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论 篇
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孕育和崛起
一、 蓝领中产阶级的概况
（一） 蓝领中产阶级的诠释
追溯“蓝领”这个概念，其最早源于美国。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罗伯特·耐克将当代社会中参与不同劳动的人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从事工厂产品生产的技术工人，二是从事种类繁多的服务业的劳动者，三是从事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劳动者。上述第三种劳动者工作时都无一例外地穿着深色西服、白衬衫，打着领带，为此，人们用“白领”（White-Collar）一词代之。相比较而言，上述第一种劳动者多为负责维修机器设备的技术工人，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一般拿“周薪”或“时薪”。其上班或生产劳动时皆穿着蓝色工作制服，故称之为“蓝领”（Blue-Collar）。就中国蓝领阶层的职业而言，其主要包括工矿工人、农村务工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铁道搬运工、垃圾收购者、水电工以及挖掘机工人等。
在西方当代社会，蓝领阶层是组成现代社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具有人数优势，而且还处于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是西方社会“橄榄形”结构的中间部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的更新、升级、换代，三大产业之间不断的分离，尤其是第三产业逐渐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之中脱离出来，蓝领阶层的概念也逐渐从“工人阶级”中区分开来，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以及新常态的出现，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国将持续不断地为蓝领阶层工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遇，而越来越壮大的蓝领阶层也将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中坚阶层力量。
（二）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
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各行业均会产生对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经济新常态为蓝领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和深水区，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以前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手艺或者技术工作，正在被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蓝领阶层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蓝领阶层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较低的收入，同时肩负着高强度的体力和负重的工作。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工业设备的先进化，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也将逐渐需要更少的体力工作和较高的素质，取而代之的是与白领阶层相类似的技术管理工作和更为熟练的对机器的操作。这种变化使得蓝领阶层逐渐提高了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蓝领阶层与其他各阶层之间的差异不断变小，蓝领不再仅仅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或者简单机械的工作，而是需要经过培训和训练才能掌握几种技术的高素质技能工人，比如操作自动化操作车间工人、高技能的维修工人以及操作各种复杂仪器设备的技工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并逐步消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蓝领阶层的职业、收入、名望、服装、文化程度、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蓝领阶层的概念不断被丰富、发展和创新。
（三） 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未来前景
就蓝领中产阶级未来发展前景而言，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蓝领中产阶级脱颖而出，并为他们提供了比从前任何时代都要优越的机会。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会逐渐缩小蓝领阶层与其他阶层（如“白领”）之间的差距。其次，蓝领阶层虽然曾经被视为体力劳动者的称号，但是社会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相信这个称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更不应被定义为社会的下层阶层，甚至是底层的阶层，这种称号和地位都是可以被改变的。随着蓝领成长为蓝领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会不断地崛起和壮大，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会逐渐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或“鸡蛋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逐步过渡。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或者企业来说，蓝领是企业的一支核心力量。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逐步上涨，尤其是大众化教育渐趋普及的背景下，白领阶层不再是广大应届毕业生的选择和唯一出路，这为蓝领阶层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前景广阔。一个社会只有实现“橄榄形”或“鸡蛋形”结构才是稳固的，才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橄榄形”社会的定义而言，即一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没有极其富裕和极其贫穷的阶层，而中间阶层数量众多，比较庞大。从政治经济学而言，一个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将会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看到上升的机会。为此，中国如果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形”转向“橄榄形”或“鸡蛋形”结构的话，必须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来源基础，把人数众多、肩负使命的蓝领工人纳入中产阶级队伍。只有这样，中国中产阶级队伍才会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才能更稳固。
二、 当前中国蓝领阶层的现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工业化也不断提升，服务业将向纵深发展，服务业所孕育的新兴职位不断涌现，传统旧的职位也将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下，中国蓝领阶层有了更广泛的职业界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职工、技术工人等。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改革也过渡到新阶段，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用工成本持续上涨，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亟待提高蓝领阶层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优化蓝领阶层劳动者的教育结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过分注重经济发展，较少关注蓝领阶层，缺乏兼顾社会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蓝领阶层收入较低、遭受歧视、学历局限以及技能不足，进而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蓝领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道路被严重堵塞。
