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成山文化，究竟魅力何在？

冯 飞

编撰《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一书，既是我多年的心愿，也是贵州文史馆、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乌当区文联等机构领导和唐继善、唐之枢、冒蔚巍等唐氏后人的重托。所谓“编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贵阳成山唐氏数百年来，所涉历史文献的搜集、阅读、整理、归纳和选编；二是对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撰写解读。二者之间，采访核实显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近年，娱乐界、新闻界假风盛行，歌手玩假唱，记者编造假新闻的现象屡屡曝光。文化学术领域是否清净？非也。闭门造车、指鹿为马比比皆是。掩耳盗铃搞学术剽窃，无中生有编造地方史、移花接木拼凑伪民俗等，更是不以为耻、花样百出，各类丑闻并不鲜见。

在过去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地处贵州省城东北隅的贵筑水田坝，因成山唐氏的存在而曾经耀眼夺目。唐树义、唐炯、郑珍、莫友芝、黄彭年等文化先贤，无疑加重了贵筑水田坝的文化分量。而我们身为后学，该不该给这片土地一个说法？

该。这是毋庸置疑的。今日我们躬逢盛世，确实应该有所担当和付出，用我们的虔诚努力，给省城东北隅的贵筑水田坝一个说法，给无辜蒙尘的传统文化一个说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历史人物开口，用历史文献说话，是讨要“说法”的唯一正途。其他一切手段或曰“技巧”，无疑是自欺欺人。

一

如果有必要对成山文化的核心进行归纳或提炼，可用八个字来概述：忠义爱国，光宗耀祖。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唐氏始祖象明公和长奶夫人因避战乱，从四川涪州迁居播州—后来的遵义府。因其家风淳良、子孙成器，家声渐旺，人称“湘川唐氏”。178年后—公元1822年，这个家族的一支因葬坟守孝而迁居贵阳。于是，位于省城东北的水田坝多了一个自称“成山唐氏”的家族。

在这前前后后近400年的时间里，唐氏忠义爱国的孝廉家风代代相传，代代不乏惊天动地、事迹感人的忠臣孝子。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光宗耀祖”，被这个家族做了最直接、最完美的诠释。

2014年6月23日，贵州文史馆、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特地选定成山唐氏祖墓所在地之一的新堡乡陇上村，联合召开“成山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持人由贵州省女美术家协会主席、乌当区文联主席冯容担任，应邀到会的专家学者，则涵盖贵州省内的考古学、史学、文学、书法等各个学科，皆所属领域重量级人物。

此次研讨会可谓少长咸集、精英荟萃，会议期间亮点甚多。其中最令人感慨者，是到会的唐之枢、唐之柄、唐之桢等成山唐氏家族代表，以及遵义洗马滩唐氏后人代表。唐之枢、唐之柄、唐之桢皆唐源准后裔。当主持人安排唐之枢发言时，这位从贵阳九中副校长职位上退休的老教师未曾开口就已哽咽涕下，泣不成声。他代表唐氏家族，对史学界“唐家顶子在乌当”的论点表示认可，对学者们长期以来在成山文化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表达了真诚的感激和赞赏。

二

成山唐氏是遵义“长奶夫人”的后裔。成山唐氏代表人物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系祖孙三代。受播州（今遵义）文化熏陶影响较深，因此，他们都对播州故土念念不忘。

唐源准嗣孙唐炯，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20岁中举，此后，唐炯的一生在清末官场中起起落落艰辛备尝。宣统年间刊行问世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乃唐炯本人至为看重的重要著作。在叙述成山唐氏家史时，唐炯是这样表述的： “威恪公先以嘉庆甲戌（1814）葬我祖母王夫人于贵阳城北凤凰哨之阳；后道光壬午（1822）葬阳山公于成山，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1855）炯自汉阳奉先君忠骸，二月抵家，卜四月二十八日，葬于成山阳山公墓之左。”“环山数百里皆夷，自遭乱，上下游故家大族茔地咸被掘毁，明孙文恭公（即明代著名学者、政治家孙应鳌）墓亦不保。而此山陷贼八年，独无恙，岂非先君居乡，恩惠在人，而余又尽人事，有以绝其觊觎之心耶！子孙识之。”

“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成山老人”唐炯就把成山唐氏迁徙的过程，以及这个家族与贵筑水田坝的关系，做了最为准确、权威的阐述。而“先君居乡，恩惠在人”的这个“乡”，显然是指成山而非别处。字斟句酌，如果我们忽略唐炯甚为看重的成山唐氏身份，显然违其本意。

三

“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此其一也，其二呢？其三呢？如果认为会嘀咕几句民谣，就算知晓了唐氏这个官宦世家兼文化世家数百年的浩繁家史，未免失之肤浅。况且当今世道，红男绿女们似乎很推崇“以我为大”、“唯我独尊”，什么都去自作聪明轻薄调侃，更没有举头三尺、自省自责之敬畏，至于糟蹋文化、欺宗灭祖之事更屡见不鲜。长此以往，民风民心何存？国魂何在？

遵义洗马滩唐家，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屠城时迁来遵义（旧称播州）定居的。因为洗马滩地段属遵义湘江河流域，于是称“湘川唐氏”。

