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的汰旧与词典条目的更新

提要 词汇是语言这个生命体的大动脉中奔流着的血液，随时要将养分输送到语言这个生命体的各个部分。语言中有刚刚吸纳进来的新养分，也有需要淘汰出去的旧废料。定期筛选新词语，可使词汇得以沙里淘金；定期沙汰旧词语，可使工具书腾出篇幅，吸纳更有用的词语。淘汰旧词语跟增添新词语同样重要。词语由新而旧，最终被汰出，一般有三种情况：自动变成旧词语，无须宣布；已成旧词语，而后被宣布，贴上旧词语的标签；尚在使用中，被甄别为应予淘汰的词语。旧词语也是语言中的重要成员，它们的离去将带走重要的信息。不将这些信息及时地记录下来，是语言史的损失，也是文化史的损失。

关键词  旧词语  淘汰  词典条目更新

一

何谓旧词语？一般来说，今日之前用过的词语就是旧词语。但是词汇学上所说的旧词语，应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旧词语指今天在世的人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而现已不用，一旦再见到便生出无限沧桑感的词语。例如20世纪上半叶通行而为今日弃用的“更夫、马弁、马夫、仆人、村公所、参议院、金银券、维持会”，它们给予现代人的是一种陈旧的时代色彩。有陈旧的时代色彩的旧词语有其词汇学上的标记，一些语文工具书在为旧词语释义时，常用的“旧时”“旧称”等字眼即其标记。下面的词语出自《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台北：国语日报社2000；以下简称《新编》）：

村塾 旧时乡村中的学堂。

书僮 旧时侍候主人及其子弟读书并做杂事的未成年的仆人。

望门寡 旧时女子订婚后未婚夫就死去，俗称望门寡。

棒头出孝子 旧时的教育理念，认为使用打骂等严格方法管教，孩子才会听话且孝顺父母。

下面的词语出自《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

查照 旧时公文用语，叫对方注意文件内容，或按照文件内容（办事）：即希～|希～办理。

校场 旧时操演或比武的场地。也作较场。

戒尺 旧时教师对学生施行体罚时所用的木板。

菌素 抗生素的旧称。

古词语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古代的词语；“古代的词语”这一说法本身就有歧义，它们可指古代产生出来且仅通行于古代某个时期的词语，亦可指古代产生出来并一直沿用下来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古词语”，应理解成：产生、流行于古代的书面语或口语而在现代书面语中沿用下来的词语。古词语，由于产生于古代并流行于古代，在现代只用于书面语，与现代产生的词语相比照，而有着古雅的时代色彩。例如：

敝屣  倒屣  底定  倏忽  俄顷  蓬荜  庶几  执牛耳  千金裘  绕指柔  杵臼交  家天下  杜鹃啼血  投鞭断流  韦编三绝  五十步笑百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

与古词语一样有着古雅色彩的是文言词语。凡文言词语都产生于古代，并且都产生于古代的书面语，流行于古代的书面语，它沿用至今也仅出现于现代的书面语中，例如：

承乏  承祧  弛废  崇闳  丁忧  覆瓿  干谒  庋藏  滥觞  投缳  葳蕤  须臾  政躬  支颐  忮求  咳唾成珠  民胞物与  樯倾楫摧  如汤沃雪  菽水承欢  岳峙渊渟

如果拿文言词语与古词语相比较的话，文言词语只是古词语中的一部分，即：产生于古代并在现代书面语中使用，带有浓重的书面语色彩的那部分古词语，才是文言词语。古词语的另一部分，就是产生于古代的口语，也间或在现代口语中出现，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却多在现代书面语中使用的词语，例如“恁地、怎生”。

谈到文言词语，就不得不涉及被人称作“文化词语”的那部分词语。所谓“文化词语”，在创造的当初是有典故的，或涉及典故的，带有很浓重的古代历史文化讯息。“文化词语”中的“典故词语”很值得研究。例如：

“说项”，典出唐代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推敲”，典出贾岛的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下联，被韩愈改为“僧敲月下门”。

