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美学】
论六朝时期的文学观
摘 要：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繁荣，作家辈出，作品累累。此形势之下，六朝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人对于文学的内涵、文章的分类、文学的体制、文人的素养都有了新的认知。具体表现为：一，文学的义涵得到了拓展与丰富，文学走上自觉，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强调文学之于性灵的关系；二，文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文体的区分愈益细化，时人对于不同文体的欣赏和省察皆带着历史的和审美的眼光，进行趣味上的观照，重视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情感功能；三，具有文学才华的“文人”或“文士”兴起，文人阶层受到重视，“少能属文”的现象，体现出了文人的才情、学识与修养，备受时人推崇。
关键词：六朝 文学 文体 文人 才情
六朝时期，文学家呈家族性、集团性、群体性地喷涌而出，所谓三曹、建安七子、金谷二十四友、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竟陵八友、陈郡谢氏、兰陵萧氏，乃至邺下文学集团、桓温文学集团等等，不胜枚举；诗赋文章，在量和质上，相比以往，都有很大突破。《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别集类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437部之中，除战国著作2部，西汉著作13部，绝大多部为三国六朝时期的著作。别集（个人著作）之外，又有总集，此体为晋代挚虞开创：“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注130《隋书·经籍志》著录总集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全为六朝作品。再算上子部小说家类和若干杂家类著述，六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实在是硕果累累。不特此也，此一时期，还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尤以《文心雕龙》为皇皇巨著，体大虑周，震烁今古。在此形势之下，相比前朝，六朝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人对于文学的内涵、文章的分类、文学的体制、文人的素养都有了新的认知，本文即意在探讨这些变化。
一、 “文学”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先秦时期，文的涵义甚广。《说文》释“文”为“错画也，象交文”，指不同事物纵横交错形成的纹理和外形，是以有天文、地文、人文之说。相传仓颉造字，即博采山川之形、鸟兽之迹、天地万物之纹理。因字缘于文，所以由文字书写成的典籍，举凡礼乐制度、经史诗赋，统称为“文”。文还指外在的修饰，与质相对。
“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先进篇》，为著名的“孔门四科”之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范宁注云，德行乃“百行之美”，指道德品行；言语为“宾主相对之辞”，即外交辞令；政事为“治国之政”，即政治才能；文学乃“善先王典文”，即精通古代典籍。王弼注“文学”为“博学古文”。注131其义相同。那么，子游、子夏之善文学，有何具体展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注132子游能够遵从孔子教诲，并付诸行政，为孔子所激赏。孔子所传，为先王之道，即周代以礼乐为中心的典章制度。沈德潜《吴公祠记》曰：“且夫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非后世辞章之学比也。今读《檀弓》上下二篇，当时公、卿、大夫、士、庶，凡议礼弗决者，必得子游之言以为重轻。”注133至于子夏，文学之名更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论语》中记载他与孔子谈诗论孝，并且载有他论学的多言论，集中在《子张》篇中，如“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些言论，应该是子夏针对弟子而发，自能见出他是博古好学之人。
春秋时期，子游、子夏所通之文学，主要是《诗》《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及至战国，《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多见“文学”一词，统观其义，主要指古代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如《荀子》一书，有“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大略》）。《韩非子》一书中，有“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问辩》），“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五蠹》），韩非常将儒家和其他学派或人群并举，予以批判，在其书中，修习“文学”的人即是儒家，修习儒家经典及儒家之道的人即是文学之士，所谓“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六反》）。由此，文学主要指《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与儒家之道，又指儒学之士。
“文学”的这一义涵在两汉得以延用。如《淮南子》云：“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精神训》）“文学”所指即《诗》《书》等儒家崇尚的典籍。《盐铁论·论儒》云：“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此外，文学又与“儒者”“儒吏”并称，即为明证。在汉代，“文学”更成为人才选拔的一个品目，常与“贤良”并举。如汉武之世，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兒宽因通《尚书》而以文学应征。公孙弘以文学之士受到征召。公孙弘上书请崇儒学，其中提到：“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上书被武帝采纳予以施行，其结果是：“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注134
