鮮後期諺文創作的小説與中國小説諺解譯本一起長期收藏於樂善齋，如果尋找能據之推定譯者與翻譯時期的根據的話，筆者以爲只能從樂善齋本中尋找了。另外，到19世紀末期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未曾出現過120回本的全譯本，爲了强調該譯本是朝鮮後期即19世紀末期出現的最早也是唯一的全譯本，稱該譯本爲“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也是理所當然的。以此爲題是出於這一題名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翻譯的動機、過程、譯者、翻譯時期及翻譯形態等問題這一考慮。如果説要突出這一譯本的特點的話，可以命名爲“樂善齋本注音對照全譯紅樓夢”。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每回成一册，共120册，數量龐大。發現的時候只有117册，有3册遺失。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由於譯文與原文、注音均有收録，因此其筆寫的形態就需與衆不同。與其他樂善齋抄本一樣，版本上的特徵，如版框、界綫、版心等信息皆無，亦無頁數。一面分爲上下兩段，上段占三分之一，下段占三分之二。上段以朱筆記録原文，半頁8行，以精工的楷書書寫，每個漢字都標注有發音。當時爲了標注中國音，設計了一種特殊的韓文。每行從一字到十一字不等。下段的譯文也是半頁8行，以韓文書寫，字迹亦較清晰，看起來書寫人書寫時比較用力。每行字數從十五字到十八字不等，然而上下齊整。原文的第一個字的高度雖然一致，而譯文中的回目及正文中的詩詞等韻文跳兩格書寫。譯文每行的字數雖從十五字到十八字不等，但原文每行對譯，也有縮減字數而空出字符的情況。譯文中偶爾有雙行注釋，這些大多是解釋中國的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韓國讀者陌生的内容。

筆寫的字體大多數皆如下筆之初，應該是出自專門抄工之手。不過由抄寫字迹來看，除專門抄工之外，似乎還有其他人也參與了抄寫。參閲其他五種續書，這些續書都只有譯文没有原文，雖然也是用韓文的宫體寫就，但是似乎出自多人之手。

從《紅樓夢》的整體量上來看，除去遺失的三册，留存下來的達10236頁。這其中内容最多的一回是第62回，達146頁。内容最少的是第12回，只有53頁。兩者相差幾乎三倍。

以下簡要介紹一下1988年4月亞細亞文化社的影印本。書的正題爲“紅樓夢”，另有副標題爲“樂善齋本”，全書15册。從書的大小來看，該書是原文的縮小本，每卷收録了6～9回。每卷都有頁碼，從652頁到731頁不等。卷一收録李家源教授的序文，發現當時缺失的第24回、第54回、第71回據臺灣出版的活字本補足。樂善齋本的原文爲朱筆抄録的，而在影印本中爲了印刷的方便以黑白色刊印，但是對此並未做出説明。另外，在將全書120册（實存117册）壓縮成15册的過程中每册的封面都被删去，這是非常遺憾的事。由於每册封面的回數和標題，也有重要的版本特色，未能得以保存很是可惜。只是在這15册每册的第一章中標注了《紅樓夢》書名然後進行影印。該影印本影印了具有純粹學術意義的120回，通過影印出版這一龐大的譯本，直接向一般讀者進行了介紹，同時也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從這一點上來講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提示該譯本的譯者、翻譯時期、抄寫年代等版本概況的資料幾乎皆無從查考，能够據之推定這些問題的序跋文及評論等其他相關記録也都一概無從查考，只是收録了原文、注音以及譯文。其他對作品内容或者登場人物進行分析的總評，以及眉批、行間批等皆無。

該譯本到底出自誰人之手？幾乎没有對此進行研究的論著。既存的書目中説明有可能是高宗年間的李鐘泰。樂善齋本諺解本小説大部分是由李鐘泰等人翻譯的這一説法，早在1957年出版的李秉岐與白鐵合著的《國文學全史》中有更細緻的説明。

高宗皇帝二十一年（1884）前後，有文士李鐘泰者受皇帝陛下之命，招募譯員數十名，經年翻譯中國小説近百種。如今昌德宫内樂善齋（王妃之讀書室）韓文書籍四千餘册，其中多爲翻譯小説，也有國文學十分珍貴的本子在内。

比起這一記録更早的是前述李秉岐1940年於《文章》刊物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中的舉例。相關記録雖不明確，但是李秉岐總因一些緣故有了這樣的確定性認識，因此也不能輕易否定。

