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16年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热点

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注1。2016年，围绕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需求，我国语言政策研究在语言战略、国家通用语普及、语言规范、语言保护、语言教育、语言传播、语言服务、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综合考察相关研究的政策需求、论文（论著）数量、参与学者、理论建树、思想成果，主要有以下热点。

一、 “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研究是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的学术热点。2014年开始有零星研究，2015年大量出现，2016年进一步升温。

总体上看，2015年及之前的研究基本已涉及“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并就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措施进行了思考与探讨。相关研究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当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文化融通需求、语言人才需求、语言产品需求和语言应用服务需求，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加强语言资源建设和语言能力建设，组织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资源库工程、语言文化博物馆工程和“语言通”工程；应当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外语教育，推动外语教育战略转型，培养储备“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多语种语言人才，尤应重视“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应当高度重视“一带一路”话语构建，改进相关外宣话语“基调居高临下、令人误解”、“关键词语火药味浓、令人生畏”等问题，规范相关术语翻译，消除误解，打消顾虑，争取认同，推动民心相通；此外，还应做好约40种跨境语言的调查研究与科学保护工作，应注意维护语言安全，建设语言智库，改善国内语言环境。在此基础上，2016年的相关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一，“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研究要建立国际眼光。“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走向世界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研究应致力于解决中国走向世界遇到的语言生活问题。李宇明（a）注2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明确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哪些语言装备，要研究世界上有哪些语言事情、中国能为之做点什么，要汲取世界处理语言生活的经验与教训，解决好中国语言生活问题；同时，要尝试回答好“世界语言生活的治理，中国有何高见”的问题。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情况复杂，实现语言互通任务艰巨。“一带一路”沿线有65注3个国家53注4种官方语言，其中阿拉伯语、英语、俄语至关重要（王辉a）。在中国周边，印地语或乌尔都语、马来语或印尼语十分重要（张治国c）。要改变“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状况，加强对沿线国家及其语言的研究（胡建华）。国家各科研基金应从科研指南、立项导向和扶持力度上做出明确的、方向性的倾斜和引导，促进语言学术为“一带一路”服务（苏新春a）。

第三，外语人才培养既要覆盖多语种，更要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应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国外语言、深刻了解国外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能顺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双通”人才（周庆生b）；应大力加强以就业为导向、以复合型专业语言人才为导向、以核心区优势为导向、以跨文化人际沟通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邢欣，梁云）。鉴于阿拉伯语、俄语的重要性，应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同时也不要盲目培养，以免造成资源浪费、人才过剩，影响就业，最终导致该语言生态系统的失衡（胡家英，汪亚云）。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汉语国际传播既要“助力”，也要“借力”。要通过贸易与产业合作拉动语言传播（王建勤）；要认真思考如何满足被投资国学习汉语的需求（文秋芳c）；既要加强高层次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也要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普及型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邢欣，李琰，郭安）。

第五，“一带一路”话语建设是一种宏观语言博弈。“一带一路”是当前政治、经济叙事的重要语境，政治经济叙事的重要方式之一即为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之上的宏观语言博弈。张春泉认为，这一宏观语言博弈的基本策略可简单概括为：适用历史符号，积极适应和建构语境；充分激活语义张力，综合平衡各方接受心理；有效开展对话沟通，在对话中说服。

相较以往，2016年的相关研究出现了更宏观的国际视角，对沿线国家语言状况的了解更为准确，在语言人才培养、汉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思考更为深入。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结论与以往大同小异，还有不少研究与“一带一路”的联系显得比较牵强。

二、 语言能力研究

语言能力是近年来我国语言政策研究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以往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个人语言能力。在学界未能就语言能力的内涵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内学界就语言能力的外延总体认为：语言能力可以分析为听说读写等维度，包含文化和跨文化能力（有学者将其分析为“译”的能力），应当关注包括母语、国家通用语和外语等的语种能力，还应关注语言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二是国家语言能力。2011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总体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政府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同时，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外延进行了理论分析。2016年，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分别举办围绕语言能力的学术会议，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相较以往，2016年的相关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大致有以下方面：

