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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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首次将中国民俗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体发展战略研究的范畴,将政府主导文化与多地区、多民族民俗文化的战略建设进行统一部署,将对内民俗文化品格提升与对外民俗文化交流加以统筹管理,研究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基层社会层面所要解决的关键文化问题,阐释当代民俗文化建设的内涵、特征、任务与目标,揭示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历史进程、社会文化分层结构、社会运行方式和优势资源分布,提出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背景下需要重点保护的民俗文化领域,并就优先建设项目制订专项规划方案。本书尝试从民俗学的视角,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补充提供理论新成果,一并提供可资参考的社会应用意见。

一、 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标、理论、方法与框架

(一) 需求与目标

从民俗学的视角切入,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旨在在全球文化环境变迁和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加强以广大基层社会各层面为主的文化建设,鼓励地区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巩固多民族团结,提升国民素质综合水平,优化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的民俗文化特质成分,调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策略,在世界面前树立中国多元文化相融汇的文明风采,表现出中国能把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结合的强大建设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恢复和平社会建设,但也相继发生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失衡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与自然变迁成为不可视的历史,不少古老文明地标在留传亿万年后轰然倒塌,地球支撑人类生命的能力与“经济”这一字眼所赋予人类追求幸福的愿望的能力同时受到质疑,于是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可视化的文化变迁,亲近本土民俗文化,反思民俗文化带给自然界与社会活动的协调规则,重视民俗文化对于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维护功能和修复现代社会病的人文能量。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人类古老文明唯一完整延续的国家。我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极其丰厚的多元文化财富,但是,当今世界以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为划界,将历史传统与现代文化加以重新定义,我国首次面临创新维护历史传统的重大挑战。在这方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利用民俗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变动、地区战争冲突、金融危机和地球巨灾接连发生,这些动荡反映到我国,有时会演变为重大文化冲击,所连锁造成的社会危机不亚于外部灾害。正确地对待和优化利用民俗文化,在解决某些冲突上,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换个角度说,我国在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实力时,还不能不考虑一个历史文明古国所无法超越的文化双面性:有时文化财富越多,历史包袱也就越重。而在解决这种双面性的难题上,民俗文化往往能起到穿越、转型和重新构架的工具作用。综上所述,面对世界文化环境的变迁和各国社会格局变动的新局势,我国民俗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繁重,也尤为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国家民俗文化软实力,是补充现代文化知识体系和可操作方案的创新实践,而这正是一个古老文明国家建立反思文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拥有反思文化的国家才能再度走向文化成熟。

研究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战略的思路,是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连续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位一体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在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文化运行下对民俗文化建设的探索成绩和实践经验加以描述和分析,并进行科学总结。在此基础上,对21世纪应对全球文化环境变化和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策略进行评价和预测,对其中主要掣肘问题进行归纳,指出需要注意和加强管理的症结问题,就特别关系到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建设的民俗文化问题开展战略研究,包括:国家社会文化管理的宏观运行与地方民俗和民族民俗多元文化良性运行的关系,政府主导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整体建设关系,国家公共文化政策、政府投入与民族民俗需求的关系,政府工作进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后维护原地文化权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我国对外民俗文化输出成本与社会收益的评估,在世界灾害一体化趋势中我国防灾减灾民俗文化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利用等。总之,本项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民俗文化传统,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

(二) 理论与方法

本书的理论目标有三:一是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软实力,二是研究符合中国社会整体文化结构的民俗文化软实力,三是研究带有中国符号元素与对外输出代表作性质的民俗文化软实力。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民俗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民俗文化对国家当代“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功能。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有:我国民俗文化的社会运行特点、民俗文化的分类分布与政府评估资源、民俗文化的重点保护领域和核心理论问题、民俗文化软实力规划建设范畴、目前政府工作的相关缺位点与改进渠道,阐述民俗文化与国家文化权利、民族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性、民俗非遗项目管理、民族团结、社会认同、地方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防灾减灾工作等的密切关系。在当代全球文化环境变迁的趋势中,民俗文化日益呈现出地方性、民族性、历史性和国际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的受关注程度得到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开放时间还比较短,创新维护民俗文化传统和对外输出优秀民俗文化代表作的经验还不足,对于将民俗文化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有效效益的可预测性及激发其内生机制的办法还不多,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应包括对提高民俗文化软实力途径的研究,要充分发挥民俗文化软实力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补充和完善作用。

