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民俗文化的社会运行

中国民俗文化扎根很深。中国灿烂的历史文明，包括历史、哲学、伦理、语言、民俗、社会、文艺学和自然科技史等各方面，无不含有民俗文化资源。与印度相比，中国民俗资源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口头传统，还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为印度人所羡慕的。与西方相比，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占支配性历史地位的是精英文化和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支配性历史地位的是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这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

在我国现代社会运行中，认识民俗文化的价值，是确立现代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目标的前提。民俗文化的价值是由民俗文化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分配传统、社会分层结构对文化资源控制的形态及其变迁所决定的。现在中国民俗文化遇到的问题很多，都与这些方面出现的新走势有关，需要重新给予评估和研究。

一、 中国民俗文化在国家管理系统中的文化分层

钟敬文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化分层理论，简称“文化三层说”。他提出，中国文化由上、中、下三层文化组成，上层文化是统治阶级支配下的精英阶层创造的典籍文化，中层文化是市民文化、都市文化或大众文化，下层文化是民间口头文化。民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中下层文化，但不排除上层文化也有民俗。我国三层文化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彼此渗透和互相吸收，共同构成我国整体文化。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期社会历史中，我国的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是对称的，上层文化是国家经典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由少数精英阶层保管和阐释；民俗文化是国家的社会基层文化和风俗民情文化，属于绝大多数人口享用的日常生活文化。我国的民俗文化也为全球华人所共享，是世界上分享人口最多的民间传承文化。

钟敬文关于中国文化分层理论有很多经典论述，最早于1982年在杭州大学讲话中提出，下面抄录他稍后所做的、读者引用率最高的一段阐述：

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适用于我国农业社会时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每当中国社会发生内部改革或遭遇外来入侵时，中国的上层文化与民俗文化都会呈现出整体性，文化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产生强大的互动效应。西方国家一般持“二层说”，大都承认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不提中层文化，法国等欧洲国家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后，市民阶级力量崛起，但他们也不提中层文化。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对象观念为政府文化和非政府文化，或称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这样所谓“中层文化”就被划入非政府或非官方文化，没有必要另立分层。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兴起中产阶级研究，照我们今天的理解，中产阶级应有中层文化，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与社会分配级差和民主思想相对应的概念，其对象包括所有城乡该范畴内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专指城市文化，因而美国的中产阶级研究也与钟敬文的中层文化论有区别。钟敬文的“中层文化”说是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和传统文化结构提出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们要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目标出发，将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加以拓展，进行新时期国家文化结构研究，并对其中的民俗文化结构和位置进行准确解释。

在国家管理系统中讨论现代文化结构，主要应从政府管理的主导文化和非政府管理的辅助性文化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并提出研究性参考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管理宏观文化的合理政策构建，针对民俗文化管理的规定性，进行“分层”管理实施。

二、 政府主导文化

政府主导文化，指由我国党和政府管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主体结构部分。政府主导文化兼容由历史传统进入现代社会的其他文化成分，并将其纳入政府管理系统进行综合建设。在21世纪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双向需求中，政府还应增强执政能力，提高管理主导文化与其他辅助性文化的水平，促进建设国家凝聚力文化。

三、 历史性辅助文化

历史性辅助文化，指在我国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今并进入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其他各种基本文化形态，包括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遗产文化。与政府主导文化相比，其他历史性的辅助文化都有局限性，不具备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权威性和政府号召的支配力。但它们在局部层面上，仍是政府主导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内容。目前我国政府主导文化在对其他历史性辅助文化的研究和利用上，还有较大创新提升的空间。

（一）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我国祖先创造并世代流传下来的风俗形态和行为惯制，以及一套有关宇宙观、人生文化、人与自然界和社会和谐运行的人文经验。它是拥有共享地理地貌依附感，共享历史传统、共享物质生产生活习惯，共享种族、语言、信仰和艺术的自我文化标识。在国家范围内，民俗文化具有差异性，主要是地方差异性和民族差异性，国内各地各民族民俗形成了拥有丰富差异性的文化生态链。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是现代学校教育之外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知识系统，但要比现代学校教育的资格更老，乃至在没有现代学校教育的地方都有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平行，都具有历史记忆和现代传承的功能，两者互补。在全球化下发生世界文化同化趋势以后，各国纷纷呼吁保护文化多样性，民俗文化及其所承载的现代学校教育之外的人类多样化知识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民俗文化是各类遗产中的原地或原住民生态文化，是支撑、欣赏和延续保护各类遗产的关键部分。

（二） 传统文化

我国的民俗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现代民俗文化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俗，它与上层文化的传承精华密不可分，共同形成传统文化。因此，要了解民俗文化管理的规定性，还要了解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国积蓄五千年历史文明绵延至今的国家标志性文化，是国人的骄傲和世界的瑰宝。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以儒家礼制和伦理道德文化为支配性文化，同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等其他宗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民俗文化，形成了庞大的思想系统与国家管理制度体系。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包括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人类社会、自然界和宇宙运行相关性的易学思想，以及提倡祖宗观念、孝养观念、家国观念与和谐观念等，都需要继承和发展。一些从初级社会组织起形成和现在仍被奉行的公有文化要素，如慈善公益风尚等，需要强化和拓展。今天我们提到弘扬民俗文化的优秀成分，是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相混合的，这是因为这些优秀民俗文化成分已进入历代国家制度，汇入传统文化主流，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而得到国家制度保护的民俗文化，或被冠以传统文化名称的民俗文化，更容易得到流传。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区别是，传统文化是以上层文化为支配的、吸收民俗文化的国家文化共同体，民俗文化是以中下层文化为支配的国家文化“底座”。