李相澤教授在《古小説論》中十分重視李秉岐這一陳述，並認爲李秉岐並非只是中國小説的翻譯者，也推測其與韓文“創作小説”有關係。李相澤教授根據李秉岐的話推測，支持翻譯這些中國小説的人物屬於王妃等高層人物集團。换句話説，在喜歡小説的閔妃（明成皇后）等人的積極推動下，李鐘泰等人編寫了大量的韓文“創作小説”及翻譯小説。

李鐘泰（1850—1908）本籍慶州，譯科出身，是宣祖朝著名的寫字官李龍海的第14代孫子，父親名李載焕。他於高宗十一年（1874）考中了同治甲戌增光譯科，被任命爲“漢字教誨正”。爾後擔任過各地方的知縣與郡守，以及學部參書官兼侍從等職，後又任漢城師範學校長、學部編輯局局長、外國語學校長等職。

雖然上述資料無法直接證明他與樂善齋本翻譯小説有直接關係，但是他以譯官的身份科舉及第，做過相當高的官，又擔任過外國語學校的校長。從他的這些任職經歷來看，他應該是當時宫廷較有權力的人，皇帝或王妃命其召集數十名譯員翻譯中國小説，應該説爲“譯者爲李鐘泰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今天尚存的樂善齋本抄本小説都相當精工。樂善齋原爲宫廷藏書處，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麽不可否認的是該書是由以李鐘泰爲代表的譯官翻譯，翻譯完畢後在宫廷慎重的抄寫、甚至包括王妃等人在内也做出過貢獻的作品。

考察樂善齋本《紅樓夢》的底本，譯者採用的是程甲本系列，特别是“本衙藏版本”及“王希廉評本”爲主要底本。但是這一譯本並非依照一定的規則，也並非採用某一統一的本子。當時譯者並未意識到版本之間的差異。收録原文的抄録文，及發音標記與全譯底本的版本是在相當混亂的狀況下進行的。可以説當時的譯者對翻譯底本的版本問題幾乎没有任何考慮。他們的翻譯之作，無論是卷首還是卷尾部分，均未留下序跋文等有關版本特徵的記録，只是忠實地將原文進行了翻譯和抄録。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收録了120回全文與發音，完全是逐字翻譯的數量龐大的注音對照本。以下簡要分析一下該書翻譯上的特點。

從翻譯的方法上來看，主要有如下幾點：1）漢字詞語並不轉换，且直接以韓文發音來標注的；2）較難懂的漢語詞彙，改成爲比較習慣的其他漢字語來代替的；3）完全直譯，以韓文逐字翻譯的；4）漢語詞彙合理進行意譯，順便補充以便使前後文脈暢通；5）對於韓國讀者不熟悉的中國文物典章制度及固有名詞等，採用附加雙行注釋的辦法。

這本書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將原文一併收録，這樣就可使讀者便於學習漢語。所有的漢字原文都一一標注中文發音。對多達71萬字這一龐大數量的《紅樓夢》原文一一標注了發音，這不僅僅是在當時，就算是在今天，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也很難找到類似的情況。

在韓國，標注漢語發音始於韓文創制之後。各種典籍以諺解的形式注明，韓文的使用逐漸普遍，隨著《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學習教材諺解本的製作，發音標記正式開始登場。漢語的發音標記一直持續到朝鮮後期，到樂善齋本翻譯小説形成的19世紀後半期，標記方式開始出現一定的差異。依照具體研究這部書發音標記的論文的意見，學界認爲，該書的發音標記這一工作並不屬於國家機關司譯院的公職活動範圍，而是很多翻譯者共同合作參與完成的，是一件純粹的翻譯工作。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該書保留了當時十分鮮活的標準中國語實際發音的信息。

（二）樂善齋本《紅樓夢》五種續書

以下簡要考察一下與《全譯紅樓夢》一道製作並長期以來保存在樂善齋的《紅樓夢》五種續書的翻譯情況。

樂善齋本《後紅樓夢》是逍遥子《後紅樓夢》的譯本。該書在《紅樓夢》的五種續書中最先爲人所知，可以推知該書刊行於1796年前後。程偉元的刊行本問世後不到五年就出現了該書。原書30回，樂善齋譯本分爲20卷20册。因此不能使用所有的回目，中間有些卷數就被腰斬了。

