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

如果从清末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设立和广方言馆的开办算起，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1】外语教育为推动私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理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百多年来的中国外语事业，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方面。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外语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走入大众化教育，学生规模、学习动机、教育举措等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大学、中学乃至小学都无不重视外语教学，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社会外语培训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国度。伴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外语服务等成为社会的新需求，并在有限领域、有限人群中逐渐开始了“有限的外语生活”。有限外语生活的出现，反过来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并将有力推进外语事业的大发展。

预测未来，规划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都在进行的社会工程。这种在“虚拟现实”基础上进行的社会理性操作，当今被称为“发展战略”或“发展规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当国家的外语需求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外语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必须系统梳理外语观念，根据时代特点和国家发展，全方位地做好国家的外语规划。

一 影响外语规划的主要因素：国家开放

三十多年来，我国开启国门，坚持开放，由“本土型国家”正在转变为“国际型国家”。本土型国家的外语需求，主要在外交和军事、安全、翻译等较为有限的领域，培养一些高级外语人才即可满足需求。国际型国家则不同，它对外语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特点是需要外语服务甚至“外语生活”。国家的进一步开放，中国走向世界会更广泛更深入；世界来到中国也会更广泛更深入；并且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还须承担愈来愈多的国际义务。做外语规划，首先应考虑国家开放对外语事业的影响。

（一）中国走向世界

外语是国家行走的先遣队，国家到哪里，外语就应当先走到哪里。过去我国能利用的外语资源，主要是国际上较为通用的语种，今而视之，这显然远远不够。在多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出国留学、劳务输出、商贸旅游等国事与民事中，国家需要拥有更多语种的人才。而且，要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减少误解，减少冲突，就必须用各种语言介绍真实的现代中国。全世界现今有22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应能逐渐掌握这224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将来再延及其他语言。

（二）世界来到中国

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就业机会增多，外国公民来华学习、工作、旅游甚至定居的情况，定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小区。一些大型的运动会、博览会、商贸洽谈会、学术会议等，也会来到中国召开。

对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的语言服务，将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外语事业。这些外语服务，包括公共场所的外语标示，公共交通工具的外语提示，邮政、餐饮、医疗、金融、通信、文化、教育、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外语服务等。对于逐渐形成的外侨聚居区，还需要提供社区性的全套外语服务。

大型的运动会、博览会、商贸洽谈会、学术会议等的外语服务，时间是短暂的，场合是有限的。但是，对来华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外国公民的语言服务，却要涉及社会诸多领域，涉及许许多多的外语语种，涉及大批社会从业人员的外语培训。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学过外语的和正在学习外语的人数，肯定超过三亿人，但是我国却没有真正的外语生活。而且外语学习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向己型”的，即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而语言服务则是“向他型”的。“向己型”的外语学习者，可以是社会的精英，学习的语种是世界上的通用语种；而“向他型”的外语学习者，是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外语语种十分广泛，周边国家的语言地位会逐渐重要起来。这种变化会对外语言教育、外语规划产生重要影响。

（三）履行大国的国际义务

一个国际型的大国，必须有所担待，负责任地负起国际义务。这种国际义务，首先是参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工作，参与世界各地的救灾、维和、调解、选举观察等任务。在这些国际事务中，不仅积极参与其游戏，更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使中国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使人类能够更多地从中国理念中受益。这就要求参与国际事务的人员不仅要懂得国际事务，而且要有高超的外语水平。

国际义务不仅表现在一般的国际事务中，而且也表现在国际文化事务和语言事业中。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居所，维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成员的共同义务。语言是文化的基石，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维护语言的多样性。研究国际上古老的语言文字（如古埃及文字、梵文、拉丁文等），调查、研究全世界的语言与方言，抢救濒危语言，也会逐渐成为中国语言学家的国际义务。

中国由“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会使外语的视野变得无限广阔。可以说，世界有多大，中国外语视野就应当有多大，全世界所有的外语语种，都应逐渐纳入中国的外语规划。