汉代擅长诗赋文章之士，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等人，被视为俳优，地位很低。此时的诗赋，被纳入在儒学的规范之下。注135及至后汉，擅长辞章之士日渐受到重视，如《后汉书·傅毅传》载：“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永元末，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主簿。迁大将军，复召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窦宪广延能文之士，已显出当时擅写文章亦能受到重用。此一时期，当世大儒马融、蔡邕等人，皆博通诸艺，精于音乐、围棋、诗赋、书法，这表明汉末学术风气之转变。而文学内涵得到拓展的标志性事件，当为汉灵帝于光和元年（178）设立鸿都门学，“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注136灵帝本人好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他引用擅长文赋书画之人，待以不次之位，或出为刺史太守，或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由于这些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仕途，触动了士族阶层的利益，因此遭到士人的强烈批判和抵制。注137尽管鸿都门学很快遭到罢除，不过，此举使得诗赋书画等文艺的地位得到提高，其时掀起的草书热，同样表明了这点。
《后汉书·酷吏列传·阳球传》载，好申韩之学的阳球迁尚书令之后，“奏罢鸿都文学”，其文曰：“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阳球的上书之中，汉灵帝设立的鸿都门学被称为“鸿都文学”。显然，其中的“文学”已非儒学所能涵摄，虽然鸿都门学设立之初亦尚经学，然而很快就转向了诗赋书画等文艺，所以此处之“文学”更多指的诗赋文章。
“文学”的这一义涵确立之后，在六朝又得到继承和深化。“文学”除指官名、儒士、儒学典籍之外，又泛指前代典籍，如“（袁）亮子粲，字仪祖，文学博识，累为儒官，至尚书”注138，裴松之注又载荀崧和王彪二人“雅好文学”。三国时期，“文学”还成为描述人物博通典籍而有学识的词语，如《魏略》载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注139，何桢“有文学器干，容貌甚伟”注140，郑丰“有文学操行，与陆云善，与云诗相往反”注141，此几处之文学，皆指其人博学多识而擅长著述。至于“文学”的诗赋之义，西晋陈寿《三国志》中，曹丕本传载：“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王粲传》又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张纮传》注引《吴书》云：“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与孔融书，自书。”曹丕、曹植兄弟长于诗文，张纮著有诗、赋、铭、诔十余篇，赋文为陈琳称美。无疑，这几处之“文学”，主要指诗赋文章。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首四门取“孔门四科”，特设“文学”之门（含），其义已非指对经学的精通，而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第1至第65则为第一部分，涉及经学（《春秋》《诗经》）、玄学（《四本论》《老》《易》《庄》）、清谈、佛教等学问及学术活动，在此，“文学”指对相关典籍的研求、注解与辩论，属学问；第66至第104则为第二部分，涉及诗、赋、论、赞等文章，在此，“文学”指富有审美性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学涵盖了两个方面：文章和学术。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建四学之馆：“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注142泰始六年（470），宋明帝又置总明馆，“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注143《南史·明帝纪》的记载稍有差异，“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注144。《南史·王俭传》云：“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总之，宋文帝、宋明帝两朝，曾设儒、玄、文、史四学，是确凿无疑的。四学之设，除儒学乃前代国子学必备之外，玄学、文学、史学皆为最新设立，实际反映了晋宋时期的学术风尚，此一时期玄学、史学之发达，自不必论，宋文帝时，主持儒学的雷次宗，主持玄学的何尚之，主持史学的何承天，三人身负其学，皆当其任。独有谢元，虽出身陈郡谢氏，为谢灵运从祖弟，但文名不彰，《隋书·经籍志》载其有文集一卷，未见有诗赋类著作存世。不过，以其出身华贵，加之谢氏族人文士辈出，由其主持文学馆，是可以理解的。文学既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亦应是一种学问，不过，这一学问之中，除了对前代相关典籍的研读，应该是以对于诗赋文章的学习与探讨为主，即辞章之学。
四学之设，一方面适应了晋宋时期的学术风潮，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六朝时期书籍的四部分类之法有关。图书分类，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的校书，他们撰成《七略》，将历代典籍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辑略”为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所以是将图书分成了六类。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即完全因循《七略》，将图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魏元帝时（260— 265），秘书郎郑默撰《中经》，乃一部图书目录，到晋武帝咸宁年间（275— 280），秘书监荀勖据《中经》另编《新簿》，将书分成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此四部，对应的便是经、子、史、集。