樂善齋本《續紅樓夢》是據秦子忱《續紅樓夢》翻譯而成。是《紅樓夢》續書的第二部，刊行於1799年。全書共30回，樂善齋譯本分爲24卷24册。由於原書與譯本的卷數不同，造成對回目的處理很複雜，儘管如此，但也並未減省，回目在文中都得以全部引用。從内容上來看，《續紅樓夢》先是概述了120回的主要内容，主體内容是承接120回全書内容而來，因此視續作第一回爲全書第121回也無妨。

樂善齋本《紅樓復夢》據陳少海《紅樓復夢》翻譯而成。該書刊行於1808年，續書回目達100回，數量龐大。樂善齋本的譯本全部進行了翻譯，分50卷50册。每册包含兩回的内容，文中都安插有回目。

樂善齋本《紅樓夢補》是歸鋤子《紅樓夢補》的譯本。該書1819年以24卷48回的形式出版。該書截取《紅樓夢》後半部分的20回，續書中讓含恨而死的林黛玉重新復活，這部書是爲了不使其承受與賈寶玉離别之苦而寫的作品。作家在第1回中表達了相同的創作動機。與其他作品都在120回之後接續不同，《紅樓夢補》中設計了在第97回林黛玉死後讓其再生還魂的故事。結構與之相似的續書還有秦子忱的《續紅樓夢》與花月癡人的《紅樓幻夢》，但是相比之下，評論家們認爲歸鋤子的《紅樓夢補》接續得最爲自然，評論家們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樂善齋本《紅樓夢補》分24卷24册。全書48回都得以翻譯了出來，每册收入2回。並且在文中照録了回目的原文，並以發音的形式進行了標注。

樂善齋本《補紅樓夢》是嫏嬛山樵《補紅樓夢》48回的譯本。《補紅樓夢》以1820年問世的本衙藏版本年代最爲久遠。内容接續第120回，以天上的太虚幻境、神仙界的大荒山、地上的大觀園以及地下世界的地府爲空間背景展開故事情節。

太虚幻境中有以逃離人世的林黛玉爲首的金陵十二釵生活在那裏；在大荒山上，出家的賈寶玉與柳湘蓮做了渺渺真人與茫茫大士的弟子，精進修道；而在大觀園中，生活着尚活在人間的王夫人與薛寶釵等榮國府的人物；地府中生活着林如海等人。薛寶釵之子賈桂芳在夢中閑游太虚幻境，看到仙簿後，突然開悟了前世今生的因緣。嫏嬛山樵的《補紅樓夢》與其他續書不同，該書聚焦於原書中人物的後事，這一點可以説是比較獨特的。

（三）白山黑水文庫舊藏譯本及其他

通過以上《紅樓夢》及五種續書的樂善齋譯本，我們考察了《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實際上還有一些譯本需要介紹。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譯本就是白山黑水文庫本。白山黑水文庫是設置於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庫，大部分藏書搜集於朝鮮與滿洲地區。但是十分不幸的是，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該文庫遭難而散軼。但從現存的目録來看，《紅樓夢》翻譯叢書中，其書目與樂善齋本的書目是相同的，所收藏的卷數較少。從目録與當時保存的卷數來看，有《紅樓夢》六十卷、《後紅樓夢》十卷、《續紅樓夢》九卷、《紅樓復夢》二十五卷、《紅樓夢補》十四卷、《補紅樓夢》八卷。如果這些都流傳至今的話，必將成爲考察樂善齋本《紅樓夢》翻譯叢書的翻譯與傳播情況非常重要的資料。

除此以外，《紅樓夢》的續書還有一些收藏在其他的地方，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的《紅樓夢補》八册八卷就是其中之一。樂善齋本小説的抄本在奎章閣等其他不少地方都有收藏，可以説很幸運的是《紅樓夢補》就是其中之一。下文中筆者將對兩者進行具體的對照與分析。

四、日治時期《紅樓夢》的翻譯與評論

（一）梁建植《紅樓夢》的翻譯與評論

進入20世紀以後，以全新的方法翻譯《紅樓夢》始於梁建植（1889—1944）翻譯的《紅樓夢》。1918年他翻譯《紅樓夢》發表於《每日申報》，連載了138回（相當於原作的28回）而後中斷。1925年梁重新開始翻譯，以《石頭記》爲題在《時代日報》上發表了譯稿，但不久又中斷。