“舐痔”，典出《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

“俎上肉”，典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也许是因为典故都非现代人易于了解的，文化词语身上所带的古雅色调不言自明，因而无须再为其加上古雅的标记。不少成语是有典故的，一些词也是有出典的，也应属文化词语。一些文化词语存在着为社会认知和为词典收取的问题。《现汉》当收而未收的词语中就有一些属于文化词语。例如“潜邸”就是个文化词，义为“皇帝作为储君时居住的府邸”，可惜《现汉》各版均漏收。再如“哀家、丹墀、定谳、祭拜、弃市、铅华”也是文化词语，其中有的词（如“铅华”）《现汉》第6版收了，但“哀家”等词《现汉》第6版仍未收立。当然，若说起《现汉》该收而未收的词语，那就不仅仅是文化词了，不少非文化词也未收，例如“打鱼、归零、荒腔走板”。对文化词语，《现汉》《新编》这样的语文工具书弃取态度不同，例如：“卑湿、丛菁、厚贶、化鹤、化俗、化雨、化泽、口给、劳生、厉阶、厉疫、匿笑、匹练、区宇、劝农、胜状、胜概、危宿、危语、勿药、友朋、匝月、卓立、卓锡、卓卓、半部论语、博施济众、卜昼卜夜、功不唐捐、厚德载福、加膝坠渊、勤则不匮、千里同风、千里神交、势高益威”《新编》标〈文〉，视为雅词，《现汉》不收；有的词，《新编》收了，但却未标〈文〉，《现汉》也还是没收，例如“丛木、名彦、卿云、吮墨、口含钱、厚貌深情、口耳之学、参辰卯酉”。看来，一些词语为某部语文工具书弃还是取，是不是文化词语倒不一定是参照的坐标，重要的还是看它们是否为现代社会习见和常用。

当然，不同的语文工具书可能会在一些词语是否具有陈旧（或古雅）的色彩的认定上意见不相一致。例如“查照”，《现汉》说明它是“旧时公文用语”，而《新编》只说它是“公文用语”，未加“旧时”二字限定。当然，一个词语不为某部语文工具书标“旧”而为其标上“古”，不意味着它就不是旧词语。例如《新编》所收的下面的词，就仍是具有陈旧的时代色彩的词语：

更漏 古时夜间凭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所以漏壶又叫更漏。

与旧词语接近的还有一类历史词语。历史词语也是产生并流行于古代的词语，所不同的是，或者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现代已不复存在，该词语也已随之消亡，或者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现代已用另一词语来称说，原来的词语也已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历史词语都是仅存于古代而不在现代交际中使用的词语。历史词语中已随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消亡了的词语，借用俞敏先生（1984）“化石语素”的说法，可称之为“化石词语”。说它们是“化石词语”，是因为它们不但现代不再使用，而且古代文献中的用例不经专家考释也无法辨识。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说到贾母、宝玉、黛玉、宝钗一行带刘姥姥到栊翠庵玩，妙玉没用已被刘姥姥用过的茶盏给宝钗、黛玉用，而“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与黛玉……”。何为“斝”“”？何为“”“瓟”？常人很难搞明白，此书的注也只是笼而统之地说“斝是一种古代大酒杯。、瓟都是瓜类名”，“是古代碗类的器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507）。这说明，上述词已成为历史词，彻底死亡，一般人不但不再使用它们，连认识和了解它们的机会和可能都极少。

旧词语与历史词语有区别，也有联系。旧词语是人们曾经使用过而今天的绝大多数人都已不再使用的那部分词语。例如“玉牒”（皇家的族谱）“补子”（封建时代官服上表示官阶的布饰）“水法”（人造喷泉）“点主”（人死后，用鸡血在该人的牌位上点的仪式）“起居注”“军机处”这些词语，在20世纪初，甚至20世纪中叶，还都可算作是旧词语，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它们无疑已成为历史词语了。

历史上为帝王将相们创造的词语，如“朕、孤家、伏惟、钦此”，更属于为个别人所创造的词语，也更易于走入历史词语的行列。而为人唾弃的社会现象，记录它们的词语，也往往容易成为历史词语。例如伪满时期在东北地区流行的“抓浮浪”“勤劳奉仕”等词语，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伪满统治的土崩瓦解，迅即变成了历史词语。