二 影响外语规划的另一因素：信息化

信息化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以其为标志所形成的信息化时代，是继农业时代、工业化时代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时代。信息化用数字技术为人类构筑了一个虚拟空间，并正尽多尽快地把现时空间的生活移入虚拟空间，近二十年来电子政务、电子学务（包括教育、科技的数字化）、电子商务和电子休闲娱乐等电子事务的发展，足以显示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迁移的速度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语言大约负载着人类信息的80%，虚拟空间的生活始自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水平，标志着人类信息化的水平。一方面，虚拟空间迅速地把人类的智慧网聚起来，给人类带来知识与思想观念的核裂变，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工作方式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巨大的信息鸿沟，使一些国家、一些人群被信息边缘化，造成人类社群之间新的更大的不公平。

除了硬件和技术因素之外，语言障碍是信息鸿沟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外语及外语信息化，在克服虚拟空间的语言障碍、消弭网络信息鸿沟方面作用显著。当前中文网络发展极快，不久的将来可能占有世界网络的三分之一，中国在世界上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中文的学习价值将成倍增加。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外文，中国将失去三分之二的虚拟世界。中国的外语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虚拟语言生活。

自动翻译技术是信息化对外语事业的最大贡献。自动翻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与质量，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全民学外语”的局面，彻底解决语言学习能力的有限与外语语种繁丰之间的矛盾。自动翻译技术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语研究水平，外语学家应更加关注语言信息化的发展，将研究成果积极运用到自动翻译技术中。当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外语学习和外语服务的效率，已是常识问题，此可不论。

三 外语规划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了解外语方面的国情

外语应用的现状及未来的需求预测，是外语规划的基础。《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2008年上编发表了《英语热》《地名牌和交通指示牌中街名转写问题》《产品说明书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医疗文书及药品包装用语用字状况》《北京奥运会语言环境建设状况》《民航语言文字使用状况》《青藏铁路语言使用状况》《上海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状况》《北京涉外集贸市场语言使用状况》《外语教育中的小语种热》《北京奥运会多种语言使用》《外企职场语言生活状况》《中文菜单英译规范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报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领域（行业）的外语使用状况。而且也展现了外语研究的新视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在四五年的工作中切实感到，当前人们对外语国情并不怎么了解，对未来的外语需求分析也很不充分，因此，制定外语规划的当务之事，是对外语国情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研。

外语使用是分领域的，外语国情的调研应当分领域（或分行业）进行，了解各领域外语应用的实际状况，比如涉及多少外语语种，现有多少外语人才，这些外语人才的水平和知识结构如何，当前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等等。并应根据各领域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事业发展，预测外语语种的需求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对外语人才会提出些什么新要求，怎样解决业已存在的外语问题，怎样应对未来的外语新需求等等。以上情况的加和汇总，便构成了我国的外语国情。根据国情，制定规划，以保证外语事业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要求，保证外语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非通用语种

非通用语种（俗称“小语种”）是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和外语生活中面临的大问题。非通用语种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在世界各地的顺利行走。近些年非通用语种的招生、就业都出现了新气象，并在专业开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但是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1.非通用语种数目过千，哪些语种是我国急迫需要的，哪些语种只需要放在研究室里？哪些语种需要设置教学专业？应遵从什么样的语种顺序设置教学专业？

2.每个非通用语种专业需要几名教师？这些教师怎样把教学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学同其他专业结合起来，把教学同对社会的其他服务结合起来？

3.每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几年招生一次、一次招生多少？非通用语种与通用语种的学习怎样结合，以培养出以一种语言为基础、兼通多语的外语人才？语言学习与某些专业学习怎样结合，以培养出“外语＋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4.对国家来说，许多非通用语种具有资源储备的性质。通用语种可以通过市场导向来发展专业，而非通用语种的专业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要靠政策。国家应出台何种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扶植非通用语种可持续发展？

