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部开发·滇桂篇》唐炯办铜时代背景
编者按：《清代西部开发》一书于2002年1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专门介绍清代西部开发的学术专著。编著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大量历史文献为佐证，介绍了滇铜由盛转衰的复杂背景，并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唐炯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云南办铜所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如果再考虑到乾嘉时，每岁由中央拨给的百万两投资，两相比较，可谓有天壤之别，又岂能没有开发成就上的重大差异！ ”
这种敢于较真的态度，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良知。
滇铜开发由盛转衰
事物有盛则有衰，以铜矿采冶为代表的清代前期云南矿业开发，经历了乾嘉年间的极盛阶段以后，从嘉庆中叶开始已明显地转入下行期，迨至道光末年以迄咸同年间，更是一落千丈，其原因何在？如果不谈咸丰、同治时期清廷镇压云南回民起义所导致的战乱因素，仅就滇铜开发本身而论，其所以由盛转衰，则主要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矿业生产客观规律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矿产地质构造看，任何一个地区的某种矿藏都有一定数量，并非可以无限采掘而不衰竭。云南铜矿各主要产区经过乾嘉年间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空前规模的大量采挖，其铜矿贮量日渐稀少，因而不断出现所谓“硐老山空”、难以为继的现象，可说是矿业生产自然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恰如时人所说：“山泽之利，有旺则有衰；有厂旺铜多之时，即有硐老山空之时。”（包祚永《加恤厂民疏》，载莫庭芝《黔诗纪略后编》卷五）
早在乾隆中叶，滇铜生产就已暴露出由于资源日渐枯竭而难以为继的衰落端倪。乾隆四十四年（1779）云南布政使王太岳即称：“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殆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日贵。”（王太岳《论铜政利弊状》，载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
此后这种困难只能有增无减，只是因为清廷采取某些补救措施，使云南铜矿业直至嘉庆中期以后方呈现衰落状态。嘉庆中叶便有“请减京铜二百万斤始能措办”（转引自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43页）的事情出现，及至嘉庆末年此种情形则更加严重。嘉庆二十三年（1818），清廷上谕说：“滇省每年应运京铜并本省局铸以及各省采买官铜，近年均办不足额。今川省西昌县新开子厂既产铜丰旺，本年已由滇省采办四百万斤，以有余补不足，实于铜务有益。”（《清仁宗实录》卷三五一）
由此可见，此时滇铜开采的年产量较之极盛时期下降四百万斤，以致为了凑足数额不得不由邻省新开矿山采购商铜加以弥补。道光以后衰落情形更是每况愈下，不必多加举证。毫无疑义，滇铜采冶这种由盛转衰的现象主要是矿业生产自然规律所导致。退一步说，即使是硐未老，山亦未空，在当时土法开采的生产条件下，也根本无法保持长盛不衰。何况在土法开采时代，所谓“硐老山空”未必指矿藏已被彻底采掘净尽，而只要是开采年月长久，井下坑路深远，以至达到当时生产能力的极限，同样也可认为是“硐老山空”。
咸丰三年（1853）爆发的云南回民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下的西南边疆地区又一重大事件。这次起义尽管基本限于云南一省，但持续时间之长久却在太平天国之上。起义军迅速汇集成两支力量，一支是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势力，另一支是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滇东南势力。杜文秀的滇西义军在攻克大理之后，建立政权，杜氏本人号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并联合滇东南义军于咸丰四年至九年（1854—1859）间三次进围昆明，皆因清军顽固拒守而未克。马如龙等人于同治元年（1862）投降清廷，并协同清军岑毓英部联合镇压滇西的大理农民政权。但杜文秀坚强不屈，独力奋战又达十年之久，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才最终失败；前后坚持斗争18年。
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咸同年间的农民起义高潮，是清朝腐朽统治和外国疯狂侵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清廷出于挽救其根本利益的需要，势必竭尽全力对此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因此造成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大规模国内战争。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丝毫离不开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否则一切均无从谈起。经历了咸同年间国内战争之后，“各省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十分严重（有云人口减少一半，耕地减少三分之二者）……以至战后三十年间，农业生产力的趋势是持续倒退”（章有义、刘克祥：《太平天国失败后地租剥削问题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辑）。
作为这场长时间国内战争主要战场的西南边疆地区，其所受破坏情形同样是创巨痛深，甚至在战后多年尚不能恢复元气。譬如光绪八年（1882）时的云南仍然是“田地荒芜，城市萧索，乡民衣服褴褛，妇女至不能蔽体……凋敝情形，良可哀叹”（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三十九，《光绪八年十二月云贵总督岑毓英奏疏》）。
