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死亡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错舛，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其四十二。前四句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英雄云集，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百花凋残，一派萧瑟，给人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阴阳舛错，天时否泰，人事盈冲，变故在须臾。魏明帝曹睿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曹魏政权急骤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与老聃一类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阮籍本传载：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统治上层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黑暗与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统治上层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争权夺利所取代而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的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之争；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在现实的无聊赖中，玄谈成为他们打发生命、打发才华的时髦行为。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批评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

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而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恰恰是政治。政局的黑暗，使得他们从道德上鄙视政治；政局的凶险，又使得他们从自身安危的考虑上远离政治。政治的离心力出现了。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建安作家又为“去日苦多”、功业未建而痛苦，那么，正始作家则是为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偏又充满艰辛与屈辱而痛苦。生命本已短暂，却连这短暂的天年都不能尽，而且，生命过程偏偏充满着对生命尊严的侮辱，这当然是难以为怀。阮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其突出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们对生命荒诞性的前无古人的思考并给出悲观的结论。在阮籍那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如《古诗十九首》所宣扬），更不能用来建功立业（如建安作家所表达），生命存在的意义已荡然无存，只是体味痛苦、侮辱，甚至只是恐惧地等待外来的暴力结束这生命：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其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其三十三）

生命至此，已无意义与自身尊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生命只是恐惧地等待着暴力的降临，生命只是以自身的生物存在为唯一关心，这是生命的堕落，已堕落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动物的生命比起这样的生命，尚有两点尊严：其一是，动物的生命仍有繁衍后代延续物种的使命；其二是，动物并不为生命的死亡而困扰。所以，阮籍一方面忧生惧死，另一方面又不免觉着这样活着太无聊。前者出自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动物性的；后者出自对生命尊严的理性思考，是人性的。所以他发出疑问：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其五十五）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延续生命为了什么？人的生命若没有尊严，怎能自诩它有方向与目的？人类的生命若没有目的，它从哪里获得意义与价值？被这些矛盾纠缠，思想在现实与精神的牢笼中冲突而不得出，他焉得不痛苦？痛苦又不能明白地倾诉，焉能不怪诞，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声大哭的机会以一泄胸中块垒？所以，在《晋书》本传中的他，才如此怪诞：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似的记载：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自由与人的自由意识有关，自由意识越强烈，对自由的追求就越强烈，对不自由的感受就越强烈而至于不能忍受。阮籍就是个自由意识极强的人。竹林人物中，除嵇康外，刘伶也属于这一类人。刘伶“志气放旷，以宇宙为狭”（《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以宇宙之大，尚不足以称自己自由心灵之意。他脱衣裸体室中，自云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世说新语·任诞》）。这些略显变态的行为，正见出自由心灵遭受压抑后的正常反应。他的《酒德颂》写大人先生，是：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这是对大空间、大时间的渴望。阮籍《大人先生传》在这点上几乎如出一辙，他说大人先生是：

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

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

空间大到“万里为一步”，时间大到“千岁为一朝”，犹嫌不足，因为“万里”“千岁”仍是约束，于是干脆“不处”而“无所寓”，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时空的约束。像阮籍、刘伶这样对大空间、大时间的追求，凌越庄周而空绝后代，正可以看成是那个不自由的时代对自由心灵压抑后，心灵产生的过激反应。这种心灵显然是变态的、病态的，这种自由也是自由的变态。

中国文学史确实太丰富了，丰富得让人奢侈，让人不懂珍惜。很多杰出的诗人及其诗作，我们都随手放在一个地方，以后就让他一直待在那个地方，而不是对他另加鉴定，为他重新确定在文学史框架中的地位。而由于他一直待在那个地方，在我们的观念里，他便几乎是先天性地属于了那个地位，不管他在这个地位是否委屈。

我的这段议论是由阮籍引起的。读阮籍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认识也在深化。我曾对他的个性不大欣赏。我喜欢刚烈的人物，比如阮籍身边的嵇康。因此，在一些发表过的文章中对他有些贬低与揶揄。但我现在认识到这是由于我自己的不够宽容——我当然没有资格说去宽容阮籍这样一个杰出的诗人，我是说我对人性的丰富性还缺少更宽广的认知与同情。知识的狭隘会导致精神的狭隘，而精神的狭隘会导致欣赏趣味的狭隘。我太喜欢他身旁的嵇康了，以致老拿嵇康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殊不知这“缺点”正是他的特点——正是最正常不过的人性，且是人性优点的另一面。欣赏嵇康与欣赏阮籍需要不同的眼光。