梁建植作爲小説家，以“白華”爲筆名發表了很多的作品，同時以中國文學研究學者的身份，憑藉其深厚的文學素養，在很多報紙雜誌上介紹中國文學，費盡了心力。其中他對戲曲與小説的興趣濃厚，特别是對《紅樓夢》的鑽研與熱愛與衆不同。他兩次翻譯且試圖發表《紅樓夢》,1926年與1930年也先後兩次將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分别發表於《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就算從這一點來看，也是顯而易見的。

以下對梁建植的譯文的特徵進行簡要分析。第一個特徵就是，如譯者在前言中所講的那樣，使用了具有冒險性的現代韓國語。當然這裏所謂現代語指的是從已有的古代翻譯中挣脱出來的、遵循開化期以後的文體而使用的語言，即1910年代當時人們使用的語言。前半部分完全忠實於原文進行，不過偶爾也有爲了照顧韓國語的語感而進行的改譯或者縮譯。梁建植的翻譯完全一改與樂善齋本相同的朝鮮後期小説翻譯的味道。可以説梁建植的翻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翻譯完全擺脱了依照中國語的直譯形態，而是採用了現代化的自由文體。通過與樂善齋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

其翻譯中最大的特點是將原文中的詩詞用韓國固有的“時調”進行翻譯。這種獨特的翻譯在後世的翻譯中也未能找到類似的例子，從這一點上來看，梁建植的翻譯可以説是翻譯的一種範例。例如：

無材可去補蒼天 재주없어 창천을 기우러 못 갔어라

枉入紅塵若許年 홍진에 그릇 듦이 묻노라 몇 핼런고

此係身前身後事 아쉽다 이내 신전신후사를 뉘에 부쳐

倩誰記去作奇傳（원작 제1회 原文第一回）

梁建植在《紅樓夢》的翻譯史上最早以近代翻譯文體在報紙上連載發表，這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可惜的是梁建植未能譯完。至於爲何未能在報紙上連載完畢，這可能與原著中繁瑣枯燥的故事有關係，另外也與作者對於到底是完全依照原文進行翻譯還是進行摘抄式的翻譯立場並不明確有關。他一邊在報紙上撰文請求得到讀者對於故事情節上的枯燥無趣給予諒解，同時一邊發文就無法對原文進行部分意譯與摘譯的原因進行了説明。

梁建植在介紹《紅樓夢》的期間，1920年末，年輕的學生中熟悉《紅樓夢》的還有一個人，這人不是别人，正是金日成。依其回憶録記載，他於1928年在吉林毓文中學上學的時候，從語文教師尚鉞那兒聽過《紅樓夢》的課，他在回憶録中稱《紅樓夢》的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回憶録中寫到：“尚鉞老師只用一次課的功夫就消解了同學們的警戒心，在我們學生中獲得了很高的威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將長達120回的《紅樓夢》的複雜的故事講得通俗易懂。”

他説尚鉞先生講了很多《紅樓夢》的内容上的東西，但是對作家的介紹過少，他覺得不過癮，於是第二天就直接找到尚鉞先生詢問曹雪芹的生平與家世的問題。尚鉞先生把他帶到家裏與他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討論。對於作家的身世問題的論争，可以説尚鉞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同時他又説道：“作家的身世雖然受到階級性格的影響，這是不争的事實，但是決定這一性格的絶對因素不是其出身，而是作家的世界觀。”尚鉞先生强調，曹雪芹雖然在受到康熙皇帝寵愛的家庭中出生，並在一種非常富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但是他本人有著進步的世界觀。金日成的回憶録中寫道，那一天，金日成從尚鉞先生那裏借到了《紅樓夢》後回到了宿舍。

1920年代是新紅學快速發展的時期。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第二年即與蔡元培展開了紅學論争，可以説這是一場世紀性的論争。1923年顧頡剛將紅學派分爲舊紅學與新紅學兩派，並與新紅學聯手。不久俞平伯刊行了《紅樓夢辯》。因此，20世紀30年代作爲三大顯學之一的“紅學”開始興起，並獲得廣泛的關注。1928年剛從北京來到吉林的語文老師尚鉞先生對於《紅樓夢》的價值的認識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在當時，朝鮮人只要是在中國留學就不可能不對當時作爲顯學而廣爲人們關注的《紅樓夢》發生興趣並爲之着迷。儘管如此，我們很難找到較此更早的例子，只能以此作爲1920年代《紅樓夢》的讀者的一個例子而已。

