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内容、旨趣及现状

萨曼王朝（Samanid）在中国史籍中未见有片言只语记载。该朝兴起于9世纪，建朝于874年，是中亚地区历史最长，也是最后一个伊朗语族伊斯兰王朝。在该王朝统治时期，整个中亚地区 1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封建中央集权体制高度发展，形成了一个以布哈拉（Bukhārā）为都城的、疆界囊括了整个中亚地区的强盛封建王国。该朝的政治制度是中亚绿洲型封建制度的典型，它对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也都有深刻影响。政治的统一，既为塔吉克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又为中亚地区彻底摆脱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创造了条件。国际中亚学界所注目的中亚地区两大历史进程，即伊斯兰化过程和突厥化过程，均发生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

萨曼王朝时期，是中亚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复兴时期。自654年阿拉伯军第一次进兵阿姆河北 2，中亚地区战争连年，劫掠不止，社会动荡，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萨曼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地区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得到恢复，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萨曼王朝与东欧、西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贸易关系，与中国西北地区也有联系。在该王朝统治时期，传统的波斯文化得到“复兴”，许多阿拉伯文书籍在河中地区译成波斯文，伊斯兰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东部兴盛、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史学、舆地学、天文学、医学等著述，以及一批举世闻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诗人鲁达基（约860—941），医学家、哲学家伊本·西那（Aven Sīna, Avicenna,即阿维森纳，980—1037）等，创造出灿烂的伊斯兰—波斯文化。

在萨曼王朝时期，大批突厥奴隶进入河中地区，服务或服役于萨曼朝 （Samanids）。 3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他们逐渐控制了朝政和各地军政大权，尾大不掉。这样，在中亚地区形成了突厥人离心运动，成为中亚突厥化的前导。中亚历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即突厥化和奴隶王朝问题，都肇始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第一个奴隶王朝—伽色尼（哥疾宁）王朝就是由萨曼王朝的突厥奴隶建立起来的。

因此，研究萨曼王朝历史，一方面可拨开9—10世纪中亚扑朔迷离的历史浓雾，还其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有助于探讨绿洲型封建社会运动规律和绿洲型封建制度模式，推动中亚突厥化运动和奴隶王朝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较早开展了对萨曼王朝历史的研究。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在其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圣彼得堡，1900），主要依据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勾勒出萨曼王朝历史发展的轮廓，并对该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史地的诸多疑惑做了考订，巴托尔德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巴氏并未系统研究萨曼王朝的许多重大历史课题，诸如对外关系、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特点、突厥化进程等。

费赖（R. N. Frye）主编的《剑桥伊朗史》第4卷（伦敦，1975），专辟“萨曼王朝”一章，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萨曼王朝兴衰史，对政治发展史用笔尤多。费赖还把10世纪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麻省，1954）译成英文。他在译注中，对萨曼王朝许多历史事件的记述详加考释。

英国学者博斯沃思（C. E. Basworth）详细考辨了萨曼王朝军队的构成、939年中国使臣出使萨曼王朝纳斯尔二世宫廷一事，其研究成果收在论文集《伊朗、阿富汗和中亚中世纪史》（伦敦，1977）中。

苏联学者加富罗夫（Б. Г. Гафуров）的《塔吉克民族简史》（莫斯科，1955）。中译本名为《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代表了苏联学者对萨曼王朝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对塔吉克语言、民族的形成，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经济、文化的发展论述尤详。中国学者王治来的《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主要依据巴托尔德的研究成果，勾勒出萨曼王朝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但未开展专题性研究。

马雍的《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一文（《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仅有的专题研究萨曼王朝的论文。该文详细考证了939年出使萨曼王朝的中国使者及相关史实。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从1984年开始，从掌握基本史料出发，对萨曼王朝的兴衰史实进行缜密考辨，逐步揭示该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作者探讨了萨曼王朝政治制度及统治体系特点，萨曼王朝的对外关系，商路的发展和变化，伊斯兰化进程，突厥奴隶贸易与突厥人的地位，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兴盛诸课题。

不过，由于材料的匮乏，各种史籍记述时有差违，所以笔者只能依据史料详略论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许多史实论述也只是“很可能”是这样的，而不能妄加定断，以图接近历史真实。笔者在研究时，由于水平之局限，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只能引用巴托尔德等学者的著述，而无力查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