第一，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深入。文秋芳（a）认为，从建构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的角度看，应包括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五个方面。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的“国家语言能力内涵高层论坛”上，文秋芳进一步提出，从行为主体、行为范围、处理事务的性质等方面看，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内在能力和外化能力：内在能力指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评价指标等；外化能力指国家语言应用能力，如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等注5。周庆生（a）认为，按照乔姆斯基对英语中的个人语言能力的层次划分，国家语言能力宜首先分析为“语言创新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陆俭明（d）指出，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弱，要看整个国家的语言意识，看社会整体的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多语能力），看国家对语言资源、语言信息资源的获取、掌控、利用情况，以及对语言人才的储备、掌控和使用情况等。

第二，对个人语言能力的研究要关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张延成提出了公民语言技术应用能力的具体构成，认为大体包括语言技术交际能力、语言技术通识能力、信息采集与管理能力三个方面。汪磊（a）认为公民语言能力具体伴生性、时代性、差异性、层级性特点，应合理发掘每个人的语言潜能，有效培养适应网络时代的语言能力，以满足当下及未来对语言能力的层次需求。徐欣路（b）认为网络使人的语言能力面临巨大考验，碎片化、图像化的阅读趋势考验人们阅读的心理耐受力，轻便化、世俗化的表达趋势考验人们的语言审美能力和精制语码应用能力，网络的修辞限制及传播特征考验人们的表达能力，网络自媒体的兴起考验人们的批判性阅读能力以及写作示信能力。

第三，学生母语能力的各要素之间存在预测关系。邢红兵认为，学生的语言能力可以概括为语言认知能力、语言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三个方面。学生的语言能力是逐步发展的，但是发展的步伐并不完全相同。语言能力各个要素之间存在预测关系，比如学生基本认识能力的发展状况，可以预测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书面语表达能力，这为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及评测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四，个人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刘国辉、张卫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分别指出，国民英语能力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流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外语能力（特别是精通外语能力）在我国有着较高的经济回报。而潘昆峰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情况的调查显示，汉语能力更强的学生具有明显的工资优势，英语能力同样具备工资溢价效应，但影响系数较汉语能力小，语文成绩代表的学生汉语能力能有效预测其未来就业起薪点。

第五，应关注机器语言能力。杨亦鸣、余光武等均指出，为解决语言能力提升面临的诸多问题，语言能力研究的视野需要积极开拓，关注语言能力的脑机制和机器的智能化，即人脑语言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

相较以往，2016年的相关研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构成、结构层次有新的阐发，对个人语言能力的分析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经济学视角下的对个人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关系研究更加注重实证，同时首次将机器语言能力引入研究视野，取得了多方面进展。

三、 普通话审音研究

普通话审音研究是国家语委立项开展新世纪普通话审音工作带动形成的学术热点。相关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审音工作的难点问题，即对异读字词的正音，应当从学理还是从俗众。有的研究在宏观上从理念、原则层面进行思辨，有的研究从具体特定异读词（字）的个案角度进行考察。2016年的以下研究值得关注。

第一，对于清入归调的规范，要充分重视历史考察和方言地域的结果。王洪君（b）认为，北京话“清入归去”的文读是不大靠得住的，从地域考察看，恐怕还要乱一个阶段，浮现新结构的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正音应关注语言事实，加强实证调查。钟英华指出，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要使审音结果服众，应给每个新审定的读音提供应有的理据；而所谓理据，既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孟蓬生认为，普通话审音要遵循多重原则，但审音工作不是简单地套用某种规则，而是在语言事实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审音原则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通过对异读字词读音情况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冉启斌建议，读音正确率在80%以上的可以不再列入待审范围，正确率低于80%的需要进行审音，其中正确率低于20%的，表明原来的审音结果几乎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可能需要对原来的读音进行修改。