本书的研究框架,包括宏观战略研究和重点领域专项研究两方面。宏观战略研究,指在全球文化环境变迁中进行的国家民俗文化管理的现代策略转型、对策与预测研究。这是对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引发的民俗文化变迁部分,对其影响到国家文化管理支撑能力的主要领域所进行的针对性研究。重点领域专项研究,指对国家已进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中的民俗文化建设现状和问题,展开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并提出专项规划建设的对策。

(三) 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框架,根据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确定,利用民俗学基础研究的前期成果,补充课题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和问卷数据,采用民俗文化与中国整体文化综合分析的框架(HLIC-MAIC-LTFC),即“精英文化(Higher-culture):文学(Literature)—制度(Institution)—意识(Consciousness),大众文化(Middle-culture):艺术(Art)—工业(Industry)—商品(Commodity),民俗文化(Lower-culture):传统(Tradition)—民俗(Folklore)—文化空间(Cultural-space)”,开展实证研究。

图1  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研究分析框架(HLIC-MAIC-LTFC)示意图

这一研究框架的描述是:①开展民俗学与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形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俗文化研究的互动性框架;②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形成基础研究、数据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参照的互补性框架;③将民俗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与人才培养战略相结合,形成重大项目研究与民俗学高等教育改革相促进的应用型框架。

二、 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状与缺位

(一) 国内建设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次遇到一些重大社会文化变迁问题,需要从民俗文化建设的角度予以解决,重点应在宏观战略上调整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俗文化管理理论有待拓展。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方向明确,民俗文化研究理论来源丰富。但是,在社会治理理论方面,主要还是采用自上而下的社会运行学说,缺乏自下而上的民俗文化研究理论做补充。此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理论要进一步获得国际认同,也要协调世界各国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或冲突,完善自身的理论表述形式,因而补充民俗文化研究理论仍是十分必要的。

政府对民俗文化行政管控的权力有待进一步下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一般社会文化的管理力度已经增大,但相对而言,对民俗文化管理的力度还嫌不足。政府掌握的行政资源,非政府企业组织的运作渠道,与传统民间组织所具有的自治管理资源,三者之间不平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资源的管理权威下降,非政府的企业组织和传统民间组织的能动性增强。在很多情况下,这类不平衡的结果,造成了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离现象。非政府的企业组织和传统民间组织掌握多元地方文化空间,政府的政策下到基层社会很容易落空,这成为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块短板。调动非政府的企业组织、传统民间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动性,以多元文化资源补充和辅助政府行政管理,可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民俗文化建设的独特经验。有了这种新格局,政府可以降低管理民俗文化的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民俗文化的社会效益,乃至提升整体社会文化管理的效益,对此政府应该给予重视。

政府民俗文化管理指标体系有待建设。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管理研究是一个理论性兼应用性的新课题,将之付诸社会实践,离不开测量指标体系的建设。但我国政府目前对民俗文化的管理还大多处于资料分析或者宏观论述的阶段,能落实到民俗文化管理操作层面的东西还是空白。加强政府管理民俗文化指标体系建设,可以为政府的实际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能对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国家民俗文化符号系统有待创新建设。建立民俗文化管理指标体系要有民俗文化符号的表征提供支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缺乏一套能标识国家民俗文化软实力的符号系统。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对民俗文化的评价,还大多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热衷于罗列和解释民俗文化现象,而尚未达到提取出抽象符号的程度。缺乏民俗文化符号系统,已造成对民俗文化理论创新的掣肘,也使政府在利用民俗文化对外吸引上居于弱势,有时还付出了过高的文化支出,却回收了不对等的外部反馈。我国的确是一个历史传统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国,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民俗文化符号却不会自动生成,需要经过高端研究创新提炼。有了这套民俗文化符号,民俗文化领域的文化资本才能进一步凸显,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二) 重点领域的民俗文化缺位点