到了东晋李充，他又加以改定，注145将子部和史部的位置调换，提高了史部地位，使甲、乙、丙、丁四部对应着经、史、子、集。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便直标经、史、子、集之名了。四部分类之法，在李充之后确立为秘阁藏书制度，如《宋书·殷淳传》载，殷淳“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南齐书·王俭传》载：“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永明三年（485），国子学立，齐武帝视察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南史》的记载基本相类：“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这一史料颇有启发意义，宋文帝、宋明帝所开设的四学，是否与四部之书有某种内在关系呢？答案很明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与经、子、史、集四部有着明确对应关系。总明馆的四部藏书，所对应的正是四学，由于玄学乃六朝主要思潮，所以单列出来，代表子部。所以，文学对应着集部，是以诗赋文章为主的。
四部分类法，或者说四学之设，建构着时人对于文化素养的结构性认知。如《梁书·周舍传》载《褒异周舍诏》，赞誉周舍“义该玄儒，博穷文史”，玄、儒、文、史四学俱备，称得上学识通博。此类人才相对较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以“文史”并称，如“博涉文史”“涉猎文史”“遍观文史”，六朝史书中，此类例证非常之多。如晋代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注146。吴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注147宋时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注148。夏侯亶，“为人美风仪，宽厚有器量，涉猎文史，辩给能专对”注149。《梁书·任昉传》说：“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见文史之重要。“文史”之“文”，突出了诗赋文章的重要性。
再来看史传，宋范晔所撰《后汉书》列“文苑传”，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姚察与姚思廉父子所撰《梁书》、姚思廉所撰《陈书》、唐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以及李延寿所等所撰《南史》和《北史》中，皆列“文学传”。我们以《南齐书》为例，来看“文学”之义涵。《南齐书·文学传》载10人，通统对其人之描述，可以看出，文学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诗赋，如丘灵鞠，善属文，宋孝武殷贵妃亡，他献挽歌诗三首；丘巨源有笔翰，作有《秋胡诗》；陆厥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奇；卞彬擅长作赋，《蚤虱赋序》 《虾蟆赋》《云中赋》《东冶徒赋》。二是各类论著，如丘灵鞠著 《大驾南讨纪论》和《江左文章录序》；檀超掌史职；王智深少从谢超宗学作文，受命撰《宋纪》；崔慰祖聚书万卷， 著《海岱志》；王逡之撰《世行》和《永明起居注》；祖冲之精于律历算术，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贾渊撰《氏族要状》与《人名书》。第二类之中，包括正史、起居注、族谱、文章录等史部著述，论、儒家和道家注解等子部和集部著述。不过，萧子显所作文学传论，则专指诗赋而言。他提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注150此说强调文章秉之性情，作文过程需要灵感，文章风格有赖个性。接着，他依照时代为序，例举魏晋以来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加以品评比较，并对其时代特征和作品风格加以剖析：“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注151他还依照语言特点，分别以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为代表，将时人文章分成三种类型，并对其提出批评。萧子显的传论，完全针对的是以审美性为目的的诗赋文章，而没有顾及上面所提及的“文学”涉及的第二类论著。再如《梁书·文学传》，列25人，观其行状，绝大多数是以诗赋文章闻名者。姚察在《梁书·文学传》后论曰：“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注152其子姚思廉在《陈书·文学传序》中说：“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注153皆强调文学之于性灵的关系。则“文学”之义涵，在六朝时代，日趋向审美性的文学靠拢，是无可怀疑的。
二、 “文学”与文体意识
六朝时期，常以“文”“文章”指文学作品。如果说“文学”除了著述，还涉及学问，即“学”的一面，那么，“文”和“文章”则专指文字性的作品。注154
“文”和“文章”可以是总称，泛指各类著述，史传中常能见到某人“善属文”“好属文”“有文章”“能文章”的描述，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以“文”总称各类作品；《后汉书·文苑传》载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注155，再如六朝时期写成的多种文章志，包括挚虞的《文章志》、荀勖的《文章叙录》、宋明帝的《江左以来文章志》、傅亮的《续文章志》、丘渊之的《文章录》、齐丘灵鞠的《江左文章录序》、沈约的《宋世文章志》、谢沈的《文章志录杂文》等，皆以“文章”为总称。
