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研究卫生费用与健康指标的追赶问题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趋同”理论。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　Sala-I-Martin，1992）提出了三种可检验的经济增长趋同方式，即σ趋同、β绝对趋同、β条件趋同。具体来讲，如果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实际人均GDP差距随时间流逝而绝对缩小，则认为存在σ趋同，一般表现为变异系数或者Theil指数的下降。“β趋同”指的是人均GDP增长与起始时期人均GDP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初始水平较低的国家比初始水平较高的国家的GDP增长率要快。若估计方程为Δy_{i, t+1}=α+βy_{i, t}+ε_{i, t}，其中：Δy_{i, t+1}是第i个国家t+1年的GDP增长率，y_{i, t}是第i个国家第t年的GDP水平；如果β的估计系数显著地小于0，则认为不同国家间存在β绝对趋同。而β条件趋同则是在β绝对趋同的基础上，控制了一系列外生的影响因素，考察β的估计系数是否依然显著地小于0，即Δy_{i, t+1}=α+βy_{i, t}+γX_{i, t}+ε_{i, t}，其中：X_{i, t}可能是人口、技术、制度等外生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文献都采用“趋同”这种表述。作者认为，“趋同”与“追赶”存在一定程度的类似，但“趋同”常用于同一体系内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比较，而“追赶”则侧重于跨体系间的比较。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内容，作者更倾向于使用“追赶”，而非“趋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问题愈发重视，许多国家的卫生总费用上涨很快，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卫生费用比较研究逐渐兴起。借鉴经济增长趋同的思路，王（Wang，2009）检验了美国各州在1980—2004年间的卫生总费用是否存在趋同，结果发现美国各州的卫生总费用存在趋同现象。蒙特罗-格拉纳多斯等人（Montero-Granados et al.，2007）研究了1980—2001年西班牙不同省份之间的卫生支出，发现其不存在明显的趋同特征。莱特和托伊尔（Leiter &Theurl，2012）的研究发现，22个OECD国家之间的医疗卫生支出存在σ、β绝对趋同和β条件趋同。潘杰、刘国恩、李晨赵（2011）发现中国不同省份的政府卫生支出从长期来看存在β绝对趋同和β条件趋同现象。肖海翔、牟琪（2013）采用我国31个省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政府卫生支出的趋同分析。该研究发现，我国不同省市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存在σ趋同，不存在β绝对趋同，但当考虑人均GDP、人口老龄化程度和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等因素以后，发现存在条件趋同。纳拉杨（Narayan，2007）使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发现英国、加拿大、瑞士、西班牙四个国家与美国的卫生费用之间存在追赶现象。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大量已有文献在研究健康领域趋同或追赶现象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卫生费用方面。前文已经提到过，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因此，不同国家间的健康水平是否存在趋同或追赶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尼克松（Nixon，2000）以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为指标，研究了1960—1995年欧盟国家的健康产出是否存在趋同，结果发现北欧国家健康产出的相对优势逐渐缩小，欧盟内部之间的健康产出存在趋同。帕诺普洛和潘特利迪斯（Panopoulou &　Pantelidis，2012）利用1972—2006年19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健康产出方面并不存在趋同现象。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集中于同一国家内部或者同一体系内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而缺乏跨体系的研究。另外，已有文献侧重于研究卫生费用的趋同或追赶，而对健康产出的趋同或追赶关注不够。为了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战略目标，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卫生费用、健康指标方面存在的差距，并考察这种差距是否随时间而缩小。基于此，本文想要考察的是中国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卫生费用、健康指标方面是否存在追赶现象。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将中国健康问题的研究纳入国际比较视野。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并不按照以往的研究套路去检验是否存在“σ趋同”“β绝对趋同”“β条件趋同”，而是利用第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考察中国与18个OECD国家在健康领域是否存在追赶现象；第二，本文将从卫生费用与健康产出两方面进行研究，以客观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绩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