旧词语、历史词语中的个别单位，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着“复苏”或“返祖”的可能。词语“复苏”或“返祖”，亦可称“词语回潮”。刚刚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陈迹的那部分旧词语，最容易借助一定的力量重返舞台，成为复苏词语。复苏后的词语，当然就不好再视为历史的陈迹，虽然它们还可能附有陈旧的时代色彩，例如半个多世纪前常见的“土豪”一词，如今重又出现在人们的口中。复苏词语可以是成批出现的，例如在早已走上改革开放康庄大道的今日大陆，倘张口闭口仍是“造反、批斗、封资修、路线斗争”，无疑会被痛斥为“文革腔”，所使用的这些词语当然也就成了“回潮词语”。这些引人遐思，使人产生强烈的怀旧情绪的“文革”词语还可举出一些，例如：

特嫌  臭老九  帝修反  封资修  工宣队  黑五类  红卫兵  喷气式  反修防修  奇装异服  牛鬼蛇神  三反分子  资反路线  批倒  斗臭  造反有理  地富反坏右

历史词语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改头换面在后世作为新词语出现，意义上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唐代有“行货”一词，据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 2002）考证，古“行”字训“通行大路”，引申为“普通”义。现代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行货”，即是“大路货”的意思。再如“大婚”，《国语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1）释义为“皇帝婚礼”，倘非皇帝，任何的婚礼都不可妄称“大婚”。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溥仪自传》（群众出版社 2007）一书谈到溥仪逊位多年后举行的婚礼时用的是打了引号的“大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的时候，我是当做一件“龙凤呈祥”天经地义的事来接受的。

有的复苏词语，恐怕只能算是借用——因古今事物对象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便将历史词语借来一用，加以比附，并不一定意味着肯定它们的内涵。请看下面的例子：

“斩立决”“斩监候”：大约20个月前，辽宁铁岭市中院曾以“一审”的名义，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六项罪名判处原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斩立决”。但在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院终审改判刘涌“斩监候”，缓期两年执行。^［1］

“遣唐使”：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13 000人“遣唐使”团。^［2］

不能排除有的词语之复苏，的确是当今社会没有比已成历史词语的那个词语更合用的了，所以只好重新启用了它，例如：

“什一”：此次移交地方的四所院校，共涉及资产上百亿元，人员万余——虽不足裁军总人数之什一，却已是本次最集中的裁军措施。^［3］

二

淘汰旧词语不像增添新词语那般容易。新词语一出现，我们即可捕捉到它的踪影，记录在案。而旧词语踪迹何时消失，是否永不再出现，却难遽下结论。说有易说无难，此之谓也。但是，尽管如此，以如今的科研手段，以研究新词语的那种研究力度来研究旧词语，分析旧词语，看它们是何时何地、如何淡出使用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成为旧词语的，将旧词语消失的确切信息统统捕捉到，不难做到。一般来说，词语由新而旧最终被淘汰出现实正常的交际领域，有三种情形：自动变成旧词语，无须什么人宣布，为其贴上旧词语的标签；已成旧词语，而后被宣布，贴上旧词语的标签；尚在使用中，被甄别为应予淘汰的词语，助推其走进旧词语的行列。

旧词语的消失是语言发展中的自然现象，是历史的必然，是词汇新陈代谢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如同新词语的成批涌现，旧词语的消失也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一批一批的。纵观那些词语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词语都经历过新词语而旧词语而历史词语的自然的演进过程，例如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看到的那些渐行渐远已然成为旧词语的“文革”词语、民国词语、晚清词语，早已离我们远去成为“化石词语”的近代词语、中古词语、上古词语、远古词语等历史词语。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词语。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会带来一批新词语，一个旧时代的离开也会带走一批旧词语。这样的一个词语的更替过程通常是很自然的，无须人为的推动，也无须专为其贴上旧词语的标签。