（一） 蓝领阶层收入较低
总体而言，中国蓝领阶层的收入较低，其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2.9%下降至2009年的39.8%，下降幅度达13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中缺乏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过低。而且，女性蓝领低于男性蓝领，就城市分布而言，女性蓝领在一二线城市的税前工资（4276元）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显著较高（图1）。
就来源地区而言，蓝领阶层主要来自农村、城镇和偏远的山区，其父母整体职业水平和收入水平均较低，在接受了小学教育或者中学教育之后基本上就迈入了劳动力市场。为了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蓝领阶层背井离乡，主要到北上广等沿海大城市去打拼。作为外来人口，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蓝领阶层群体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但由于蓝领阶层群体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同时缺乏系统的技能培训，蓝领阶层在城市里收入很低，从事平凡岗位，工作很不稳定，权益无法保障，子女教育很难在城市实现，微薄的工资、有限的资源阻碍着蓝领阶层的发展。
（二） 蓝领阶层遭受歧视
“望子成龙”是自古就有的传统观念，而现阶段的教育更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念。在西方社会所谓的蓝领和白领身份，在中国社会则对应了工人和干部身份，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身份差异（例如，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差异），导致公众很自然做出清晰的选择。为此，读大学似乎成了白领或干部的象征，上大学也就成了通向白领或干部的通道，其工作体面，受人尊敬，而去职业院校则成了高考落榜之后的艰难和无奈的选择，也就成了工人或蓝领的代名词。这种“共识”在中国现阶段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认可，进而形成顽固的思想定势，中国蓝领阶层始终是被歧视的阶层。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的蓝领阶层仍旧是社会阶层中“落后”的代名词，遭受歧视。
图1 不同城市蓝领女性的收入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整理相关数据得出。
（三） 蓝领阶层学历局限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蓝领阶层普遍学历较为低下，基本为中学学历，而且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占比非常少，大部分的蓝领阶层仍是主要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总之，教育是基础性工程，中国蓝领阶层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素质都较低，社会上职业技术培训有待加强，没有形成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蓝领阶层进一步成长为蓝领中产阶级缺乏学历这一核心竞争力。
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随着大量新型工业产品逐步涌现，蓝领阶层就业的范围也会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已经从“生产线”延伸至“服务线”，主要包括计算机、空调、彩电、冰箱、手机和新型电子化办公设备的售后服务领域等。这样，劳动力市场上亟需大量的高素质蓝领工人，而现阶段职业教育的落后和配套人才培养措施的不完善，无法满足中国产业升级对蓝领阶层素质的要求，亟待对蓝领阶层采取有效的学历或职业教育，以满足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当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上等劳动力市场和次等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出一套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它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上等劳动力市场和下等劳动力市场。上等劳动力市场与次等劳动力市场（或称下等劳动力市场）的区别如下：从事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职业前景较好，薪资高，福利待遇好，有较多学习、培训机会，并且，在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被逐步提拔的可能性较大。比较而言，从事次等劳动力市场（或称下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被认为是“坏职业”，职业较差，薪资较低，福利待遇较少，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从事次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几乎没有被提升的机会，通常是一辈子从事相对较为简单的职业。
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之后，跨市场的流动性机会几乎不存在。次等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劳动者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也很难有机会由下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成长为上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白领阶层，有很大的机会逐渐成长为中产阶级，但在下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蓝领阶层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做到。简而言之，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有较少的机会转换到“好职业”，即两种职业之间的跨劳动力市场几乎不存在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
三、 转型机遇：孕育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契机
目前我国蓝领阶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局限和不公平的境遇，毋容置疑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日益壮大的蓝领阶层内部已然孕育了足够多的向中产阶级转变的因素，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提出也为蓝领阶层向中产阶级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 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契机分析
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为蓝领阶层向上等就业层次流动提供了日益丰富的途径。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人口结构转型加速，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大陆每年仍净增人口66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另一方面是年均净增人口增多。在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我们难以再继续以往依靠劳动力数量发展经济的模式，而是应着力推动由粗放型利用劳动力向集约型利用劳动力的转变。
此外，虽然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但由于多种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GDP每提高1%，仍然能够在城镇新增130万—170万个工作岗位。新增岗位的大量从业人员主要属于蓝领阶层。在目前人口结构转型的契机之下，在低端产业从业人员趋于饱和的状态下，新生代工人将向相对高端的制造产业以及服务业分流，蓝领阶层的职业转型也就成为可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进一步提升社会对蓝领阶层从业人员的需求，也为蓝领阶层摆脱大量无效、低端产业链带来契机。在净增人口仍然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外出务工人数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也逐渐攀高。总之，蓝领阶层向上等从业层次流动的途径将日益扩大，蓝领阶层向中产阶级的转变也将日益增多。
