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理论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1】

世界诸国的语言规划，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目标却大致相同：第一，按照国家意志管理语言生活；第二，满足国家处理事务的语言需求。在我国，第一个目标可以具体表述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第二个目标可以表述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外延应当非常广泛，囿于学力目前笔者还很难确切圈定，但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描画其轮廓：一、语种能力；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三、公民语言能力；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五、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一 我国的语言能力现状

 

若不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考察，不少人一定会认为我国是一个语言大国：我国拥有100余种语言【2】，30余种文字；汉语使用人口超过10亿，是世界第一大语种；学习外语的人数约有3亿；2010年我国已经拥有网民4.57亿，其中手机网民3.03亿【3】；汉语在东亚、东南亚有着广泛影响，国际上学习汉语的人数已逾千万；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将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如果从国家的需要看，从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对比看，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比较低下。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有四：

（一）语种能力不足

国家的语种能力，包括国家能够掌握多少种语言，每一种语言有多少人才，语种和人才的布局是否合理等。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世界语言有7000多种，由于划分语言的标准还有争论，且语言和方言的界限不很清楚，这一数据的可信度尚须检验。不过说世界语言有5000种以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是移民国家，据其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可知，美国拥有语种数量达到380种。据说，美国具有处理500种语言（或方言）的能力，能够为公民开设200多门语言课程。作为对“9·11”事件的深刻反省，2006年美国提出了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战略，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定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几年来经认真实施，培训了大批关键语言的外语人才。【4】美国期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掌握的语种少。国家能掌握的外语种类有多少，尚无统计数据，估计不会超过100种，不到美国语种能力的1／5，不到世界语言的1／50。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不超过50种，经常可用的外语只有10余种。

第二，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在大约3亿外语学习者中，99%都是英语学习者，其他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可以说除英语外，所有语种都人才不足。我国与亚洲、非洲的关系十分密切，牵涉到国家的睦边战略、资源战略和反恐战略，但是亚非语言一直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短板。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教授的外语一般都是标准语，其实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很多外语也有变体，比如英语的变体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洲英语、南亚次大陆英语等。处理国际事务，只有标准语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懂得外语的各种变体。比如我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就需要听懂索马里海盗讲的阿拉伯方言。

第三，缺乏“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多外语”复合型人才，一类是“专业＋外语”复合型人才。很多国际组织，中国都是会费大国，但是中国公民能够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却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外语不流畅、不具备“多外语”能力是主要原因。比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工作，至少需要英语、法语两门外语。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同时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够在各领域用外语自由讨论问题、提供服务，这是争取国家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而这种“专业＋外语”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更是不足。【5】

（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小

中国的主要语言不仅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壮语、傣语等。

首先看国家通用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国家通用语言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但是国际组织却很少使用。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会员国使用，“有其名无其实”。汉语在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里甚至“既无名也无实”。许多国际会议，基本上不把汉语作为会议语言。在国际贸易、教育、科技等领域，汉语也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也要翻译成外文。由于历史原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比较集中，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汉语也处于弱势，其强势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印尼语）。

语言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表现在多边外交、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经贸科教的交流中，其次表现在外语学习中，即有多少人把它作为外语来学习。近些年，“汉语热”的话题常现报端，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世界上建了几百所，汉语国际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看好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就实际数据来看，世界上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远赶不上将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除了汉语之外，国际上也有不少人愿意学习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教育主导权也没有掌握在国人手中。语言教学要通过课文来实现，课文里面有文化、有观念，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是国人的责任，同时也关系到中华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国际上能否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

（三）国内语言状况也有值得思虑之处

国内语言生活总体上看还是和谐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也有需要改善、值得思虑的地方。

首先是语言统一的任务还很艰巨。普通话是国家主要的信息载体，但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很多人没有掌握普通话，缺乏用普通话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不平等，是一部分人被“信息边缘化”。比如说教育，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不是农村子弟天生愚昧，而是不能享有与城市子弟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而思之，普通话对中国公民而言，已经不只是信息载体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将来就不能很好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办法进入很多行业工作，比如播音员、教师等职业。还应看到，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普通话的传播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而且，香港、澳门和台湾，文字上与内地还存在着简繁差异。清末以来，国人努力推进的语言统一运动，虽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任务仍很艰巨，其艰巨性不在内地的城市，不在内地的东部地区，而在一些特殊地区。

其次，国家处理国内事务的语言能力并不充足。现在政府公务人员、大众语言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农村地区方言流行，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还是港澳台地区的重要交际工具；不懂方言，国家的很多事务没法处理。而我国目前已经有至少8%—10%的孩子一出生就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他们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双言人才”存在危机。在民族聚居地区，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不能很好处理民族事务。现在已经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不会说母语，汉族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主动性更是不足，民汉双语人才存在危机。【6】