唐源准出生于遵义，其一世祖名在春，字象明。《蜀志》对象明公有介绍：“唐象明割股救父，以纯孝闻名。”唐在春之子名唐廉，字介石，号贞吉，唐廉后来做官，曾任永宁卫教授、湖南酃县（今炎陵县）知县、山西阳曲知县等，唐廉做官就是以廉著称，清代《山西通志》列清朝循吏第一。有《长子羲伯以鄂大司马荐授广东阳江令，书此示之》一诗传世。

唐廉之后，唐氏渐成遵义府显赫家族。唐羲伯、唐惟安、唐惟格、唐惟明、唐惟克、唐锒、唐铢、唐金、唐镇、唐源准、唐树义、唐成杰、唐焯、唐炯、唐我墉、唐我圻、唐我坚、唐尔锟、唐尔镛、唐瑞铜、唐尔铭、唐积福、唐积忠等，十余代忠臣孝子前传后效，造福社会报效国家，大多青史留名。即使未能出仕为宦者，也勉力自爱潜心向学，继为学界名宿。唐树义、唐炯父子在这其中尤为出色。遵义市政协文史委主编的《遵义文化世家》一书，对唐氏有详细介绍。《遵义府城北门外湘川唐氏》开篇即这么一段话：“唐氏住遵义府城北门外，清代有进士二人，举人十七人，贡生十一人，传承九代，有著作二十三种，代表人物有唐树义、唐炯。”

无论做官还是做学问，唐氏皆以造福乡邦为重，深得地方民众好评。至今在遵义、贵阳两地，祖上曾受唐氏实惠的家族而仍持感念者不乏其人。客观地说，官宦家族这种“富而不奢”的家风，实乃扶危济困、为国分忧，功德无量也。当代著名学者黄万机先生，将唐氏文化概括为三大特点：孝悌家风（家庭关系和谐）、廉正文化（当官廉正不阿）、诗礼传家（代代出诗人）。

四

尽节孤忠的成山唐氏一世祖唐源准教子有方，唐子方13岁时，唐源准亲手为他批改蒙学课本，为其指引读书、做人的正途。唐氏后人提供给笔者的家族文献中，即有唐子方早年读书时，自己抄录的课本（即作文）遗稿。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尝闻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此千古人臣之大义也！”

49年后—公元1854年正月二十三日，在湖北武昌西南金口一带的长江上，年过六旬的湖北布政使唐子方以投江一死，诠释并“履行”了父亲早年对他的教诲，同时也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忠烈佳话。

咸丰五年（1855）四月二十八日，在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其子唐炯主持葬礼，在成山唐氏家族墓地隆重安葬了父亲遗骸。著名学者、《遵义府志》主编莫友芝受唐炯之托，撰《通奉大夫、二品顶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铭》。著名学者、唐氏父子好友黄彭年，受托撰《清故通议大夫湖北按察使唐公墓志铭》。唐炯自己撰写的墓碑阴记，则托付其表兄郑珍书丹。碑阴内容，后载入《贵州通志·人物志》。

20世纪90年代，余经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批准，并在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的支持下，耗时数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同时也由此开始了对成山文化的研究。20多年的时光，转眼倏忽而逝，中间的成败得失、坎坷屈辱似已恍若梦境。庆幸的是，2014年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有郑珍落款的唐子方碑阴残片被我找到。成山唐氏家族密码由此揭开：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一带，乃当年唐炯、郑珍、莫友芝、黄彭年等大儒笔下之“成山”也！

一个家族，几块残碑，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学界各个领域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对其眉飞色舞，如数家珍，究竟原因何在？这大概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贵州文史馆、乌当区委宣传部和乌当区文联，组织学术力量对成山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并扶持编撰《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此举既表达了当代学人对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文化先贤的纪念与缅怀，也能使成山文化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后世，一举几得。编委会成立后经多次商讨，逐步就《忠孝成山》一书的编撰原则达成了共识。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广征博引，一切学术问题，必须要有历史文献作为佐证方可成立。这中间涉及的地点、事件、人物等重大问题，强调诸证并举、相互印证。杜绝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含糊其辞的虚假表述。至于主观臆断，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等不良习气，更为学界所不耻。

经多方努力，目前我们收集到的各类历史文献多达数百册，这些历史文献作者明确、出处清楚、体量巨大。例如《清史稿》、《清史编年》、《太平天国纪事》、《湖北省志·政权志》、《湖北省志·军事志》、《贵州汉文学》、《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贵州省志·军事志》、《云南省志》、《东川铜矿志》、《遵义府志》、《贵阳府志》、《贵阳文物志》、《平黔纪略》、《宦游纪略》、《郑子尹年谱》、《巢经巢全集》等，内容浩繁，立论清晰。它们从各个层面佐证了成山文化的魅力，以及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不可低估的人文价值。

成山唐氏400年家史世系明了，脉络清晰，忠孝可鉴，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关于成山唐氏的史事均有记载。客观来说，这些历史文献是最能接近成山文化实质的窗户、依据或曰载体。它们的价值，远远高于市井间口口相传、绘声绘色却又难以佐证的民间传说。为此，我们从各类典籍中选编30余万字的历史文献，作为本书立论的佐证依据。这些历史文献除了加注公元纪年帮助阅读，内容一字不改，力保其原有风貌。

用历史文献说话，仗历史人物开口，给贵筑水田坝一个说法，给唐树义、郑珍等文化先贤一个说法，确切地说是给传统文化一个说法，此乃编撰本书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