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

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主要的部分都记录在各自的古籍文献之中。因此，各民族古籍文献是一笔难以估量的知识财富，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结晶，也是迈向新世纪、创造新生活可资借鉴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陲，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些土地上。从秦汉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用汉文记录了诸多少数民族地方的情况；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也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写下了不少的著作。在这些遗留下来的古文献中，既有关于物产、交通、气候等方面的资料，也有关于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记录，还有体裁多样和题材丰富，并具有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有许多思想犀利、见解独到的文艺理论著述。总的说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用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还有一些金石铭刻；二、有关少数民族资料的古代汉文古籍文献；三、各民族世代流传下来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学术研究价值的口传文史资料。

一、用少数民族古文字记录的各民族古籍文献卷帙浩繁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曾经使用过30多种民族古文字，留下了古彝文、纳西东巴文、古突厥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古壮文、古布依文、傣文、瑶文等诸多文种的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

从目前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来看，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图书馆、民族地区的省市图书馆以及各大专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寺院等分别收藏着各文种的大量古籍文献。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民族古文献包括藏、蒙、满、彝、傣、纳西、西夏等诸多文种。其中不乏珍贵的文献或已绝版的书籍，如藏文《大藏经》纳塘版《甘珠尔》部、《多仁班智达传》手抄本、《贤者喜宴》初印本、宁玛派契经《伏藏》，蒙文《蒙文汇书》《蒙古秘史》、蒙汉合璧《圣谕广训》，满文《盛京赋》，彝文《西南彝志》，傣文《德宏傣文》手抄本，《六种夷语》（含彝文和五个地区的傣文），等等。除此之外，该馆所藏的1153种拓片（包括西番、梵、西夏、回鹘、突厥、女真、蒙古、藏、满九种古文字金石碑铭）也是非常珍贵的民族古典文献。

以单一文种的古籍文献收藏情况而论，许多文种的古籍文献分别被国内外的图书馆或研究单位、寺院收藏。以藏文古典文献为例，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这个时期的文献由三个方面组成：其一，金石铭刻，内容包括会盟、记功、述德、祭祀、颁赏、封诰等；其二，敦煌石室藏文手卷，仅流失国外、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就有5000多卷，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散存于民间；其三，敦煌和新疆南部偌羌米兰古堡出土的古藏文木简、文书、羊肩胛骨卜辞等，已发掘300多件。现存的藏文古籍文献，据初步调查了解，数量和种类都蔚为大观。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20000多函约100000多册，哲蚌寺就收藏近10000函，萨迦寺收藏近6000函。又如甘肃省约有藏文古籍17886种，73507部（函本）。仅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就收藏约60000部（册），可分为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传记、天文历算、工巧、数学、诗学等十多类。其中全集类177种21320部（册），哲学类15411部（册），传记类1931部（册），声明类249部（册），文法诗学类561部（册），天文历算、工巧类280部（册），医药专著495部（册）。

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数量最多，内容亦最为丰富。这部分古籍文献由于文字流传范围的限制，过去很少为世人所了解，大部分没有翻译成汉文，非有关文种的专业人员无法问津，但这部分古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实践经验的体察。有许多闪闪发光的著作，曾经照耀过一代代各民族的先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历程，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和深邃的思考。各民族人民的先民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对事物有特殊的视角和体验，因此他们的认识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用民族文字记载在古朴的纸张、竹简、木牍、桦树皮、布帛、羊皮和贝叶上，或铭刻在碑碣上，更显示出了民族文化特殊的魅力。这些民族文字古籍文献与汉文古籍文献并驾齐驱，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古代典籍文化的灿烂宝库。在这座文化宝库中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各自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都很高，理应高度重视。

二、用汉文记录的各民族古籍文献内容丰富

用汉文记录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志的情况极为普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就多达3200种，约占全国现存地方志8264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的38.5％。其中内蒙古地方志41种，宁夏地方志9种，青海地方志8种，新疆地方志78种，广西地方志58种，贵州地方志66种，云南地方志125种，西藏地方志44种。有的版本极为珍贵，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仅有，如《江川县志》清光绪抄本、《新疆四道志》抄本、《开化府志》抄本。

历代文人、史圣的著作中，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及少数民族地区风情为著述内容的不缺其例。以云南地方文献而论，由于前人的重视和辛勤劳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如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专载云南地方民族史事以来，《汉书》《后汉书》及此后历代“正史”，都有比较系统的或分散于各“传”“志”中的有关滇事的大量记录。又编年史如《通鉴》《明通鉴》，政书如《文献通考》《通典》《通志》《会典》及历代“统一志”等中，对云南历史、地理诸方面也都历代相承地做过系统载述。个人著作有关滇事的更多，最著名者如东汉杨终《哀牢传》，晋代常璩《南中志》、李充《云南风俗记》，唐代袁滋《云南行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李德裕《西南备边录》、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韦琅《云南事状》，宋代辛恰显《云南录》、邓嘉犹《西南备边志》，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张立道《云南风土记》、李京《云南志略》，明代韩宜可《云南稿》、彭纲《云南总志》、杨慎《滇载记》、田汝成《炎徽纪闻》、诸葛元声《滇史》、谢肇规《滇略》、徐霞客《滇游日记》，清代冯票《滇考》、毛奇龄《蛮司志》、谢圣纶《滇志略》、檀苹《滇海虞衡志》、倪蜕《滇云历年传》，等等。另有专记各民族及南诏、大理的专著，最早者如传为唐人的《白古通》，此后有明代钱古训《百夷传》、阮元声《南诏野史》、顾应祥《南诏事略》、作者不详的《土司底簿》等。又清代齐召南《水道提纲》，专章记载云南水道；李诚《云南水道考》对云南水道的考述极精审。再如清代吴其溶《滇南矿产图略》、戴瑞微《云南铜政考》对云南矿产及铜务均有系统详明的载述。其他有关云南民族、山川、物产、边事、艺文、古迹等各方面的专书以及有关滇事的杂记、随笔、滇人著作的别集、总集、文集、诗集等，仅各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各省、县地方志中所著录或涉及者，就不下数千余种。