具体到不同的异读字词个案，从学理还是从俗众，仍需进行大量的复杂考量，相关争论也还会继续。背后更为宏观的问题是树立什么样的语言规范观。李宇明注6主张树立语言规范的“语言生活观”，指出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梁永红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言的动态观成为人们对语言本质的主导认识，在动态观的指导下，学者们对于如何做好语言规范化工作有了诸多新的认识：有的提倡对新的语言成分多一点宽容，语言规范化工作要根据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有的基于语言的潜显理论，提出语言规范化的预测观；有的提出在语言规范化过程中实行语言控制；有的强调语言规范工作要从应用中来，到应用中去；有的则认为语言规范化应该遵循整体性原则。

四、 网络语言文明研究

网络语言文明问题是2016年语言舆情的重要热点注7，政府高度重视、社会重大关切。汪磊（b）认为，过去十年的网络语言研究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积极关注网络语言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密切注意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传播现象、文化现象所带来的各层面社会影响；努力运用当代语言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对网络语言现象的构成、衍生和功能做出科学的阐述。此外，以往研究也有对网络语言文明、网络语言治理方略的关注，总体认为应以柔性疏导为主、以硬性管制为辅，重点规范媒体和公文中的网络语言使用；但相关策略思考总体上比较空泛。就网络语言文明而言，2016年的相关研究聚焦网络低俗语言问题，探讨其社会心理原因、表现形式、传播机制和治理方略等问题，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网络低俗语言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张世平认为，网络社区的虚拟性、网上发言可隐身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些人的羞耻感，使其表达趋于放纵、粗鄙，以发泄戾气，或获得某种违禁的快感。

第二，应重视“非詈化”詈俗词语的使用问题。人们将生活中的詈俗词语搬上网络时，以各种各样的“独特”形式改头换面，以逃避网络监管，也使其易于被媒体传播，形形色色的“非詈化”詈俗词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频次高，分布面广，污染了网络环境（余桂林）。应当重视詈俗词语的“非詈化”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引导和治理。

第三，网络语言的产生与流行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网络语言的产生与流行都与当前的社会观念多元化、亚文化频出等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李未柠指出，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网民群体构成的变化，尤其是随青少年网民群体的壮大而影响力日盛的“二次元”文化，都在影响网络流行语；弹幕、直播等允许网民即时评论，实时互动促流行语“狂欢”，鬼畜视频非线性剪辑突出搞笑语句，为流行语传播扩散提供了新语境；“读图时代”背景下，流行语借助于图、文、声、像等多媒体手段呈现，颜文字、表情符号等图像手段已成流行语重要形式；分析2015年以来流行语扩散传播过程，“二次元”网民首发、段子手助推、权威媒体扩散等趋势较为明显。

而在网络低俗语言的治理方面，2016年的研究结论与以往仍大同小异。

五、 语言保护理论与方略研究

语言保护研究从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后逐步兴起，2015年起国家语委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基础上全面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推动语言保护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以往研究基本确认了语言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解读了“科学保护”的内涵要求，初步提出了语言保护的原则方法，明确了语保工程的目标理念和任务体系，也有一批探讨特定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的活力和保护方略的个案研究。未见成型的理论框架，同时个案研究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还需提升。2016年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建设和规划方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语言保护理论框架包括概念内涵、主体对象、原则方法和类型分析。周庆生（c）的研究指出：语言保护是指为了减少和避免国家或地区因语言濒危、语言资源流失、语言文化遗产失传、语言使用空间萎缩、语言生态失衡、语言健康恶化带来的冲击，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性措施；语言保护的对象包括濒危语言、语言资源、语言文化遗产、语言权利、语言生态和语言健康：语言保护的主体包括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措施包括受保护语言的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保障、维护、建区、宣传、传承、传播、展示；语言保护从语言形态上分为静态语言保护和动态语言保护，从保护方式上分为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从语言生命状态上分为语言生态保护和语言健康保护。