在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在需要开展民俗文化实力建设的重点领域,目前存在较多的缺位点,兹略述以下比较主要的两种。

第一,国家主流媒体中的民间文化建设缺位点。我国主流媒体对优秀民俗文化传播不力,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文化翻译的原因,也有民俗文化输出方式的原因,等等。在这方面,政府管理体制和知识结构系统都有待改革。

第二,国家民俗文化建设本身的缺位点。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引发了文化分层的变迁,在基层社会的民俗文化建设上出现了缺位点,与我国目前正在火热进行的民俗申遗工作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产生了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知识不足的问题,传统民俗“公有财富化”与国家非遗“国有化”的矛盾,非遗项目国家“名录化”与民族民俗文化权利选择的矛盾,以及民俗生态文化链断裂,大批民俗文化承担者成为政府社会福利投入的对象和防灾减灾的目标人群等,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民俗文化建设已势在必行。

三、 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原则与重点领域行动建议

(一) 基本原则

国家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基于我国多地区、多民族民俗文化共同发展、共谋社会繁荣的目标所开展的新“精神性”理论建设。这项工作同时有很强的实践性,应在重点领域做好规划,在专项探索中落实,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主要从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特质民俗文化上着眼,加强研究与实践,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建设。

(二) 重点领域规划与专项建设

我国民俗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理论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重点规划领域及其专项分布有五。

一是中国故事软实力跨媒体专项规划建设。我国故事传播与大众传媒、作家文学、影视大片、互联网和对外文化交流紧密相关,运用民俗学、社会学、文艺学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等交叉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发我国丰厚的故事资源,提取故事民俗文化符号,补充和丰富我国文化符号系统和政府管理测量指标系统,使中国故事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

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规划建设。我国政府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大量的民俗文化代表作,它们本身是非政府文化,是在地方“文化空间”中传承的历史地理文化遗产,所以,在该专项的建设中,需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人类遗产保护工作框架在我国落地后产生的经验与问题,开展基础研究,解决基本理论问题,分析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知识系统的差异,建立多元化的规划建设方案。要关注民族音乐和多民族民俗教育教材两方面的探索建设,它们都是在现代社会中外文化交往中凸显国家文化主体性特质的活跃成分,建设任务紧迫,示范意义明显。

三是中国传统行业文化专项规划建设。传统行业文化是我国长期农业文明的成就之一,其大量发明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在现代工业化、高科技和商业利润追求对地球资源急剧消耗的情况下,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精神传承失去平衡,重新阐释和强调传统行业遵循的天人合一模式,保护其活态优秀遗产,就其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进行专项建设,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和长远的未来启示意义。

四是中国节日文化专项规划建设。没有节日的国家就没有国家文化,没有节日的民族就没有民族性格,没有节日的社会就没有多元文化的魅力,没有节日的历史就缺乏对外交流。我国传统节日众多、现代节日活跃,也在中外交流中形成或共享一些外来节日。在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其中的部分传统节日还成为非遗节日。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大力建设节日文化。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深入研究我国优秀节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非遗传统节日、其他节日和多民族多元节日的不同对象,制定专项规划,开展创新建设,保护我国节日文化机制、节日文化空间、节日生活传统和节日文化凝聚力,赋予全民以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五是中国综合防灾减灾民俗文化专项规划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自然灾害一体化成为共同趋势,但各国抵御灾害的文化差异较大,加强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必要性,可以辅助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文化建设。要正确利用民俗文化,建设积极性文化。要尊重在灾害悲痛中举行的特定民俗禳灾仪式的功能,促进重建灾后和平家园。要发挥民间组织在灾害自救和群体互助中的作用,运用本地、本民族的民俗经验、降低次生灾害风险,抵制人为恐慌酿成的社会危机。要将政府与民间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使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能否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角度研究我国民俗文化的建设,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但它前行的脚步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