（二）張志暎的《紅樓夢》譯文的連載

至1930年又出現了一位《紅樓夢》翻譯家張志暎（1887—1976），他的譯文開始在《朝鮮日報》上連載。他在韓國學界是一位著名的韓文語法學者，但由於他畢業於漢城外國語學校漢語專業，在中國語學與中國文學方面造詣較深，特别是到了晚年對《紅樓夢》抱有濃厚的興趣。在延世大學擔任教授期間，經常就此書與人辯論。他的《紅樓夢》翻譯是除了梁建植之外又一次非常重要的嘗試。可惜他的譯文發表了302回（相當於原書的40回）之後，還是中斷了。

張志暎翻譯連載的每回中，從原作的回目中選取一聯作爲題目。譯文儘量站在報紙連載的立場上，使用讀者非常熟悉的、簡單易懂的語言，不常使用的漢字用括弧夾注的方式處理。與梁建植韓漢文混用的情況相比較，張志暎的翻譯文明顯以通俗韓文爲主，我們由他在當時推動的韓文運動可見其翻譯的態度。

另外考慮到《紅樓夢》是一部藝術成就極高的作品，張志暎雖然也深知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但是由於譯文將以報紙連載的形式供一般讀者閲讀，考慮到事件的展開很難造成讀者閲讀過程中的緊張感，於是譯者確立了以作品故事情節爲主的翻譯方式，對於小説中繁複的細節描寫與理解起來比較費勁的詩詞等内容就毫不猶豫的省略了。這也可以説與初期梁建植的翻譯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翻譯詩詞與對聯的時候，省去了原文只留下譯文。至於書中的人名與地名等固有名詞的標記，剛出現時採用在括弧中並記漢字的方式，到了後面就只留下了韓文。在將古典小説翻譯成流暢的現代小説的文體上，張志暎做出了不朽的努力。

五、韓國光復以後的《紅樓夢》譯本介紹

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出現的最早的《紅樓夢》譯本是1955年至1956年由正音社出版的金龍濟翻譯的兩卷本。扉頁上雖然寫著《全譯紅樓夢》的標題，實際上却是全書内容的縮減版。可以看出是在日文譯本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二次翻譯的重譯本。

1969年問世的李周洪的五卷本的譯本由乙酉文化社出版。雖然該書後來絶版並退出流通，但編輯與裝幀都非常高級，翻譯也達到了相當的水準。李周洪（1906—1987）以兒童文學家的身份爲人熟知，但他也是中國文學的翻譯家，編譯出版過《中國諧謔小説全集》等作品。這些是在日本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重譯本。

1980年由吴榮錫翻譯、知星出版社出版的《新譯紅樓夢》（全5卷）就是以李周洪本爲底本進行部分修改與補充的譯本。全書回目修改爲120回，回目或兩字或四字不等。

另有將120回的《紅樓夢》進行大幅度縮小爲72章或73章、均以單獨一册的形式出版的譯本。前者是由金相一翻譯、徽文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1974），後者是由金河中翻譯、知星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紅樓夢》（1982）。這兩種譯本在内容上任意分段並添加了小題目。正文部分内容很短，卷首與卷尾收録的曹雪芹像、解説、紅樓夢年表、年譜（曹雪芹與高鶚生平）等資料，作爲紅學研究重要的文獻，爲讀者加深對作品的理解提供了幫助。

禹玄民的《紅樓夢》全六卷，1982年由瑞文堂文庫出版。120回，每回正文前原封不動的沿用了原文的漢字回目，未加翻譯。

1988年以共同翻譯的方式進行的《紅樓夢新譯》由平民社出版。該譯本是在李家源教授的指導下由洌上古典研究會的十一名會員共同翻譯而成。李家源教授於同一年對樂善齋本《紅樓夢》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對此書進行了影印、選注，並以此爲基礎嘗試用現代韓國語進行了翻譯。此前已有的翻譯都是一些作家或者出版社在參照日語譯本的基礎上進行的，與此不同的是，李家源教授組建的這支翻譯隊伍是在參照了樂善齋本、中國原本、英譯本等基礎上，在一定的翻譯標準下進行的嘗試，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該譯本收録了回目的原文，全文的翻譯也按照翻譯之初確定的方式進行。很可惜的是該書只出版了第一卷就中斷了。