第二，应建立对语言保护的理性认识。李宇明（g）认为，如果不注意增强语言的交际职能，语言保护的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存在疑问；苏剑、黄少安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根据经济学方法的实证结果预测，世界语种收敛为当前语种的90%只需要约80年，这是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因此语言保护几乎是超出人类能力之事（李宇明g）。姚春林指出，语言保护问题相当复杂，理想情况下，语言保护应增强语言活力，同时加强语言使用者的认同，但实证研究表明，语言活力与语言认同之间不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周庆生也认为，语言生态保护比生物生态保护要复杂得多，困难要大得多。因此，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要在积极、有意识保护与不抗拒语言演变规律之间寻求平衡（黄少安）。也因此，应采用非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保障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黄行c），保护语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语言的文化传承价值转化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发利用价值（李小萍）。

第三，要坚持在文化视角下开展语言保护。鉴于语言保护的复杂性，只有在文化视角下开展语言保护，与文化保护与传承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扩大社会认同、提升社会意识，这也应是语保工程在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基础上拓展出“口传文化调查采录”任务的重要原因。李宇明（e）指出，近些年来，关注文化的语言保护工作逐渐兴盛起来，这表明，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是一种值得进行的充满魅力的有益尝试，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曹志耘认为，要全面树立语言保护社会化理念，推动大众参与，坚持服务社会，可以通过影视等方式做到内容生动（也就是“内容文化化”）。不过，也有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戴曼纯（a）指出，虽然语言保护涉及文化，并延伸至认同和权利，但是历史经验表明，语言问题决不可政治化，语言保护应当始于语言，止于语言。

从整体上看，以语言保护理论框架的成型为标志，随着对语言保护复杂性探讨的深入，2016年将成为语言保护研究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与此同时，数量比往年有明显增长的来自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质量仍有待提升。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研究，不同于语言本体结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一套研究方法，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科学保护”专门研究人员的培训；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语言实际情况的“科学保护”对策探讨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现象，应努力探讨符合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特点的“科学保护”措施（彭茹）。

六、 语文核心素养研究

语文教育全民关注，是2016年语言舆情的重要热点注8。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包括语文核心素养、语文教材编写、语文教育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真语文讨论、高考语文改革等。其中，随着教育部新一轮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的不断推进，关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讨论愈发热烈。如何描述语文核心素养，背后所纠结的主要问题还是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关系问题，表征为语文课要不要教、怎么教（显性还是隐性）语言结构知识的争议与讨论。这与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研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语言学界有理由更加积极、主动地将语言能力理论成果引入相关讨论。2016年的研究展现了对相关问题的最新思考。

第一，语文核心素养首先表征为语言的建构。王宁指出，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言语经验和言语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是基于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感受能力的综合体现，由语言的建构、文化的理解、思维的发展和审美的鉴赏四方面组成。

第二，语文素养界定中说的“语言”指的是母语。王宁进一步指出，语文课程中的“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理性语言，更是语境中的言语和优质的母语语感；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母语的运用，有原则、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文化；母语的建构与应用是语文课独特的课程素养，也是其他要素的基础；只有这一项是唯一或主要属于语文的。

第三，语言的建构是隐性的。徐林祥认为，语文核心素养的首要和基础任务是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作为一个统一体，其培养实际上是在语言知识无序出现的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真实的语文活动中进行的。王云峰认为，语文素养当然离不开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没有相应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就谈不上语文素养；但素养不是知识和能力的简单相加。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其自身的言语实践活动是关键，因此必须设计好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境，并引导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提升其语文素养。

从2016年的研究情况看，语文核心素养的官方描述呼之欲出，而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结构知识，讨论还将继续。

七、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历来是外语教育的研究热点，除了解构跨文化交际能力，多年来主要关注如何培养学生的目的语文化能力，而对“外语教育中如何保持母语文化”鲜有讨论注9。2016年的相关研究则对两方面都有关注，显示学界对跨文化能力的观察与思考进一步深入。以下研究值得关注：

第一，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包括六个方面。孙有中认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可以描述为：1.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2.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3.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4.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5.能得体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6.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第二，跨文化教学有五项基本原则。跨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包括思辨、反省、探究、共情和体验。孙有中具体指出，跨文化教学应该训练学生运用认知技能解决跨文化问题，应该鼓励学生通过跨文化反省培养批判性文化自觉，应该成为一个开放的跨文化探究过程，应该基于共情伦理并促进共情人格的发展，应该创造跨文化体验的机会以促成跨文化能力的内化。