5.社会各领域须重视非通用语种的应用，不能把使用英语误以为国际化的标准，更不能把外语的概念外延缩小为英语。对外领域要鼓励多语并用，比如到巴基斯坦工作的科技人员，应当懂得乌尔都语等巴基斯坦语言，到坦桑尼亚等国的孔子学院作教师的，应懂得斯瓦希利语，到巴西做经贸的，应学点葡萄牙语等等。国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应当根据服务对象来选定服务语言，比如东北的旅游业应当有懂俄语的导游，上海的机场可以有较多的日语、韩语服务等等。

（三）翻译

翻译是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也是最为重要的外语事业。“全民学外语”并不减弱翻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国外文献的中文翻译，仍是翻译的主要领域，为“国际型国家”所必需。仔细想来，外国文献只有经过翻译，用本民族的语言表达它的概念、命题和思想推演，才能最终成为本民族的精神财富。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获得的新概念新思想，有许多都得益于翻译。由此可见翻译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汉语文献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用多种语言向外译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迫切需要，需要加大力度、精心策划。中国的科技教育，只有通过向外译出，才能加入国际大循环中；中国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只有通过向外译出，才能为世界人民所了解、所理解、所采纳。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谋划：发展电视、广播的外语频道，增加外语报刊图书的出版，及时翻译中国的法律和科技、文化产品，用外语撰写中国的时事政治等，用世界人民习用的语言和乐见的表达方式介绍现代中国。这是当代翻译事业的国家使命。

书面翻译加上同声翻译和一般口译，再加上科技翻译，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大的翻译力量，因此应打造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翻译产业。为此就应当充分尊重翻译、特别是书面翻译的价值，在晋职晋级、科研成果统计、劳务报酬等方面给以合适对待。更应大力推进机器翻译的研究与应用，力争在若干年内，机器翻译能够进入实用阶段。

（四）公共服务领域的外语问题

我国公共领域的外语服务，近一二十年在大中城市有了较大发展，但明显地计划性不够、规范性不够，形象价值大于实用价值。比如地名路牌的外文转写、电话问询的外语使用、产品上的外文标示及其外语说明书等，就存在着不规范、不看对象、不合国际惯例等问题。

当前的公共外语服务，基本上还是理念性的，即自我感觉这是外国人需要的，或是要树立礼仪之邦的国际化形象。出发点可嘉，但效果不一定好。应当深入进行公共外语服务的科学调查，看来华的外国公民需要哪些方面的外语服务？当前的满意度如何？应该如何改进？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哪些行业需要提供外语服务，需要提供哪些语种的外语服务等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公共外语服务的行业要求。

为了奥运会、世博会的召开，北京、青岛、上海、江苏、杭州等省市，制定发布了有关领域的英文译写的地方标准。在此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应当制定道路交通、旅游、餐饮、文化、体育、医疗卫生、金融、邮政、电信等领域的外文译写标准，促进公共领域外文使用的规范化。当前，除了提供英文之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还应当考虑俄文、日文、韩文的需求。

公共领域的外语服务，在语言文字的标准上，应当科学处理外文标准与“中国式外文”的辩证关系，在使用上更要协调好外语与母语的关系。

（五）社区外语服务

社区外语服务的话题，还很少听到国人谈论。现实中，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外国人的聚居区，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这样的外侨聚居区肯定会增多。外侨聚居区的外语服务，牵涉到外侨的生活质量和国家安全，在外语规划时，必须预测在未来若干年内，会在哪些城市出现哪些语种的外侨聚居区，社会网络怎样向这些聚居区提供合适的管理和外语服务。

社区外语服务同大型会议的外语语言、公共领域的外语服务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社区通行的是外国语言文字，且往往是非通用语种；需要社会网络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生活信息；管理和服务人员一般都不是外语专业人员，而是各种社会工作者，多数人都没有扎实的外语基础。这是一项有难度、不能一蹴而就的社会工程。