（四）现代语言技术方面的问题严重

人类从有语言那一天起，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语言技术来扩大语言的使用。最早的语言技术，大约就是将两手合成喇叭状放在嘴巴上起扩音作用的“土广播”。文字是语言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语言技术，有了文字之后，语言技术开始成套成系统地发展起来，“文房四宝”是语言技术的产物，后来又发明了印刷术。之后又有了电报、电话、录音、传真、广播、电视、通信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语言技术。

现代语言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诞生的信息技术。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产生，当时是为计算服务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试图用计算机来解决语言翻译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很多科学家认为机器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国家都陆续放弃了机器翻译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人士说汉字要灭亡了，因为难以进入计算机。计算机从键盘输入到屏幕显示，先天都不是为汉语汉字设计的，中国跟西方比整整失去了一个键盘时代。后来，我们用编码技术来解决汉字输入问题，用点阵技术解决汉字的屏幕显示问题。到了手机的数字键盘输入，汉语反而比西语优越；一块手机屏幕可以容纳六七十个汉字，显示的信息量远超西语。现代语言技术在手机上第一次显示了汉语汉字的优越性。

现代语言技术决定着国家信息化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信息安全，制约着国家的“信息红利”。中国的网民数量、手机数量、汉语汉字、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等，决定了中国信息化有着光辉的前景。但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却很少，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技术标准相当滞后。在语言信息化之前，语文知识属于人文范畴，而今已经可以转化为工业标准。计算机之间、手机之间能够交换信息，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技术标准，包括字库标准、编码标准、传输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语言文字知识是这些标准的基础。在只有“人际交际”的时代，只提语言文字规范化就足够了；但是在出现了“人机交际”“机际交际”的时代，必须实现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而当前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标准化的认识、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都很不到位。

此外，信息领域的知识产权，还缺少明确且适合信息时代的法律保护，人才培养体系也不合理，“文者恒文，理者恒理”，计算语言学处境尴尬。我国对于现代语言技术的创造力、控制力和使用能力，都不甚理想。

二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举措

 

以上即兴性列举的情况，已可以表明我国的语言能力与已经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地位很不相称，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新需求。国家语言能力已为当论之事，当务之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尽快制定中国外语规划

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经制定过《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国家似乎忽视了对外语的规划，导致外语语种布局的严重不合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学俄语，那是被意识形态左右的。改革开放之后，英语成为我国的“唯一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奇缺，亚非语言人才奇缺。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字虽然只有八个，但是很有针对性。

今天制定外语规划，必须首先做好两个方面的调查：第一是国家外语需求调查，包括国内外语生活需求和国外外语需求，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大国应尽的语言研究的国际义务。第二是我国外语人才现状调查，包括各语种人才的数量、语言水平和发挥作用等情况，也包括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力、外语研究能力等。这两个方面的调查最好能够制度化，或委托专门的机构定期进行外语专项调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列入有关项目。

在需求与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外语规划。外语规划主要是语种需求规划和人才规划。语种需求可以分为四类考虑：第一类是国际事务中通用的语种，可称“通用语种”；第二类是国家利益的特需语种，比如周边国家的语种、重要资源地区的语种、合作关系特别密切国家的语言、“假想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等，可称“特需语种”；第三类是紧急情况下（如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需要使用的语种，可称“应急语种”，其人才具有储备性质；第四类是科学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语种，可称“学术语种”。

这四类语种有交叉，但在人才数量、人才来源、人才政策等方面会有不少差异。外语规划必须根据语种需求来做外语人才规划，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外语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因此首先要做外语教育规划，包括外语专业人才规划和公民外语能力的规划。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国家的外语能力，例如外国来华工作和学习人员的语言资源利用；我国有30多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就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看，可以发挥外语的作用，这些民族语言人才可以经过培训转化为外语人才；甚至也可以考虑开发海外的语言人才资源等。

此外，还要有外语研究规划，凡是对中国有用的外语，都应当有人去研究，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重视对世界的研究。当前，要重视全世界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研究，重视亚非语言的研究，特别是我国跨境语言的研究。要鼓励学者到田野去调查语言，到国外去学习语言。

（二）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

汉语的国际教育过去称为“对外汉语教学”，那时是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学习汉语，但需要学习汉语的人不一定都有条件来中国，应当在他们的本土开展汉语教育，中国的老师要“走出去”。比“走出去”还要长久的，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本土化”，即培养外国的汉语教师，编写适应国外学习的汉语教材和教辅材料，教给学生在本土进行汉语交际的能力等等。

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必须认识语言传播的科学规律，特别是需要研究一种语言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群体，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地区，是什么力量推动语言传播的？要通过研究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向世界传播的历程，来发现语言传播规律。同时要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外语政策，研究世界各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探讨在各个国家传播中华语言的最佳途径。