阮籍绝对应该有一个比现在人们给他的更高的地位。他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知道，在阮籍之前五百多年，有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阮籍当然不能与他相比，无论是从诗体的创立还是从人格的崇高上，他应该是逊色的。在他之前二十多年，是旗帜一般的建安时代，那个时代有气韵沉雄的曹操与风流自赏的曹植，他们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所体现出来的阳刚气质与朗畅风格，使阴柔晦涩的阮籍也显得黯淡。但阮籍的价值也正在这里。正是他天性中的阴柔气质使他能洞悉人生中阴暗的东西，直至深入黑暗的核心，揭示出黑暗的本相；正是他的懦弱性格使他认识到人在面临世道的黑暗与人生的荒谬时是无能为力的。是的，如果外向的建安作家写出了他们面对世界时的自信与自大，写出了他们对世界的信心与对价值的坚持，写出了他们维护道德与扫除邪恶的勇气；那么，内向的、敏感而多疑、脆弱而怯懦的阮籍就写出了他在面对世界时的惶恐与不安，写出了他对世界的悲观与对价值的怀疑，写出了他在面对邪恶及其对正义的凌辱时的无奈与惶恐，还写出了他在自感无力时放弃坚持、放弃尊严时的深深失落。在他的眼里，这世界是荒谬的、悲剧性的——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

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为谁施？俯仰自收拭。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其七十一）

他一口气写出的，都是美好却又短命的东西：木槿花朝开暮落，蟋蟀命不过冬，蟪蛄不知春秋，蜉蝣三日而死。“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在面对各自命定的悲剧命运时，它们还要做无谓的“努力”，这是一种无奈的挣扎，是“可怜无补费精神”。阮籍在此表现出来的，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与内在情绪。对于生命，对于造化给予我们的命运，阮籍是悲观的。

骆玉明先生非常敏锐地发现了阮籍对世俗观念中“种种可以视为解脱途径，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东西”的否定：财产、名声、美女、亲朋，甚至生命自身（见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阮籍的章节）。事实上，这些否定就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否定，对这些东西的怀疑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怀疑。由是，阮籍几乎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对世界及人生不确定性的忧虑：

从容在一时，繁华不再荣。

晨朝奄复暮，不见所欢形。（其三十）

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

欢笑不终晏，俯仰复欷歔。（其五十九）

人生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确信，可以使我们信任依赖，从而，值得我们去坚持并付出我们的热爱？如果上举两例还不足以给人们深刻印象的话，那我们再逐首看起：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其二）

——朋友靠不住。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

——繁华不常驻。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其四）

——生命挽不住。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

——快乐留不住。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其六）

——高贵不可恃。

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

……

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其七）

——亲朋飘零去。

试问，在阮籍之前，甚至在他之后，有谁如此集中地表现这个世界的不可信赖与人生的无法坚持？除了阮籍这样气质的诗人，除了他这样禀赋的哲人，谁能如此久处黑暗核心并在此吟唱？谁会如此长久纠缠其中不能脱身？如此重大的主题，如此深入的认知，不是长期厮磨，如何能体会？

“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其十八）在阮籍的诗里，这世间所谓美好的东西，要不得不到，要不保不住；要不不存在，要不不长久。所以他感叹于“变化”——

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其二十二）

阴阳有变化，谁云沉不浮。（其二十八）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其三十三）

在这些无穷无尽、不息不止的“变化”里，“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其三十三），世界多变，世事多变，而吾智有限，奈何？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有限的心智，如何应对这世界的多变？

事实上，世界的变化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真正的道家眼里，成就是毁，毁也是另一种成。“成也，毁也。”（《齐物论》）一种状态，可变坏，也可变好，所以，无所谓悲观与乐观。但在阮籍的眼里，变化都是在向坏的方向变化。这就是他看世界的基本眼光，而我们也由此知道了他思维的基本特征——他确实偏执于一端，偏向于悲观的一端。正因为如此，他在这一端上才走得远，看得彻，想得深——直达黑暗的心脏。而这，就是他的价值，就是他的伟大——他是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厌世主义者、批判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我们看他的这一首：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

