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幽默
东方朔在历史上是以滑稽传名的，司马迁就把他列入《滑稽列传》，与历代俳优放在一起。班固说他是“滑稽之雄”，以至于后世好事者往往把一些奇谈怪论都附会给他。其实，他心冷得很，眼毒得很，有非常杰出的社会观察力。他有两篇杰出的赋《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和一篇四言韵文《诫子》。这三篇文章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
《答客难》假定有一个“客”向东方朔问难，然后由东方朔解答。客人问，“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而你东方先生呢，“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何以至今还只做个小小侍郎呢？大概还是品行上有问题吧！
东方朔的回答是：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斗）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得行其道）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言不可动摇），动犹运之掌（言治天下易如反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人才的地位，取决于社会需求。战国纷争时代，人才往往决定着诸侯们的兴衰成败，所以，他们不得不尊重人才。而今天下一统，于皇帝言，无人与他争权夺利，无人与他争地争城，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才与不才、贤与不肖。于人才言，以前有多个雇主，尚有选择的自由，背离一个国君而投奔另一个国君，如同扔掉一双破鞋子；而今却只有一个雇主——中央政府，除此以外，别无混饭吃的地方。主动权现在转到皇帝手上了，对文人，他——
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几乎是皇帝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当然，历代皇帝也不能说就全凭自己的喜怒而不重人才，至少汉武帝就重人才。毕竟封建社会还是“家天下”，天下是他“家”，他也不至于对自己这个“家”完全不负责任。但——
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辏者（像车轮中的车轴全都向着轴心一样），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尽全力来募用他们），困于衣食（没有足够的俸禄），或失门户（没有足够位子）。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掌管礼乐旧事的小官），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天下之大，人才之多，出路却只有一个。车轴很多，但轴心却只有一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水者、相蹂践而死者当然不可胜数。一元时代来了，文人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这是多么透彻的洞见！
东方朔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赋体文章，叫《非有先生论》。这个在吴王宫中“默默无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么样的高论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个大字：“谈何容易！”
韩非的《说难》，是理智冷静的分析，是对游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游说者指导门径，其目的乃是积极的——增加游说的成功率。而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则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其目的则是消极的——要人们三缄其口。这是东方朔对自己时代的观察。
东方朔的另一篇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是四言韵文形式《诫子》篇。它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处世之道——游世：
明者处世，莫尚于容，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种“游世”哲学，是封建集权时代很多颟顸官僚的护官符。你看，既可尸位素餐，饕餮天下，中饱私囊，又可游手好闲，心地闲雅似神仙；既像国之栋梁，一言九鼎，宰割天下，因而名利双收，又像山中隐士，名节俱全。体现在这篇文章中的冷幽默，是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扬雄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又作《太玄》，模仿《周易》；作《法言》，模仿《论语》；还作方言专著《方言》。
扬雄的有文学意味的文章，有两篇，一是《逐贫赋》，一是《解嘲》。
《逐贫赋》是扬雄赋中极特别的一篇。扬雄之作，多模仿别人，唯这一篇，却让后人模仿他。鲁褒《钱神论》、韩愈《送穷文》，都从此脱出。另外，韩愈《进学解》之正话反说，诙谐幽默，寓庄于谐，也学的是《逐贫赋》。《逐贫赋》读起来，确实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这是最古老的黑色幽默。他写自己贫穷，是：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陵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
看来，这个“穷神”还真害他不浅。于是他想躲开这个“穷神”，而“穷神”却缠住他不放：
舍汝远窜，昆仑之巅。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岗。舍尔入海，泛彼柏舟。……我行尔动，我静尔休。
最后是这个“贫”跟主人讲了一通“贫”的好处：
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者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闭，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同上）
明人张溥说：“《逐贫赋》长于《解嘲》，《释愁》《送穷》，文士调脱，多原于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王世贞云：“子云《逐贫赋》固为退之（韩愈）《送穷文》梯阶。”这种独特的幽默，确为子云独创，而为后人承续。
汉人本来质朴务实，追逐富贵在他们看来自然而然，并不像在后世那样，总是面临道德审判的危险。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各种追逐富贵的行为，甚至包括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一概予以宽容——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东方朔、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也一概赤裸裸，毫不掩饰地追名逐利，而至于不择手段，而至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班固批评司马迁“崇富贵而羞贫贱”，殊不知这正是那时代的风气。与之相关，夸耀富贵而不像后世那样财不外露，也是那时代的一大特色。《陌上桑》写罗敷，《羽林郎》写胡姬，《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都用浓墨重彩写她们衣饰的华贵，这都正是汉人朴实本色。
而扬雄《逐贫赋》则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匮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我们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我们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我们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后来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我们看扬雄，他的虚弱无力、无可奈何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它可能就暗示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张溥说扬雄善于解嘲。扬雄恰好有篇赋，题目就叫《解嘲》。
这篇赋，模仿东方朔《答客难》的地方很多。它们都是剖析中央集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的。不过，细细揣摸，两者仍有差别：东方朔虽在体制之内，但满身纵横家气息，桀骜不驯，目空一切。虽则不得志，但绝不认输，尤其不承认自己无能，而只斥责社会无道，用人者无目。扬雄则满身书卷气，温文尔雅，谦恭退让。他自认失败，故甘心自守学问一隅，满纸都是无奈与虚弱。他比东方朔更悲哀，更绝望。比如扬雄一开始，借客嘲笑自己后，便是这样的句子：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
巧妙地利用“朱”“赤”的同义与多义，把爬得高跌得重的专制官场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出来。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血的教训的写照。从汉高祖杀功臣，到汉景帝杀晁错，再到汉武帝的残酷诛杀大臣，多少权倾一时的人物被灭族？朱丹其毂者，往往接着就是赤族之家！
当今……言奇者见疑（被怀疑），行殊者得辟（被杀头），是以欲谈者宛（卷屈）舌而固声（闭嘴），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循前人的脚印走）。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大胆的思想没有了，新颖的创造没有了，专制政治的最终结果，正是消灭个性，从而扼杀一个民族的生机。扬雄敏锐地看出了汉代大一统之下的社会与先秦诸子时代的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这样的大一统之下，我们不可能有大智大勇，我们也不可能堂堂正正。我们所有的，就是那种绝对委琐的保身之术与蝇营狗苟的可怜生态：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最后，扬雄表明他不能与前代成功人物比，“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时代不同了，他只能“默然独守吾《太玄》”。
汉赋，从枚乘、司马相如的空洞无物、凌空蹈虚，到东方朔、扬雄对当代问题的深刻思考，显示出赋这种文体的生命力。《答客难》《解嘲》《逐贫赋》诸作，是汉赋对原罪的自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