元代三部农书之一《农桑衣食撮要》是畏兀儿人鲁明善撰写的。这本书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写的。此书于元延祐元年（1314）出版。该书共分十二月令，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对农民很有帮助。修撰辽、金、宋三史，是元代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相继在中国北方统治了一个世纪以上。而汉族建立的宋王朝虽然前后统治三个世纪，但始终未能统一全中国。“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年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参加修撰三史的有蒙古人、畏兀儿人和汉人。

研究中国民族史及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汉文古籍中的二十四史和《清实录》，以及历代史家的著述和各民族地区的地方志，还有旅行家的笔录，赴边官员向朝廷的述职报告，当地政要、文人的著作等，都是重要的文献依据。可以通过这些著作大体勾画出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基本轮廓。假如没有这些汉文文献资料，我们就无法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夷蛮戎狄，也无法知道北方的匈奴、南方的百越和西南的百濮，以及各民族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这些记载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了下来，构成了一部中国民族史。有些汉文古籍相当于当时的民族志，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涉及西南30多个少数民族情况，记载了西南各民族的地理分布、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丰富内容。唐初樊卓的《蛮书》，有如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再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中涉及今新疆地区诸多情况。不少汉文古籍中还记载有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如春秋时的《越人歌》、汉代的《白狼王歌》、唐代的《南诏奉圣乐》、六朝时的《敕勒歌》，这些都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珍品。特别是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更需要参照汉文古籍中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文献记载。因此，有关少数民族的汉文古籍文献，无疑是民族古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研究少数民族情况的重要性，早已受到历代史家的重视。这部分古籍虽然重要，但已有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已不是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重点。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一部分长期流传在少数民族民间但很少为人所知的汉文资料，如瑶族的过山榜、白族的大本曲、布依族的巫词和古歌、广东壮族的歌堂书和民间宗教用书，以及各地少数民族用汉文记载的家谱族谱等。这些资料过去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有的从未受到学人的重视，有的虽曾为民族学者关注过，但也未被系统地收集整理过。其实，这些资料对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法律、文学艺术以及民间宗教，都有重要的价值，理应作为民族古籍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

三、口耳承传的各民族文史资料浩如烟海

我国各少数民族除了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和汉文著述的文化典籍之外，口耳承传的古代民族文史资料也异常丰富。因为无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主要依赖于口耳相传和世代承袭。有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可以用文字记录，但口耳相传的内容和范围往往超过了文字记载。事实上，在民族文字记录的古典文献中远古神话和创世史诗等，无疑是根据远古先民口耳相传的文史资料整理记录的，就是有些民族的英雄史诗，口传的范围也比书面传播更为广泛。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虽然有多种手抄本和刻本传世，但是至今仍以口头传唱为主。有些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有着多种彝文手抄本传世，但传播范围远不及民间口头传唱那么广泛。就是文史著作的内容，同样存在双向传播的情况。如百科全书式的彝文名著《西南彝志》所辑录的许多文史资料，是当今口头传唱的古歌唱词。有文字的民族尚且如此，无文字的民族就更不待言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一切社会实践积累的知识，以及创作的文学作品，无不用口耳相传的方式继承和传播着。于是我国各民族的口传文史资料，其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没有文字的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靠口耳相传。他们通过代代承袭的传唱方式，保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正如侗歌中所云：“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树有根，水有源，好听的话儿有歌篇；没有文字好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其实，汉文文献早期也是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过去学者将古代的传说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言论与书本记载并重，也是有道理的。以此论之，少数民族古典文献除了典籍文书之外，还应该包括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口传文史资料。在各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情歌、寓言、故事、谜语之中所包含的文史资料，例如苗族民间传唱的《苗族古歌》、侗族民间流传的《起源之歌》、彝族民间演唱的《梅葛》和《阿细的先基》、佤族民间传唱的《司岗里》、哈尼族民间传唱的《奥色密色》、拉祜族民间传唱的《牡帕密帕》、瑶族民间传唱的《密洛陀》、水族民间传唱的《开天立地》、景颇族民间传唱的《穆瑙斋瓦》等，被各民族视为自己的历史。其间虽然有一些神话成分，但是也包含着许多具有文史资料价值的内容，无疑是研究各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从上述情况来看，各民族世代流传下来的口头传承资料，其形成的历史已十分悠久。它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有的已经定型，有的时有变异，但是，通过它们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民族的起源，并考察其早期历史和最初的宗教信仰，亦能认识了解这些民族最原始的文学形式。原始宗教的颂词最初都是口头传承下来的，无文字民族就这样一代代传承，有文字民族后来就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宗教经典，也就是这些民族最早期的古籍。无文字民族口传的原始宗教资料有的演变成神话故事，有的演变成创世史诗，有的成为这些民族迁徙生息的历史记述。随着历史的发展，口传资料中还包括战争的传说、发明创造的故事、生产活动的经验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风俗习惯的叙述，它们就是这些民族最早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因此，这些口传资料与用文字记录的古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

总的说来，包括了上述三个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就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全国各民族文化的全貌。首先它使每个民族的古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记录，其次它覆盖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不管有文字的或无文字的民族，无一遗漏，这样就能使各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得到全面的保护而不致失传。我们所说的各民族的古籍是各民族文化中各个学科知识的总汇，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求得社会发展进步的经验记录，也是对自然界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不断探索的认知成果，是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创造活动的积累。可以说，每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知识，都集中地体现在民族古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