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新点和难点

（一）创新点：由于学界对朱希祖史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对其史学著作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还没有出现。绝大多数文章对朱希祖的史学仅仅是提及，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所以，本书拟对朱希祖史学展开比较系统的研究，这本身就是创新和突破。

本书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发现、利用新的材料。本人不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朱希祖先生的后人家里找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重庆日记》（共计二十五本）、《随笔》、《逷先笔记》、《癸丑日记》、《十八年日记》、朱希祖致朱倓、罗香林的书信等手稿，还在《北京大学日刊》、《史地丛刊》等刊物上发现了朱希祖著述总目之外的文章，以上绝大部分资料是首次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运用。

如，新发现的《文本科史学系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使我们得知朱希祖早在1919年就已经给学生开设了“史学史”课程，这比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还要早七八年，从而论证出朱希祖对史学史学科的开创之功。

2．结合时代背景，突出朱希祖对史学现代化的贡献。朱希祖的学术生涯处在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变革和学术的转型给他的史学研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作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研究对促进史学的独立化和科学化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研究朱希祖史学与其所处时代的相互关系，探讨他与当时著名学人的学术交往，不仅可以了解朱希祖史学进步与发展的学术环境，而且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透视整个民国史学及社会状况。

3．对朱希祖的主要史学成就进行分类研究。依据罗香林等人对朱希祖史学著作的分类，加以自己的分析和探讨，将其史学研究的成就分成四个方面：中国史学史、史馆修史、历史文献、方志与边疆史地。考诸前贤，采取这种方式的研究尚未有先例。本人认为，只有从朱希祖的史学著作入手，认真梳理他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才能使人们了解其地位和影响，才能进一步开展更加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所以，这些对史实的发掘整理和分析归纳，必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4．在全面研究朱希祖史学著述的基础上，以宏观的视角总结了其历史观、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纵向考察其历史观的发展演变：由退化史观到进化史观，接着接受综合史观，后来又向文化形态史观靠拢。发掘其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既要建立“科学的史学”，又重视史学的社会价值，力图实现“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分析其主要的治史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实地考察方法等，这些都是本书开创性的尝试。

（二）难点：首先，朱希祖史学研究的范围特别广泛，纵贯古今，融合中西，深入探讨他的各种著述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其次，史料零散，不易搜集。由于朱希祖的著述大多发表于解放前，且散见于各报刊；许多未刊手稿在“文革”中惨遭焚毁；部分未刊手稿存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的已经破损，难以寓目；台湾出版的《朱希祖先生文集》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这些都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尽最大努力搜集资料是关键一步。本人借阅了《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新青年》、《尚志》、《清华学报》、《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清华周刊》、《益世报·学术周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报刊。通过学生从台湾复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又从北大复印了《文史大家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和《六朝陵墓调查报告》，购买了《朱希祖文存》，还在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抄录了大量的朱氏未刊手稿，如《逷先笔记》、《随笔》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先生之孙朱元曙先生将国家图书馆保存的《留学日本日记》（1906年、1908年）整理稿、他自己珍藏的《重庆日记》（1938—1943年）手稿和朱希祖致罗香林、朱倓的书信手稿提供给我，使我得到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我的学生还帮我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抄录了《癸丑日记》（1913年）、《十八年日记》（1929年）、有关朱希祖史学研究的文章以及致胡适等人的书信等。

通过这些资料，再参考其他时人的书信、日记、文集等，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朱希祖生平和学术交游的情况，再深入探讨其史学著述，发掘其史学研究的背景和意图，进而阐明其历史观、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然而，日记之类的资料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所以，在参考运用时，又注意参照其他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史料，以求公正客观地解读朱希祖的史学思想，辩证地评价其立场观点和治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