“文”又有狭义特指。六朝时期，有文、笔之分，刘勰指出，时人以韵之有无加以区分：“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注156初唐著作《文笔式》从文体的角度，将刘勰所述文笔之别引而伸之，为《文镜秘府》所征引：“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注157颜延之曾称其二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注158《宋书》二人皆有传，测传附于颜延之传后，颜竣之传别立，对二人之文学才能言之不详，叙测曰“亦以文章见知”。严可均所辑《全宋文》，云竣有集十四卷，载其文9篇，即《让中书令表》《张畅卒官表》《奏荐孔觊王为散骑常侍》《郊庙乐议》《与虏互市议》《铸四铢钱议》《铸二铢钱议》《为世祖檄京邑》《几赞序》；云测有集十一卷，载其文3篇，《山石榴赋》《大司马江夏王赐绢葛启》《栀子赞》。显然，颜竣之文，基本为表、奏、议、檄等公文性和应用性文章，是为“笔”，而颜测之文，则为赋、赞类审美性的文章。逯钦立辑《先秦汉六朝诗》载颜竣诗4首，即《皇后庙登歌》《七庙迎神辞》《淫思古诗意》《捣衣诗》，颜测诗2首，即《七夕连句诗》《九日坐北湖连句诗》。颜竣之诗亦以应用性为主，典正质直，其《捣衣诗》仅录两句，“逶迤失荣荄，旅燕又穴飞”。颜测的两首诗皆不全，《七夕连句诗》云：“云扃息游彩，汉渚起遥光。”仅此数语，无法断二人之优劣。不过，颜竣长于文翰，颜测长于诗赋，显而易见。《文笔式》以文体与音韵区分文与笔，揆之颜氏兄弟，是很准确的。梁元帝萧绎又从情感性上着眼，对文笔加以区分，他在《金楼子》中指出“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注159阎纂为西晋时人，不善为诗；伯松为西汉张竦，善作奏表，为王莽所喜，被封为侯，时有谚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注160萧绎所论，是从另一角度切入，诗赋等“文”，出自个人性灵情感，更具审美性，诏策等“笔”，乃公文性质，重在内容，不以审美为主。六朝时人著述，常以文笔分之，如《梁书·沈约传》载：“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注161《梁书·文学传》载：“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注162清代阮元曾就文笔之别命其子弟著文，其子阮福等人认为唐前文与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区别在形式方面是有韵与无韵，在内容方面，“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而“直言无文采者为笔”。注163显然综合了刘勰和萧绎的说法。
六朝时期，又常文笔并称，如《晋书·侯喜光传》载“光儒学博古，历官著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习凿齿“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袁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南齐书·谢朓传》载谢朓“领记室，掌霸府文笔”；《梁书·鲍泉传》载“泉博涉史传，兼有文笔”，《江子一传》载“子一续《黄图》及班固“九品”，并辞赋文笔数十篇”等。以上诸例，“文笔”有的泛指各类著述，有的偏重应用文体，有的指文字表达能力。
六朝时期的文笔之别，表明了时人的文体意识。
区分文体，起自汉末曹魏。西汉刘向父子之《七略》，仅有“诗赋略”，刘向又将关于骚体的编为《楚辞》。西汉文人之作，尚无文体之区分，如东方朔传里的《非有先生论》里提到：“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注164至南朝宋范晔所作《后汉书》中，已有明确区分，如桓谭“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冯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埶》、七言，凡五十七篇”，杨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皇甫规“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杜笃“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皆别之甚详。曹丕之《典论·论文》区分为四科八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注165陆机之《文赋》别为十种：“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注166曹陆二人，均提出了各文体的美学特点。相比曹氏之论，陆机的描述显然更加突出了各文体的情感性和审美性。
到了梁代，刘勰著《文心雕龙》，萧统编《文选》，二人对于文体的划分更为细化了。《文心雕龙》卷二至卷五专论各类文体，共20篇，含34类，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有些类下面又分成若干小类，如《杂文》中包含了对问、七、连珠3类；《诏策》包括先秦的誓、诰、令，汉代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等，并论及了受官方诏策影响而在民间出现的戒、教、命等；《书记》涉及书信与记笺，记笺又区分为记与笺两种；篇末又附论书记之各种支流，如谱、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24种。汇总起来，包括了近40种小文体，总计70余种。《昭明文选》所列文体有39类，分别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约而言之，六朝时期的文笔之分，以及文体的愈益细化，表明了文学在六朝走上自觉、获得独立地位以后，时人对于文学本身的欣赏、省察、反思和批判。他们的观点或有同异，不过皆带着历史的和审美的眼光，进行趣味上的观照，重视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情感功能。
三、 文人：才情的突显
相比以往，六朝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就是门阀世族成为社会主体，出身世族的士人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世家大族得以绵延不辍的关键，乃是要成为文化世族，掌握文化话语权。六朝时期之文化表征，我们概括为博学、清谈、文章、艺术等方面，文学才华乃是士人文化素养一个重要因素，“文人”“文士”等称谓，成为六朝士人的新身份。