而在乾嘉年间曾取得震古烁今成就并居于西南边陲开发重心地位的云南铜矿业，因此一蹶不振。恰如丁文江所说：“自咸丰中叶……兵祸蔓延，及于全省。滇省矿厂，均皆停歇……户口零落，存者不足十分之一，贫困流离，救死不赡。旧有矿洞，倾覆淹没，存者无几。”（丁文江：《东川铜矿的历史》，《独立评论》第85期，1936年）在这种一派残破萧条的景观之下，恢复原有开发基础已属不易，实在难于短时期内有显著进展。
光绪十三年（1887），唐炯任云南矿务督办，主张进一步调整和改进经营形式，给股东以更多的管理权。遂于同年八月成立矿务招商公司，称“云南矿务公司”。该公司与滇省最大商号天顺祥号相互联络，以后者为信誉保证，“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处招股”，同时宣布公司利润的分配规则，即所有股本，皆按“周年六厘行息，三年结算，再分红利，皆于天顺祥号凭折支取”。（《光绪十三年间四月十三日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奏》，载《洋务运动》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由于天顺祥号信用较著，加之规定了明确的分红细则，该矿务公司较之招商局在集股筹资方面大有起色，至光绪十六年（1890）时公司已拥有资本七十余万两。（《洋务档·矿务类》，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唐炯片）同时，在采冶生产上，又“延聘日人多名为工程师，购置机器，筹划自设炼炉”（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经济·工业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等。因此，公司自光绪十三年（1887）成立后，即着手恢复滇铜京运事业，迨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运送京铜一千万斤，平均每年一百一十余万斤，虽与乾嘉年间每年即有千万斤的高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终究使云南铜矿业又重新得以回生。该公司迄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唐炯辞去督办大臣职务才宣告停办，前后共存在19年之久，成为云南规模最大、开办时间最长的一家官督商办企业。
从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三年（1856—1874），云南经历了18年战火，所有以前各矿区几乎全遭破坏，呈现一派荒凉残败景象，亦即所谓“厂地屡遭蹂躏，炉户砂丁逃亡殆尽，各厂石曹硐或被荒土填塞，或为积水淹没”（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同治十三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疏》）。因此，近代的云南矿业等于白手起家，重新创业。而创业所需资金和人力的基本条件，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其开发事业也就难以获得较大的成绩。近代的云南矿业开发之所以一直徘徊在低谷之中，不能与清代前期相提并论，除去矿产资源枯竭这一客观原因外，在主观方面主要是缺乏资金和人力。清廷的财政，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支付赔款、军费和兴办军事工业等，开支骤增，这些开支都是以前“承平”年月所未曾有过的，因此像前期那种每年由户部指拨而专用于滇铜采冶事业的百万两巨额协款，在近代则颇难得到，即使偶或有一点协款，亦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人力资源，因国内战争影响，战后多年，云南仍是户口凋零，恢复缓慢，直到清朝覆灭时云南人口亦未突破道光末年水平。清前期从事于矿业生产的劳力多为未经注册登籍的“流民”，当时实际人口要比官方统计数字大许多，但近代以来这种“流民”却寥若晨星，矿业开发之缺乏劳力亦为势所必然。
……就是说由于硐老山空和设施败坏，当时的厂民只能零星凑集“草皮”等矿，以勉强维持生产。这里所谓“草皮”，还有“鸡窝”，是一种埋藏甚浅而贮量极少的地表矿，相对埋藏深厚而贮量丰富的“大堂”矿，其产量和开采前景都是十分微弱的。由此观之，滇铜生产既在如此基础上进行，其成效之无足可观，固属理所当然。然而，如果能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即使就旧有各硐重新深入采挖，只要前此未经采掘净尽，亦可得到相当数量铜料，而不至于只是寻找地表矿以“图混目前”。但这必要的资金和人力条件却无法满足。
前文指出，乾嘉时期滇铜采冶业之所以“极一时之盛”，清朝中央每年以预放工本形式投资的百万两巨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时所谓承平日久的环境下，内地大量的剩余劳力如潮水奔流一样涌入云南各矿山，从而为当时的滇铜采冶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然而时至近代，无论在资金或人力方面都远不可与清代前期相提并论。经过1840年后的历次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军费和赔款等临时庞大开支，已使清廷财政状况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江南富庶省份的厘金和关税也大都被用于军饷和海防，难以抽出多余款项协济云南铜矿业。而云南本省更是穷困之极，正如唐炯所说：“军兴已来，比户凋残，衣食不给，益无余钱以谋厂利，而库帑支绌，亦不能一一预借工本，厂务废弛，半由于此。”（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岑毓英奏折》）
官府既无资金预放工本，民间亦乏财力自办矿厂，而矿业无钱不办，于是滇省地方官府便欲仿效内地开滦煤矿等招徕商股的办法以筹集资金。具体实施办法是，成立云南矿务招商局（1883—1889），派人到内地各埠，“广招各省殷实商民，按股出资，与官本相辅而行”（《清德宗实录》卷一六六）。然而筹集商股亦非易事，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云南矿务大臣的唐炯说：自光绪九年（1883）成立矿务招商局以来，共筹得商股“仅七万两”，加上“承领帑本”即官府投资的“十一二万两”，仅有资金不足二十万两（《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而乾隆年间开办矿厂，“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
据此以观，光绪间偌大一个全省规模的矿务招商局，其拥有资金的数量仅相当于乾隆时一厂的民间投资总额。如果再考虑到乾嘉时每岁由中央拨给的百万两投资，两相比较，可谓有天壤之别，又岂能没有开发成就上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