普通词语变为旧词语的这一过程的出现，一般无须由谁下行政命令来实现。但在旧词语消失的问题上，行政命令也可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当语言使用者认定那些词语已不合时宜时，人们可为那些词语贴上旧的标签。例如“赤脚医生”这个词语创造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让“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全国。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然而，不少当年的“赤脚医生”如今仍然在世，有的甚至身份改变成了“乡村医生”。虽然今已无人再有“赤脚医生”的身份，但是每当有人提起“赤脚医生”的话题，便会在当年生活过的人心中引起无限的沧桑之感。“投机倒把”这个词，从1949年起就成为一个高频的普通词语，甚至成为法律词语，数十年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1997年《刑法》修订取消“投机倒把”罪名后，“投机倒把”这个带有很浓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词语逐渐淡出历史。2009年8月26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又报道“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这两个词语在正在修改的法律中将予以删除，这两个词语将彻底走入历史。同时走入历史的还有“修正主义”这样的词语。2009年9月3日《北京晚报》披露，新版《党的建设词典》将“修正主义”这个较为陈旧的词语删除掉了。但是，行政命令或可使那些旧词语在公文上消失，却未必可使之在全社会顿然匿迹。“赤脚医生、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修正主义”等词语可能就并未因行政命令的颁布而迅速彻底地消失，2013年7月19日，卫生部长陈竺就发表题为《当年“赤脚医生”写下人生传奇》的文章；google上甚至有“赤脚医生网”“赤脚医生群”。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修正主义”更不时出现在当代人的语言生活中，打开“巍巍昆仑”“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等红色网站，莫说“赤脚医生、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修正主义”这些词语，就连数十年前早已不用的“文革”词语也不难觅到踪迹。旧词语的消失需要一个过程，为其贴上旧词语的标签，能在这个自然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词语产生并投入使用后会产生一定的惯性。使用者的好恶，虽对一个词语寿命的长短起到一定的影响，但这影响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对词语施加一定的干预和影响，就能推动词语的新陈代谢运动。当我们预测出一个词语不合时代需要而应该将其淘汰出去时，就要毫不吝惜地主动性地对其加以淘汰。例如“民警”略自“人民警察”，是1949年以后创造的一个词。创造此词的初衷或许是以此新称谓将新时代的警察与旧社会的警察区别开：旧社会的警察是压迫人民的，而新社会的警察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新社会的警察应与之前的警察在称谓上区别开来，是“人民警察”。很明显，“民警”是个褒义词。但是这样的褒义词使用起来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所称呼的是敌对国家和地区的警察，习惯上不称“民警”而只称“警察”；如果我们称中国大陆的警察时，好像都可称“民警”，尤其是称呼每日面对公众的派出所的警察时。但是，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警察，都有好坏之分。好“民警”称“警察”，有何不可？坏“警察”称“民警”，于理难通。

“民警”的称谓，对外有时会带来尴尬。我们称呼外国的警察，似乎一般都称“警察”而不称“民警”。这就容易予人外国的“警察”均非保护人民的“民警”的错觉。我们在国内的职责为保护人民的“民警”一旦派驻国外，似乎就不好再称“民警”而成了“警察”，但他们的职责理所当然仍是保护当地人民。没有一个国家宣称它的警察是只为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不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代表不代表人民，不是只看贴在脸上的标签。生活中不会因语言中有“民警”这个词，就会使所有的警察具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反之，生活中也不会因为语言中没有“民警”这个词，使警察不具保护人民的性质。“警察”不应因为没有“人民”的标签而使自身的性质发生改变。

“民警”不属于专业性的警种称谓。警种如乘警、法警、水警、武警、刑警、狱警、户籍警、片_儿警等，他们都是“民警”，其实也都是“警察”。或曰：“民警”就是“警察”；“民警”一词的英译与“警察”一样，也是police。既然“民警”跟“警察”是异名同实词，那么弃“警察”而取“民警”究竟有何意义，殊难理解。“民警”与“警察”比较，前者虽然较易拉近警察与人民的距离，增加某种亲近感，但后者似乎更具术语称谓的庄重性和严肃性，例如“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香港警察局”“澳门治安警察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的“警察”都不可换以“民警”。再从缩略构词的角度看，“武警”是“武装警察”的略称，而不是“武装民警”的略称。“人民政府”未略作“民府”（倒是有“民政”一词，但那是“国内行政事务”意），“人民法院”未略作“民院”（“民院”一般是“民族学院”的略语；倒也有“民法”一词，但那是法律的名词），“人民教师”未略作“民教”“民师”，“人民币”未略作“民币”，“人民警察”不略作“民警”道理上也是说得通的。