（三） 民族文化

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拥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对各民族本身来说，它在长期历史和本地社会中创造和分享的是“人的由来”文化、“民族起源”文化、“民族迁徙”文化和各族祖先中备受歌颂的“文化英雄”文化。在现代化时期，当现代人追问自己的“出身”和“信仰”由来时，它成为一种答案和归宿。在全球化时期，当跨文化交流的人们关注自我的“特征”和“传统”时，它成为一种反省和重构。在政府管理的主导文化系统中，民族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缺少了多民族文化，国家政府管理文化建设就失去了依据和活力。繁荣民族文化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而稳定的目标。民俗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是，从文化资源上说，民俗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密切，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和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少数民族文化就是民俗文化；抽去了民俗文化，就没有少数民族文化。从文化分布上说，我国民俗文化以全国共享性为主，少数民族文化以地区（自治区）分享性为主。

（四） 地方文化

我国是地理地貌广袤辽阔的国家，在国家行政区划范围内，分布着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内的自然文化单位，它们在各区域内演化和生成，是当地自然地理与历史传统的融合体。我国中小区域和微型区域星罗棋布，孕育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既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民族聚居地的概念，一个小社会乡风民俗特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人生文化起点的概念。注94地方文化具有地理、历史、民族、民俗和人生等各种要素的集合性，是历史性的辅助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民俗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是，地方文化的概念大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镶嵌在地方文化中的风俗民情部分，大约反映在乡音土语、饮食、服饰、住房、交通、生产生活器具、民间文学和土特产等方面。

（五） 遗产文化

遗产文化的概念是由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提出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被用来界定人类共享优秀文明的理论、政府工作框架、原地历史传统、遗产公有化的脆弱性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未来意识等，具有很强的目标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国在制定千年发展规划中，将区域、种族、性别和民俗列为四大要素，纳入政府工作框架，这对全面保护利用民俗文化是一种福音，对各国各地区人民开展民俗文化交流是一种机会，同时也通过政府承认遗产文化概念和保护政策的方式，确认了本国民俗进入遗产文化部分，可以从现代制度上，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那些国家级的民俗文化代表作，还可以得到世界级的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遗产的历史分布、地区分布、民族分布和民俗分布最广的国家。截至21世纪初，我国政府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遗产保护的全部工作系统，随之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也全面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轨道。我国的政府主导文化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互补，对遗产保护工作起到关键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政府对保护优秀民俗资源和重视民俗文化价值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民俗学者也在非遗保护中十分活跃，从理论到实践上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民俗文化与遗产文化的关系，有两者的文化对象相关性的关系，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遗产公约对两者的相关制约的关系，这是与以上几组关系不同的地方。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新挑战。它要求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遗产文化保护政策上，要吸收世界其他国家保护遗产的现代经验，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本真性保护等；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根据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开展既适合我国目前实际又兼顾长远目标的遗产文化保护工作。在这方面，一种必须考虑的国情是，我国地理环境复杂、经济脱贫压力大，自然灾害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不高，在必须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下，国家政府保护文化生态系统的任务其实远比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繁重。我国现代化时期的遗产破坏程度远大于前现代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古民居群落的消失、西南和中原多条流域地带农牧文明的退化、南北古都城墙与胡同的拆迁，大批极富天才的民间工匠的人亡艺绝，皆为现代人所亲历。很多学者和社会力量的代言人为之奔走呼吁，要求加强保护。诸如此类问题的屡屡发生，不是出自生态系统的威胁，而是出自文化生态系统的失控。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强文化生态系统保护，带动生态系统保护，推进遗产文化保护，这是我国政府遗产文化保护工作的特点，是我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遗产保护工作的地方。在我国的遗产文化保护方面，政府应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因为我国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基数最大、共享范围最广，与其他各种辅助性文化的沟通点也最多。现代国家遗产保护工作还需要提高国民素质，国民主体也正是民俗传承主体，故从民俗文化抓起，成本低而认同度高，能拉动其他辅助文化的建设，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四、 政府主导文化与历史性辅助文化的关系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但这决不等于取代历史性的辅助文化。各种辅助文化都有自己面对的特定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也都有自己塑造的文化形象，这些地方都不是能由政府主导文化代替的。

上述各种文化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在我国多民族长期共存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政府主导文化与历史性的辅助文化具有较高的融通性。在我国现行体制内，政府管理的主导文化与历史性的辅助文化，共同构成国家整体文化。

民俗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遗产文化都有联系。在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中，民俗文化还都能成为携带优秀文化传统进入新文化建设的载体。在我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时期，民俗文化还与政府主导文化有共同构架新社会文化的趋同性。民俗文化的这一特征，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历史所证明。

与政府主导文化相比，民俗文化是局部特有文化，但它在特定范围内的号召力大，开放能力强，人民对之习惯成自然。它的文化生态环境良好与否，与人民对幸福指标的描述直接相关。从政府管理成本说，人民对它有感情而乐于亲近。在对外沟通交流中，民俗文化往往能承担优先角色，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中，民俗文化也有很强的心理穿透力，能够帮助政府建立“社会信任”，积极重建灾后精神家园。

辅助性文化，如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都可以推动非政府的民间外交活动和民间文化交流事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的受保护程度和发展水平，还成为国际舆论评价我国改革开放质量的一种标尺。以民族文化为例，它被要求尊重和被要求理解的核心部分正是政府主导文化建设的关切点。以地方文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建设工作蓬勃发展，形成了当地社会发展的特色化支柱。

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各层面文化的特点，这样在规划布局和实际利用时，才能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