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住房模式的建立和变迁：对资产为本福利模式的讨论^注10

聂  晨^注11

【摘要】  在20世纪末期，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其住房自有率的迅速上升以及社会政策建设的滞后吸引了国际学者们的注意，讨论其政府干预下推动资产为本福利模式的运行，而国内相对忽略了这一区域这一模式的总体研究。本文在弥补这一空白的基础上，从东亚住房体系建立和变迁两个时期，以及这一模式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方面，分析了资产为本福利模式运行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对我国住房体系发展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住房自有  政府干预  资产为本福利模式  东亚住房模型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rapid economic growth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long with this was the radically increasing home ownership rate and the social policy arrangements under the logic of growth, which has caused wide atten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centre on the model of property-based welfare, which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by scholars in China. To fill this gap,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xperiences of property-based welfare in terms of its entrance, procedure and exit draw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housing model. In the last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Home Ownership,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roperty-based Welfare, East Asian Housing Model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住房自有”（home ownership）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住房保有形式，其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因为多数居民拥有住房而被称为“住房自有社会”（home-owing society）。随着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不断增加，住房自有不仅仅被理解为物质属性上提供的居住功能和生活环境（Megbolugbe & Linneman, 1993），实现心理层面的“本体论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个人阶层划分、身份定义（identity）和生活方式（life style）建构的重要标志（Saunders,1990），更属于具有市场属性的消费品、耐用品和服务（Ronald, 2004, 2008），以及累积家庭财富的有效方式（Thorns, 1995）。正如索恩斯（Thorns）所说，“（相比于租户）住房自有者可以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之外实现财富的积累”（Thorns, 1995：8）。而在8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意识形态影响，西方国家作为普遍社会福利提供者角色后退的背景下，在公共住房之外，通过市场获得的私人住房自有更与社会整体福利建立了紧密联系，因为其增强家庭的经济能力而可以满足家庭成员在其生命过程（life course）中潜在的福利需求，因此住房自有又被视为“家庭福利状况的基石”（Groves, Murie & Watson, 2007）。

在20世纪末期，包括中国港台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了能与西方传统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的新兴力量，因此也被称为“新兴工业国家”（NIC）。在快速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东亚经济体在政府强力的干预下推进了住房自有比率的明显上升，先后步入了大部分居民拥有住房的所谓“住房自有社会”（如表1所示），促进大部分居民拥有了“个人（福利）的安全网”；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内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社会政策发展明显滞后，从属或者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并没有寻求建立类似西方工业国家所有的“社会（福利）的安全网”。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上比较住房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东亚新兴经济体以及作为传统工业国家的日本。此类早期的研究比较倾向于自上而下的视角，重视该区域内部趋同性的特点，关注政府干预下以住房自有为导向的住房政策的变迁，以及对居民获得自有住房的支持程度，即所谓“住房自有的意识形态”（home ownership ideology）（Chiu,2008; Ha, 2013; Ronald,2008），以此形成对建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住房和福利体系研究的补充和挑战。而近期的研究更多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揭示东亚住房体系出现的多元化的趋势，关注微观层面上家庭基于住房的资产建设弥补了国家社会福利供给的不足的功能，以及抵消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增强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导致的子女对父母支持程度的下降（Izuhara,2007,2016; Ronald & Dooling,2012）起到的作用。

表1  东亚各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住房自有比率的比较

然而，国内文献对于东亚住房体系的关注不足，除了李健正（2010）等少数研究之外，不仅相对缺乏从总体对东亚住房体系变迁的深层讨论，也缺少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家庭住房自有资产建设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尤其东亚经济体在房价持续上涨，住房自有率保持在高位的时候受到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住房体系的关键内容，即“资产为本福利模式”建设出现了多样化走向，体现了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以及对过去发展轨迹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但并没有引起国内文献的特别重视。

由于在文化基础上，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并重视家庭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角色（Forrest & Izuhara, 2009）；在宏观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中国正处于东亚经济体经历过的相似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类似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优先的特点，而忽视了包括公共住房和养老在内的国家整体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岳经纶、林根，2014）；而在住房产业定位上，中国和东亚社会都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住房政策的关键点上，中国奉行东亚经济体重视的以住房自有为导向（Nie，2015），也实现了极高的住房自有比率（89％ ^注12）。在住房市场方面，中国也正在面临着东亚经济体曾经面对的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微观层面，中国家庭重视资产积累和建设，而自有住房在家庭资产中所占比重较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住房资产在家庭资产中平均占比超过了70％。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高房价城市中，这一比重更是高达80％（Xie & Jin,2015）。而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达到了6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因此，中国无论从宏观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还是政策和市场层面，以及家庭和个体层面考虑，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在多个层面上都具有建立和发展围绕住房为中心的资产为本福利模式的条件和可能性。因此，研究东亚国家住房体系的特点和经验对于中国住房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