第三，对不同维度上的语言文化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语言文化从产出“过程”出发，可分为主题、语篇、情境和语言本体四个维度。文秋芳（d）建议：对语言本体维度上的语言文化，最好通过认知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显性教学；在教授情境维度和语篇维度上的语言文化时，宜采用案例教学法；对于主题维度上的语言文化知识，鼓励英语通用语者学习多元文化。

第四，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李淑梅认为，以下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重工具性、轻人文性；二是外语教育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受到挑战；三是青少年的文化“自我殖民”倾向严重；四是外语教育中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青少年的文化渗透；五是外语教育中的西方文化沙文主义。

第五，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应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国外语教育应该从文化安全视角出发，引导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了解，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提升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批判地吸收外域文化。李淑梅指出，我国外语教育的文化安全的立足之本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安全之保障是文化认同与文化分享，文化安全之关键是文化批判与文化平等，文化安全之升华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只有在外语教育中坚守本民族特色文化，才有可能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赢得真正平等的、被尊重的地位，才能切实维护好国家的文化安全。

第六，应开展“中国英语”教育。赵海燕认为，中国英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英语及英美新教文化向中华文化传播的历程，同时造就了中华文化反向传播的条件和途径；中国英语教育约二百年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精神之完全独立自由的文化变迁进程，在此期间，中国人英语学习中的“自文化意识”也逐渐得到发展和强化；加强“自文化本位观”研究和开展“中国英语”教育，应成为体现外语教育性质的新常态。

八、 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

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是伴随着孔子学院、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形成的学术热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而“自信”并不意味着盲目甚至颟顸，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推动“反思求变”成为2016年相关研究的突出特点。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以及真正的“自信”应当具备的格局，也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考虑对象国的感受和需求，在学界形成共识。

第一，当前我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阻力。孔子学院除了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在教学质量、本土化进程、建立互惠性理解、实现人心交融互通等方面的突破并不多（刘学蔚，郭熙煌），甚至遭政治排斥和舆论曲解（赵世举f）。本土教育机构质疑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家机构的一个部门，通过语言推广的形式对当地民众输入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干预并试图操控本土大学的教师招聘流程、干涉本土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刘学蔚，郭熙煌）。

第二，我们自身存在问题。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差异的不可调和性（刘学蔚，郭熙煌），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只想着向别人推广什么，较少想别人需要什么；重语言传播、轻文化传播；而即使意识到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也不得要领，厚古薄今，造成误导（赵世举f）。

第三，文化传播应尊重对象国的主体性。李韵认为，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说者和听者的角色总是在不断地转换；文化输出如果主要以本国作为传播主体，从本国文化的偏好、利益和追求为主要出发点，容易表现出“单向传播”和“大范围传播”的趋势；这种“主体性”的趋势往往会招致其他文化的警惕和敌意。因此，应坚持“文化对话”，使其他文化在传播中也居于主体地位，推动传播双方的互惠理解。赵世举也指出，要转变理念、调适话语，凸显服务理念，避免单向思维和功利色彩，促进平等对话和深层次交流，并构建具有广泛接受性的传播话语体系，以增进互尊与互信，化解误读及抵触（赵世举f）。

第四，谨慎选择文化内容。在传播中华文化时，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进行简单取舍，而是应该在更尊重对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谨慎的抉择。朱瑞平认为，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的文化传播内容选择应以代表性、现代性、普遍性、供需结合为原则；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海外文化传播还对当代大众消费文化情有独钟，使现阶段或近期内全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都呈低级化、表面化趋势，一旦某种定势形成，即使我们再想向世界传播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也很不容易改变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看法。