六朝崇尚文学的风气，开端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其后历代君王，多有好文学者。如曹魏一族，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平原侯曹植、明帝曹叡、高贵乡公曹髦，皆好文学，擅长诗赋，曹氏父子更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晋一代，司马氏出身儒学世族，帝王大多庸碌，好文学者不多，不过如晋明帝司马绍擅长绘画，晋简文帝司马昱钟爱清谈，身边招聚大量玄学名士，对于时风颇有影响。西晋之时，权臣贾充之孙贾谧爱好文义，以他为中心，出现了文学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南朝文风大开，宋武帝刘裕虽为武人，出身寒素，但其定鼎之后，即重视文化之建设，子弟之中，多有好文者。如宋孝武帝刘骏好作文章，据史书记载：“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注167宋明帝刘彧，“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注168宗室之中，如临川王刘义庆，即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世说新语》一书，即由他主持编撰而成。南齐帝王中，高帝萧道成“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注169，竟陵王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注170。及至梁朝，帝王更是热衷文学，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皆为大家手笔。萧衍少而笃学，著述甚丰，涉及经史子集佛道诸科，就文艺而论，其人“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笺奏，爰初在田，洎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注171，昭明太子萧统少有文才，“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注172简文帝萧纲六岁即能属文，自称七岁有诗癖，为宫体诗代表人物，著有文集一百卷。萧绎少好读书，勤于著述，有文集五十卷。陈后主陈叔宝爱好诗文，“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哥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注173尤以《玉树后庭花》最为知名。北朝帝王亦多有好文学者，兹不赘举。
帝王的喜好和用人政策的鼓励，极大地助长了文学风气。世家大族锐意于此，才士辈出。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等，父子兄弟多有能文者。文名最盛者当属陈郡谢氏，谢灵运、谢朓、谢庄、谢朏、谢惠连等人，为其中尤著者。他如梁朝刘孝绰，其家族文士云集，“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注174与刘孝绰同时的琅邪王筠，在写给诸儿论家门的书信中提到，“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注175刘孝绰与王筠，一是家门同时能文者有七十人，一是家门七代人人有文集，皆称得上彬彬大盛、文风郁郁了。
因此之故，具有文学才华“文人”或“文士”昭然兴起。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将古代学者分为两类：儒和文，“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注176将当时学者分成四类：儒、学、文、笔，“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他谈到了每类学者的特征，对于文人，他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突出了文学所具有的情感性和审美性。文人阶层在大受重视，《梁书·任昉传》说：“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北朝亦如是，皇始元年（396），拓跋珪采纳右司马许谦的建议，“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注177北魏温子昇富有文学才能，南北人士悉称之，萧衍尝云：“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注178济阴王晖业亦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南北对峙之时，北朝时人常有文化自卑感，奉南朝为文化正宗，在北人看来，温子昇以一人之才，力压南朝四大文士，足能为北朝文化挽回局面。
文学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乃是因其最能彰显人的才情和学识。在史传的叙事中，士子之文才，比较值得留意的一个方面是“少能属文”。所载能属文的年龄，大抵在六岁至十五岁之间。有六岁者，如陆云、谢瞻、江革、萧纲；有七岁者，如谢庄、王籍；有八岁者，如曹丕、裴秀、刘之遴、徐陵；有九岁者，如班固、顾野王；有十岁者，如曹植、谢惠连、谢朏、邢邵、陈淑慎；有十二岁者，如姚察、萧伬传、鲍宏；有十三岁者，如罗宪；有十四岁者，如辛德源；有十五岁者，如魏收。还有大量事例，不叙具体年龄，只是描述为“少能属文”等。以上记载，以十岁之前者最多，十三岁以上者已非常之少。十岁左右即能写作文章，意味着年少聪慧。如在正史的描述中，阴铿“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梁简文帝萧纲“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六朝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大量早慧之人，并成为一时之风气，《世说新语》专列“夙惠”门，亦与六朝的世族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世族的延续，靠的是人才，因此必然重视家庭教育。士人之早慧，固然部分出于天赋，更重要的则是浓郁的文化氛围所致，如陈郡谢氏的谢瞻、谢庄、谢惠连、谢朏，都是少而能文，显示出谢氏家族的深厚文化教养。谢氏在南朝的政治势力虽已衰弱，但赖此诸人，其文化地位能够高居诸大家族之顶端。此外，如博综群书，识见渊雅；下笔快捷，犹如宿构；辞彩遒丽，妙语生花。皆为其人文学才情之体现。
约而言之，六朝时期，文学获得了独有的美学价值，诗文成为衡量士人文化素养与才情学养的重要方面，受到士人阶层空前的重视与关照，从而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文学创作，进行文学品评。此种情形，一方面，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此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著述皆蔚成大观；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的阶层化与娱乐化，使得创作群体显得单一，审美情趣趋于固化，他们过分追求形式上的纤巧靡丽，作品的内涵和深度则显得不足，体现出历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