综上所述，像“民警”这样的词的创造，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们是否还适宜如今的社会？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助其走进旧词语的行列了呢？

三

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必须在新增词语的同时淘汰旧词语，因为任何一部词典的容量都是有限的。以汉语为例，1960年出版的《现汉》试印本收43 000条，1965年的《现汉》试用本收53 000条，5年间增收了10 000条。1978年的《现汉》第1版，收条达56 000条，13年间增加了3000条。1996年的《现汉》修订本收条达60 000条，18年间增收了4000条。2002年出版的《现汉》增补本，虽未给出该版收条总数，但在“增补本说明”中说“在1996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近些年来产生的新词新义1200余条”，也就是说，该版《现汉》实际收条达到61 000余条，6年间增收了1200条。2005年的《现汉》第5版收条65 000条，3年间增收3800条。2012年《现汉》第6版收条达69 000条，8年间增收4000条。不难看出，这52年也不平衡。“文革”期间，正常的文化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从1965年试用本至1978年的第一版，13年间才增收3000条，平均每年才增230条。而从2002年的增补本到2005年的第5版，3年间就增收3800条，平均每年增1266条。《现汉》在增收新词语的同时也在淘汰旧词语，但前者的数量远超后者的数量，52年间词条净增26 000条，平均每年增加500条。这个数字与最近几年教育部的项目“新词语编年本”的成品《汉语新词语》所收年度新词语的数量还是大致吻合的。年均增收500条词语，百年就又是一部《现汉》的篇幅，这对任何一部纸质的语文工具书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一定的机制，积极而有序地淘汰旧词语，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了。

淘汰旧词语，不可像扫除垃圾一样一股脑儿地将其统统清理掉。旧词语是我们过往生活的忠实记录者，是我们语言昔日的精品，我们要像珍视新词语、现有词语一样对待旧词语，“事死如事生”。我们要为淘汰掉的旧词语立下档案，记录它们是何时因为何种原因退出语言生活的，它们的生命周期为何，其生命周期的递减率是怎样的，它们是否复苏过，或短暂复苏而后又在何时何地重新走入历史，它们中的一些成员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有必要的话，可设立国家级研究课题，组织队伍进行专项研究；可编写一部《现代汉语淘汰词语词典》，甚至可以出版编年本的《现代汉语淘汰词语词典》；还可建设旧词语的网站，随时监测。

语言学家不是法官，不是卫道士，语言生活中出现哪些新词语，不是语言学家的责任。但是工具书收不收那些条目，该不该将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语淘汰掉，语言学家责无旁贷。词典有教化之责，这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屌丝”《现汉》《新编》不收，值得称道；“官声”《现汉》未收，《新编》也未收，却是憾事；一些词语悄无声息地告别这个世界，直至若干年后才被人惊觉，却又不知它是何时、何地、因何缘故被淘汰出局的，给人留下长久的遗憾和难解的困惑；更有一些词语是当初特殊时代的出品，而今时过境迁，已与当今的社会多有不宜，似可考虑将其甄选出来，助其走进历史，好为词典腾出更多的篇幅，收录更有价值的词语。我们要将淘汰旧词语作为一件重要的工作来抓，常抓不懈，将后世的人们了解我们今天的钥匙交到后人的手上，尽力给后世留下一份比较完整而珍贵的历史记录。

［1］ 参看章敬平.拐点——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新世界出版社，2004.

［2］ 参看吴海蔓.王毅赴日新使命.经济观察报,2004-10-18.

［3］ 参看郭玉洁.中国精兵之路.财经,2004（19）.

1.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1）.

3. 马琳琳.论旧词语的复活.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7）.

4. 孙常叙.汉语词汇（重排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俞敏.化石语素.中国语文,1984（1）.

6. 周荐.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中国语文,2003（2）.

7. 周荐.新词语的认定及其为词典收录等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7（3）.

8. 周荐.“瓶”“酒”与词语形义关系论略——以两岸汉语词语为例.澳门理工学报,2009（2）.

9. 周荐.汉语词汇趣说.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