六、最近以來《紅樓夢》的翻譯與研究

中國出版的《紅樓夢》的韓文譯本由延邊與北京兩地的僑胞學者翻譯而成。以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與對中國習慣的深入瞭解爲基礎，雖然摻雜了一些延邊地區的方言，但是他們的譯本也具有與衆不同的價值。

在1978年至1980年由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紅樓夢》的扉頁上寫有“延邊大學《紅樓夢》翻譯小組”的字樣，採用的底本是197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啟功先生注釋的本子。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的《紅樓夢》以豪華風格裝幀，採用與英文譯本同樣的方式進行裝幀編輯。外文出版社是以各主要外語進行翻譯並廣爲宣揚中國古典名著的一家出版社，同一作品以不同的語言進行翻譯，並統一進行編輯。朝鮮文的譯本採用與英語譯本相同的插圖，整體的裝幀也很相似。插圖由戴敦邦所繪。由後記可知，翻譯工作由安義運與金光烈共同負責。翻譯既符合韓國語的語感，也考慮到了原作的意圖，可見翻譯者的一番苦心。

1990年中國刊行的兩種韓文譯本同時在首爾潤色再版。青年社接受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版權，以“安義運與金光烈”標注作者，以七卷本的形式刊行。第一卷的卷首有一篇解説文：《紅樓夢鑒賞》（崔溶澈）與《主要登場人物介紹》（崔溶澈）爲幫助讀者理解，前後内頁分别有《大觀園平面圖》與《紅樓夢人物系統圖表》。

藝河出版社在獲得延邊人民出版社本的版權之後，標注着“延邊大學紅樓夢翻譯小組”，以六卷本的形式刊行了此書。書名下書“解説——許龍九”字樣。與延邊本不同的是，在回目的編制上，原來的回目譯文與漢字原文並行。另外，爲了吸引讀者的興趣用一句話概括了題目。翌年（即1991年）另外單獨出版第七卷，以《紅樓夢解説及研究資料集》（許龍九、鄭在書編著）爲題，收録了作爲譯者之一的許龍九的“解説”與相關研究文章，並收入中國研究資料目録，末尾也收録了一些國内研究資料。譯文之前有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普安迪（Andrew H. Plaks）的《紅樓夢原型結構》以及陳慶浩的《紅樓夢研究簡論》等的翻譯文。

另有一部《紅樓夢》譯本先由廷邊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又由首爾東光出版社再版，全書共六册。這裏作者標注爲許龍九，原文的回目都被省去，每回的回目都被壓縮爲一句話。1994年三省出版社再版了外文出版社的譯本，共七卷，在首爾刊行。最近清溪出版社將安義運與金光烈的譯本進行潤色，插入戴敦邦的插圖，以十二册的形式進行出版。這樣，韓國國内真正意義上的翻譯逐漸繁榮起來。

在此期間，報紙上連載了姜龍俊與趙星基的譯文。姜龍俊1930年《土曜（週六）新聞》發表譯文34期，但是結果翌年還是中斷了。早在1950年代初金龍濟曾在《自由新聞》發表翻譯文，後來以單行本出版於正音社。因此姜龍俊的翻譯，是屬於第四次在報紙上連載的例子。從一開始譯者就没有正確翻譯原作的想法，而是這樣標明：“姜龍俊作”。表現出用比較簡單易懂的語言進行翻譯的努力，同時也表現出爲了吸引讀者的興趣並爲幫助讀者理解而加入了譯文等各種努力。

趙星基的翻譯雖然被稱之爲翻譯，但是改寫的内容太多，實際上在報紙上發表時標榜爲“趙星基作”。我們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知道譯者想要改寫的意圖，1995年他在《韓國經濟新聞》上發表時，由於只聚焦於《紅樓夢》中的豔情部分，成爲當時人們一時談論的話題。雖然我們有這種擔心：對於尚未讀過《紅樓夢》原作或者譯本的讀者而言，這樣做可能會嚴重地損毁這部作品的形象，但這也可以被視之爲作品再生産的一種方法。在一共連載了613回之後，又以“曹雪芹原著，趙星基編作”的名義以《紅樓夢》三卷本的形式交付民音社出版。1996年短小精悍的《紅樓夢》一卷袖珍本問世，包括洪尚勳等在内的九位翻譯者參加了翻譯工作。但該譯本實際上不過3回，過於簡單，只相當於原書的極小的一部分。另外，此書是以英文版爲底本進行的翻譯，此前韓國有很多以日文版爲底本進行翻譯的譯本，而現在出現了以英文版爲底本的重譯本。