（六）特殊领域的外语问题

军事、边防、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对外语有特殊的需求。需要有军事、边防、国家安全等方面良好素质的外语专家，也需要一般从业者具有外语的基本素养。

外语专家可以通过部队、公安等所属高校的外语院系培养，更需要与地方外语院系合作。应当建立应急的外语人才库，以解决稀有语种、特殊任务、紧急状态时的外语需求。这些特殊领域，有许多涉及周边语言和跨境语言，如朝鲜语、蒙古语、赫哲语、鄂温克语、图瓦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景颇语、傈僳语、独龙语、傣语、怒语、京语等，可以考虑利用我国的跨境语言人才来解决一些外语需求。

根据军事、边防、国家安全的需要，分领域制定最为重要的“关键语言”。建立关键语言专家库，组织关键语言的民间援助团队；设置关键语言水平标准，编写关键语言培训教材，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有关人员学习关键语言。在这方面，美国当前的外语战略值得借鉴。【2】

（七）公民外语素养

语言既是国家资源，也是个人发展的资本。欧盟要求其各成员国的公民应当掌握三种语言：母语和外语，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外语，也可以是本国另一种语言。【3】三语能力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对公民的语言要求。外语能力的竞争，已经成为人才竞争的重要部分。

我国尚未制定公民语言能力标准，但从教育体制设计和现实情况看，是在大力提倡多语：提倡汉族公民具备双语：普通话加一门外语；提倡少数民族公民具备三语：民族母语、国家通用语言、外语。研究生还要学习第二外语。这表明，实践上已经把外语看作有文化的中国公民的素养了。

国家富，须藏富于民；国家智，须积智于民。在国际的共识背景下，在国家的未来发展蓝图中，在已有的外语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国家应当明确提出公民的外语素养问题。在扎实掌握母语的前提下，一般公民应掌握或粗通一门外语，提倡学习两门外语。【4】

公民素养的培养，当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因此应探讨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一门外语教育。当然，我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缺乏外语生活环境，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一门外语教育，在很多地方都有困难，尽管如此，也不应当放弃这一目标。

毋庸置疑，国民教育体系是外语教育的主体，但是培养公民的外语素养，必须充分发挥非国民教育体系的作用，依照学习型社会的思路逐步构建起外语的终身教育体系。规范社会外语培训行为，发展外语培训产业，提供方便学习者的外语课程，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公民参加外语培训、特别是非通用语种的培训。通过社会培训来保持公民的外语水平，充实国家的外语资源库存，保障特殊领域、特殊职业、特殊人群的外语学习。

四 结束语

中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却是外语资源利用的穷国。全世界五六千种语言，较为全面介绍到我国来的语言顶多有百余种，国家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约有五六十种，国家能用的外语只有几十种，而经常使用的只有十来种。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十分需要的许多非通用语种，人才稀缺。世界上有价值的文献未能及时翻译进来。中国的外文杂志少而又少，中华文献的外语翻出更是薄弱，数量少，语种少，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十分不相称。

这种情况，与国家没有统一的外语规划、没有统管外语的机构很有关系。要做好外语规划，使外语事业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应当考虑国家有一个统管或是协调外语事业的机构。或是在国务院内设立外语局；或是提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地位，赋予它统管国家语言事务，包括外语事务的职能。同时应当积极研究外语在中国的法律地位，通过法律法规促进国家外语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国家的外语资源。

主要参考文献

陈章太 2005 《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

付 克 1986 《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高晓芳 2006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 2010a 《中国语言规划论》，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 2010b 《中国语言规划续论》，商务印书馆。

束定芳、华维芬主编 2009 《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束定芳、刘正光、徐盛桓主编 2009 《中国国外语言学研究（1949—200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6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上编），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7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上编），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8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编），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2009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上编），商务印书馆。

 

 

［原载《外国语》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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