（二） 基于中国再分配机制转型的契机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属于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其中初次分配至关重要，包括劳动收入分配、资本收入分配以及政府收入分配。而再分配亦同样不能忽视，再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体现政府能否做到优化收入分配，造福于全体人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皆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与公平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实现两者的兼顾，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对两者各有所侧重。可以说初次分配由市场来主导，而二次分配由政府主导，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在目前的初次分配格局下，最低工资制度等措施为提高蓝领阶层收入提供基本保障。新常态下的收入再分配也致力于利用税收和社会保障这两个主要手段进行强化与优化，蓝领阶层在其中将获益明显，其收入将不断提高，生活状态也将随之逐渐改善，为向中产阶级转变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保障将为蓝领阶层的上升提供更大的上升动力和保障支持。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政府积极建立扶助中低收入阶层并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保体系，这一体系的实施将逐步健全基本养老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推动加快建立企业年金以及职业年金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这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蓝领阶层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为蓝领阶层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提供更大的上升动力，其向中产阶级的转变也将获得来自政府更多的保障支持。
四、 权利重构：中国蓝领中产阶级崛起的前提
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不畅等原因，当前我国蓝领工人面临着来自自身和社会的种种困境。要实现我国“橄榄形”或“鸡蛋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蓝领工人向中产阶级的转变和成长，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就必须重构蓝领工人合法的人身权利、市民权利、产业工人权利，赋予其本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保障其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一） 赋予蓝领工人以合法的人身权利
根据二元劳动力结构理论，蓝领工人处在“坏职业”的岗位上，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工作环境脏乱差。蓝领工人绝大多数处在生产第一线，境况好的也就是在车间流水线上工作，境况差的，例如矿工、建筑工、搬运工、打磨工、喷涂工等，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危害，甚至具有生命危险。
赋予和保障蓝领工人的人身权利，迫切需要改善蓝领工人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有毒、有害、危险行业的监管和排查，严格要求不符合劳动卫生环境和安全的企业进行整顿整改，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淘汰落后的、有安全风险的生产设备，改善企业的生产条件和进行技术革新，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加大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蓝领工人的社会保险强度，给蓝领工人提供高系数的安全保险。保障蓝领工人的人身权利，还必须尊重蓝领工人的人格尊严。处于边缘化的蓝领工人，在城市处处受到排斥和歧视。要通过加强宣传和引导，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蓝领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人格尊严，让蓝领工人在城市有归属感。赋予蓝领工人以合法的人身权利，是蓝领工人向中产阶级转变最为核心的要素。
（二） 赋予蓝领工人以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
任何权利都来自法律的授予，“工人权利”是指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者合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蓝领工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社会的繁荣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享有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蓝领工人在企业劳动，实质上是在向企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即是人力资本。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人权利实质上是工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者在企业中享有的人力资本产权。法律上的“工人权利”就是“工人人力资本产权”。所谓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保障蓝领工人的权利，首先要对蓝领工人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界定和保护。
蓝领工人在企业劳动，向企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企业之间建立的是以劳动力商品为中心的雇佣契约关系。分散的个人与企业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企业向工人提供的很多条件都是单方的，企业在制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条件、劳动强度和环境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强权界定产权，由于蓝领工人都是分散的，单个的蓝领工人在企业面前总是势单力薄，很难保障自己的各项权利。因此，要从法律上赋予蓝领工人以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保障其对自己的人力资本享有独立、全面的产权，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由平等交易，并因此获得公平的收益。法律赋予工人权利之后，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实现，还有赖于企业能否执行法律规定，因此还必须加强执法，确保蓝领工人权利的实现。
（三） 赋予蓝领工人以正常的市民权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多年来常年生活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在数以亿计的蓝领工人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为我国巨大经济成就的取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蓝领工人与城市居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在城市被边缘化，受到排斥和不平等待遇，不能享有与市民类似的待遇，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在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由于“同城不同权”，蓝领工人不仅薪资收入低，而且生活成本也相应提高，最终导致蓝领工人的收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同城不同权”现象是不合理的，确定一个人的价值应以其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其出生地、家庭背景为标准。蓝领工人在工作上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应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作为产业工人，蓝领工人工作和生活主要都在城市，理应共享务工城市的公共服务，享有正常的市民权利。在赋予和保障蓝领工人在城市劳动和就业等基本的权利的同时，蓝领工人还应享有“拓展权利”，即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市民权利。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蓝领工人不仅应享有因农民身份独有的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还应因城市产业工人身份而享有市民基本权利，包括市民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各项社会保险的权利。除了享有经济权利外，蓝领工人还应享有适当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