過去的十年間，國内没有出現過新的譯本。因此，筆者數年前開始爲編撰《紅樓夢》的新譯注本做過一些事情，近來與高旼喜教授合作翻譯並出版了全書120回。翻譯底本使用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校注本，該書的前80回以庚辰本爲主要底本，後40回以程甲本爲底本，是將二者進行綜合而成的校勘本。評論界認爲該書比較接近作家曹雪芹作的原稿，在中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受衆廣泛。出於這樣的考慮筆者選擇了將此書作爲筆者翻譯的底本。雖然如此，原本的特徵是較之通行本而言，更多使用文言文，因此閲讀也比較困難。但是該本子以曹雪芹生前留下回數最多的抄本爲依據，保存了並未隨意更改的原文的面貌。從這一點上來看，這是與已有的譯本不同的地方。翻譯中當然兼有對原文的詳細注釋，韓國讀者也可以以不同的方法瞭解《紅樓夢》的世界。筆者以爲直接接近《紅樓夢》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以上考察了《紅樓夢》的翻譯情況。早期雖然有樂善齋全譯《紅樓夢》之類的成果，但是很遺憾的是此後並没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韓國解放以後直到1970年代，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幾乎未能展開，只有車柱環等學者的介紹性的文字。1979年末，從高旼喜的碩士論文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才拉開序幕。此後留學臺灣的崔溶澈、李光步、秦英燮等完成碩士論文，回國之後以多種不同的主題進行紅學研究。崔溶澈就作家和傳播問題，以及韓國傳入的相關資料爲調查對象；李光步關注的是作品的主題思想問題；繼續留在國内的高旼喜矚目現代紅學問題，1989年完成了題爲《紅樓夢的現實批判意義研究》的博士論文。1990年末崔溶澈在臺灣完成《清代紅學研究》博士論文。1994年韓惠京與崔炳圭分别以《王張姚三家評點》與《賈寶玉情案》爲題取得博士學位歸國。此後，在國内蔡禹錫以《王熙鳳形象》（1997）爲題，李光步以《紅樓夢的主題與思想》（2001）爲題，趙美媛以《情的思想與傾向》爲題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在北京留學的李治翰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紅樓夢》展開研究。迄今爲止，以紅學爲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有八篇。過去的20餘年間，國内湧現出碩士學位論文多達二十多篇，主題雖然多樣，但是很難説形成了一定的流派。金泰範對藏書閣本（樂善齋本）的版本進行深入分析（1988），李尚賢的《索隱派的讀法》問題（2002），李承姬對《樂善齋本的音韻》體系的考察（2003），這些都是一些值得關注的論文。《紅樓夢對九雲記的影響》, 《紅樓夢中的清代服飾研究》, 《紅樓夢女性民俗研究》等都是從比較特殊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論文。

1980年李桂柱參加了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召開的國際紅學會議，歸國之後其研究領域轉向《紅樓夢》，並對《紅樓夢》中的女性形象及作品中的詩詞撰寫發表了相關論文。專攻韓中比較文學與民俗學的尚基淑在本人的專攻方向之外，對《紅樓夢》中的民俗從多方面進行了研究。這些使得韓國紅學呈現出極其多樣性的特點。鄭在書身爲著名神話學學者，在許龍九的譯本出現後編著了另外的解説文及研究資料，這不失爲惠及學林之作。雖然翻譯並登載了幾篇國外學者的論文，但是放在實際研究著作很難出現的背景下來看，這不得不説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最近在韓國紅學界仍有如前所介紹的學者們，根據個人興趣與關心的領域從不同的角度對《紅樓夢》在開展研究並撰寫論文。筆者以爲，目前韓國紅學研究時間不長，加上學者人數的限制，體現韓國紅學特徵的實際研究流派尚未形成。但是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相互協助之下，吸收我們所需之紅學研究成果，做出足以使我們在世界紅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的發現與研究，才可能形成具有韓國特色的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