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

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

忽忽朝日，行行将何之？

不见入秋草，摧折在今时？（其八十）

全诗都在问，这是微型的《天问》。一问是一痛，一问是一恨；一问一绝情，一问一死心。直问到斩尽杀绝，心如死灰。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其十七）

空堂独坐，慰我者“谁”？长路远眺，寂寥无人，九州登览，一片空旷。从堂上到长路到九州，这偌大的世界空无一人，而阮籍独坐。独语。独咏怀抱。

有意思的是，阮籍在他的散文类作品中简直是肆无忌惮地、张狂万状地鼓吹“大”的东西——大人格，大精神，鼓吹狂放无状的行为做派；但在他的诗歌里，他却显得那么小心翼翼，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以至于让人发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文选》注）的感叹。如果我们承认，《大人先生传》之类的散文作品是他的压抑的想象力的爆发或升华，那么，《咏怀》诗就是他匍匐的精神的写照。在专制暴力的现实生活中，一切浪漫都不易想象，除非有拼却一死、决不苟且的大勇气，而这勇气，阮籍尚不具备。但他有这样的朋友，那就是嵇康。

嵇康在那个近乎嬉皮士的时代显得有些特别。他高贵、单纯，不愿作践自己，更不愿委屈自己的良心与判断力。所以，他“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这种性情固然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但他的内心却因这种无所顾忌的宣泄而较为宁静。王戎说，与嵇康比邻而居了二十年，不曾见到他的喜怒之色（《世说新语·德行》）。这则记载与嵇康的一贯作风颇为不合，或者嵇康厌恶王戎的人品，不在他面前流露真性情也未可知。

有意思的是，与阮籍相比，嵇康把他的想象力表现在诗歌里，而让他的散文成为匕首与投枪，在现实中绞杀。阮籍在散文里虚构现实中没有的自由与自由的人物，而嵇康却在诗歌里这样干。这使得嵇康的一些诗歌成为那个灰暗的诗歌视野里难得的阳光地带。我们看他的《赠秀才从军》：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其九）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其十四）

这是写乱世艰险中的理想生活。他知道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肮脏中向往纯洁，所以他不颓丧，不隐忍，不苟且，不赖活，不阴毒而痛快，不自卑而自尊。生活的太不自由，使得他愈加想往自由，他不仅是一位自由意识极强的人，还是一位精神力量极强的人，上引的两首诗不就是一种自由的畅想么？生活太沉重，所以他写轻松，“风驰电逝，蹑景追飞”；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写放逸，“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些都让我们心仪于他风度上的潇洒飘逸，心灵上的自由舒张。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心态，则竹林名士中唯他独有了。谁的心灵能有他那么纯净？谁的精神能有他那么超拔？我们尊敬嵇康，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骨气与傲气，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逸气。有此骨气、傲气与逸气，便是司马昭的屠刀，也不能剥夺他的精神尊严。阮籍缺少的正是这种傲气，他在感叹命运的强大时忘记了人性的强大，所以，尽管他睁大眼睛去外求，率意独驾去寻找，他仍然找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以至于他怀疑还有什么值得坚持。而他身边最好的朋友，嵇康，则有更大的自信：一切美好的价值，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坚持之中。只要我们不放弃，不投降，不叛变，正义就不会泯灭，人类就依然拥有未来。当然，这往往需要我们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当嵇康在刑场上顾视日影，索琴而弹时，他是何等孤独。谁能待在这种孤独的境地中而仍能潇洒沉着如嵇康？一曲终了，他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乃引颈就戮，颜色不变。这刑场，就是一种高度。阮籍就到不了这种高度。是的，阮籍有他的深度，但嵇康有他的高度。当代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诗人，有这样不同的取向，很好。这个苦难而卑鄙的时代，却同时又是风流而浪漫的时代，端的就是因为有了他们二位：一个代表了时代的深度，一个代表了时代的高度。哲人往往以一己的精神提升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