（四） 赋予蓝领工人共享经济繁荣的权利
一方面，国家越来越富有，城市居民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蓝领工人日益贫困，社会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究其原因，蓝领工人没有与城市居民、高收入人群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没有平等地享有经济繁荣的成果。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机制是按照人们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作用进行分配的，人们掌握的生产资料不同以及市场供需不同，市场对收入的调节必然导致收入的差距，而蓝领工人作为底层的阶级，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政府必须大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于初次分配，要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基础上，引导收入分配向蓝领工人倾斜。在再次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的调节和推广社会福利措施，逐步缩小蓝领工人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增加蓝领工人在再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
蓝领工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在老家拥有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在没有确权的情况下，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并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市场化的收益。应进行土地确权，确认蓝领工人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拥有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享有经营权、使用权和房产权，并发给相应的证书，再在农村建立产权流转平台，引导拥有“三权三证”的蓝领工人对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行市场化操作，比如流转、抵押等，获得市场化收益，增加其经营性收入。
五、 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
要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首先要重视蓝领阶层，促进成长。社会上对蓝领阶层存在明显的偏见。随着我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从事蓝领职业的群体逐渐扩大，其人口规模已远远超过了白领阶层，部分蓝领收入甚至赶超白领。但是即便如此，蓝领阶层却没有在社会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蓝领阶层还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大部分企业的品牌设计也很少针对蓝领阶层，各种媒体也很少报道蓝领群体，甚至连蓝领阶层自身也不愿谈及自己的蓝领身份。社会对蓝领的偏见以及忽视十分不利于蓝领阶层的发展。如果社会加大对蓝领的关注，并且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居住状况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这将大大促进蓝领阶层的发展，使更多拥有高技术、高学历的人愿意加入蓝领大军，提高蓝领的社会地位。
我们还应该纠正中产阶级只能来自受高等教育或者从事白领职业的人群的错误认知。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主要来源于从事蓝领职业的劳动阶层（电梯安装和修理工、变电站和继电器检修工以及运输检查员这三大职业目前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蓝领职业前三名），社会并不会因为他们从事蓝领工作而对他们存在偏见、歧视。在我国，蓝领阶层在城市中人数最多，一部分蓝领经过分化后逐渐步入中产阶级队伍中，扩大了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使得我国从“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向“鸡蛋形”的收入分配结构。蓝领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其基数大，消费能力高于白领，消费潜力大。可见蓝领阶层对壮大我国中产阶级队伍，促进我国内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给予蓝领阶层应有的社会重视，提高蓝领的社会地位，在促进蓝领发展的同时也会使我国的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加强工会力量保护权益，让工会真正地在保护蓝领中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同时，积极鼓励蓝领阶层创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鼓励蓝领阶层创业，让更多熟练的技工有机会开办自己的小微企业，在提高其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的同时，带动更多的蓝领就业。要促进蓝领中产阶级崛起，其中促进职业代际流动意义非常重大。职业代际流动能够使蓝领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社会，也让蓝领阶层有更大的动力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更加努力地工作，扩大蓝领中产阶级的队伍，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和谐。提高职业代际流动性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重视蓝领阶层子女的教育，使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此外还有大力发展经济，强化流动机会的公平机制。
六、 总结
蓝领阶层作为社会各阶层与社会分工的重要一部分，其崛起与转型必然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与再分配机制转型的步伐同步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有效，在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今天不断提高社会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与职业水平，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真正造福全体人民，蓝领阶层的转型契机也就会愈加扩大，将更有能力推动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
如果想要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产生，壮大蓝领中产阶级的队伍，首先要给予蓝领阶层应有的社会重视，使更多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愿意加入蓝领阶层队伍；其次，要加强工会力量保护蓝领阶层权益，提高蓝领的工作待遇，社会福利以及子女教育等；再次，要鼓励蓝领阶层创业，让更多熟练的技工有机会开办自己的小微企业，在提高其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的同时，带动更多的蓝领就业；最后，要促进职业代际流动，加大垂直代际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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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