第五，孔子学院应改变策略。孔子学院要尽可能淡化政府背景，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充分引导商业机构、民间智库和社团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刘学蔚，郭熙煌）；要入境随俗、积极融入，协调好各种关系，争取广泛支持，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落地生根；要创新方式、多管齐下，搭车前行、多讲故事、善用载体、借重科技；要改进教学、提升水平（赵世举f）。

其    他

除了上述热点，2016年语言服务研究、语言政策理论和国别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语言服务研究就语言服务的理论框架、构成类型（特别是区分专业语言服务和伴随式行业语言服务）、语言服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总体而言尚显不足，尤其是关于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的政策制度、标准规范等的研究暂时空白。语言政策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至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路径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涉及语言生活、语言竞争、语言意识、语言管理理论、微观语言规划、家庭语言规划、语言景观等多个研究话题，并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生活”（李宇明i）、“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要求语言规划必须自觉由单语主义转向多语主义转变”（李宇明f）等新论断；不过总体而言，议题比较分散。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涉及83个国家，美国仍是第一热点，亚洲国家最多，非洲国家仍不多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渐走热，其中语言教育政策、语言传播政策受关注最多，其余研究话题也比较分散。

小    结

关于语言政策研究，近来有两种趋势被反复提及。一是向上，立足国家利益、基于宏观视角、关注语言功能、跳出语言看语言；一是向下，立足个体权利、基于微观视角、关注语言结构、深入语言意识。前者随着语言与国家、语言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带一路”语言问题等研究的深入而被大量实践，后者随着家庭语言规划、语言景观、语言保护、语言规范等研究的深入而逐年增多。这两个有时被解读为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显著性差别的学术方向，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建构、互相驱动的关系。宏观研究需要以微观研究为支撑，思辨推演需要以实证结论为依据；反之，微观研究可以建构宏观研究的学术话题、推进宏观研究的理论深度。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发展趋势的述介，展示出在二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学术意愿。但从2016年的研究情况看，总体而言，相较“向上”的研究，“向下”的研究、社会语言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驱动的研究还很欠缺，家庭社区等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领域语言规划、语言景观、语言保护等的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不仅数量不多，而且需要确立科学的理论范式，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方面，目前数量不少，而基于文献的重复研究也不少，因此需要深入对象国做“向下”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真实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意识，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为重要。

就语言的功能而言，在工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功能中，当前最受关注的是文化功能。语言助力“一带一路”的最高层次是文化层面的人心相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语言保护要从文化的视角推进，语文核心素养必然要从语言、思维的层面发展到文化、审美的层面，外语教育既要注重跨文化能力培养、更要保持母语文化能力，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的困难和可见的出路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2016年不同方向、不同维度上的相关研究在集体无意识中展现了共同的文化自觉，反映了国家战略、事业发展对语言政策研究的迫切需求，是由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宏观态势导向的学术自觉，是由多元文化接触加深带来文化选择迷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驱动的学术思考，是由语言和语言政策学界的文化良知驱使的学术情怀。同时，有必要注意到，文化自觉中的文化思考可能模糊了本体意义上语言的独特性、学科意义上语言学的独立性、事业意义上语言文字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此外，鉴于文化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赵世举（f）、戴曼纯（a）、朱庆之、石定栩等多位学者指出，让语言回归语言，切不可让语言问题政治化，值得关注并深入思考。

当前，语言政策研究还必须直面一系列语言文字决策困境。不论是在国家的语言需求和个人的语言权利之间、还是在语言的工具本质和文化属性之间，不论是在语言保护和语言演变的自然规律之间、还是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不论是在《通用规范汉字表》表外汉字要否类推简化的问题上、还是在异读词审音理据选择的问题上，不论是关于字母词和网络语言等的“堵”与“疏”、还是关于媒体语言的规范与创新，不论是语文课要不要教语言知识、还是汉语国际教育要不要教文化，2016年的相关研究全面观察利弊、充分权衡得失，坚持统筹兼顾、坚持客观辩证，“执两用中”，理性思辨。同时，也有必要注意到，政策选择是一切政策研究的核心价值，操作层面对政策实践需要把握好的那个“度”到底在哪里，需求迫切并充满期待。

张日培

201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