历史上，很多语言的传播是伴随着宗教、殖民、侵略、掠夺进行的。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是崇尚和睦的民族，汉语的传播是带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情谊传播的，同时也具有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功能，所以同历史上很多语言的国际传播会有很大的不同。汉语能够吸引很多外国人的学习兴趣，主要在于“现代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学习者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了解现代中国，进而获取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现代中国”也许就是汉语传播的最重要的动因。当然，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汉语，还包括民族语言。我们过去研究语言学习规律较多，研究语言传播规律较少。怎样制定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战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具有学术挑战力的课题。

（三）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

公民语言能力之和，便构成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正在制订、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7】，有很多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问题。语言能力是人的三种基本能力之一，提升公民语言能力是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道路上的必务之业。过去，国家语委的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层面，现在深入到面向人人的语言能力发展，这是很大的跨度。

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关键是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我国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语言能力，还没有明确要求，但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比如高考有外语考试，表明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起码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我国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就把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这就是说中国公民除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之外，还应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这种教育实践，已经蕴含着对中国公民的语言能力的要求：汉族人在掌握汉语方言的基础上还要掌握普通话，同时还鼓励懂得一门外语。少数民族在传承自己母语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时也要学习一门外语。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汉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8】的事实标准。教学中对汉语文、民族语文、外文的课程要求，其实已经包含着具体语言的能力标准。因此可以说，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语种能力”和“具体语言能力”的事实标准，在这样的事实标准上，制定公民的语言能力标准已经没有多少技术难度。如果把“汉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这种教育实践上升为国家标准，国家的语言能力就有了基本保证。

（四）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

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智慧地球”的理念已经提出，因现代语言技术构造起来的虚拟语言生活，丰富、活跃而且精彩，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而且强烈。互联网正在面临着两个突破性进展：一是物联网，一是云计算。物联网就是对生活中所有事物的数据都通过芯片记录下来，实现物质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化，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络，是“智慧地球”的基础。【9】由于物联网的应用涌现出大量数据，每个单位的计算机服务器的运算能力、信息储存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建立专门的数据中心来管理数据。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和管理，就叫作云计算。云计算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虚拟计算。

万事贵在得风气之先。我们必须思考物联网和云计算对语言技术和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什么新的机遇与挑战。当然，云计算和物联网究竟会怎么发展，尚难定论，就如同当年无法预测互联网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早年，美国军方为防止数据丢失，把数据分别存放，并将存放这些数据的不同地方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的计算机网络。后来计算机网络发展为互联网，开始商业化，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带动下，全世界掀起了“修路热”。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互联网会发展成什么样，甚至将互联网想象成电视点播网。

人类20世纪最大的发明创造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真正让地球成为一个“村子”，把每一个人的智慧系联起来，叠合起来。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可以预见，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随着“智慧地球”理念的现实化，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一定会有更大改变。这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最大的特点是谁掌握了信息技术谁就掌握了世界。

（五）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保证。语言规划的水平和语言生活管理机构的执行力，直接影响着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语言规划当前的关键是理念，最重要的理念有三：

第一，提倡“多言多语”生活。中国的现代教育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普通话（国语）教育，终于使多数汉族人能够讲方言，也能够讲普通话；使很多少数民族同胞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国家通用语言；使很多中国人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外语。从“单言单语”生活走向“多言多语”生活，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语言生活的进步。今天，我国还有不少“单言单语”人，应当尽量将他们培养为“多言多语”人。

第二，语言资源理念。不仅把语言当作交际工具，不仅看到语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还应当把语言看作资源，要保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尽力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普通话、汉语各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乃至外语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语言资源。近期是口头语言消逝的关键期，全世界估计在100年内有90%以上的语言将要消亡，人类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危险。我国的情况也不乐观，特别是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城市化进程仍在快速发展，中国的“语言地图”近期将面临大幅度改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国家的语言资源将大面积流失。

第三，语言生活和谐。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语言生活和谐既是社会和谐的象征，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次交际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也都是中国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语言规划应当使它们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语言生活分散在各行业、各领域，对语言生活的管理需要统筹协调。而当今的管理存在着“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情况。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语委负责国内管理与推广，国家汉办负责汉语的国际传播，国家侨办负责海外华语教育；再如外语，中小学外语教育、大学外语教育、研究生外语教育分属教育部的三个司局管理，科技名词的翻译属于国家名词委，新华社在外语翻译方面也具有一定权威性，国家的外语生活管理和宏观的外语政策，没有明确的责任单位，出现“政府缺位”现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管理分属国家和地方两层次，在国家层次上又分属国家民委、国家语委等单位；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等都有职责。此外，外交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工商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旅游局等部门，都是语言文字工作“大户”，负有在本行业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职责。要管理好如此复杂的语言生活，必须有一个直属国务院、对各行业的语言文字应用具有较好协调能力的语言管理部门。否则“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改观，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也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

“国家语言能力”既是语言规划的新概念，也是看待语言的国家功用、处理语言关系、审视语言生活中的各种争论、开拓语言文字工作领域的新视角。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最近目标，应该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事件，我国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

［原载《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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