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注2

摘  要：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运用、学习和研究是语言生活的三维度，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方面。这三维度和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中国在语言生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进行语言舆情分析研判，进行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了学术研究体系。在语言生活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的学术流派，人称“语言生活派”。

关键词：  语言生活；语言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生活派

导言

人类生活之丰富多彩，可以从修饰“生活”的定语见其一斑。如“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工厂生活”“机关生活”“互联网生活”等，是用空间来框定生活；“学生生活”“女兵生活”“市民生活”等，是用身份来描述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当然还可以用其他语义场的词语来摹状生活。“语言生活”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一样，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是一种领域的社会生活。

语言生活，有时又称“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大约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之后逐渐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学术用语。特别是随着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语言生活新闻发布会”，随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十年编纂和英译本、韩译本的出版，“语言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础术语，并开始在海外发生影响。如果在百度中搜索“语言生活”，可以显示有近两百万个的使用量，虽然这一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也足可说明其影响力。正因“语言生活”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有必要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

如何理解“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对认识语言生活十分重要。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文字”

理论上说，文字是为记录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因文字而产生了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文字之于书面语，犹如语音之于口语，都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故而文字本应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本来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导致出现了文字学不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其一，多数汉字表音的性质不显豁，而且许多汉字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理据，这些理据，使汉字似乎能够与客观事物和概念发生直接联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貌似疏远；其二，中国古来重视文字、典籍，文字学的研究早于语言学的研究，直到今日文字学仍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实，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应当是一致的。文字学也应当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故而，语言生活也应包括“文字生活”，亦即包括书面语生活。这就是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术语中，笔者倾向于选用“语言生活”的原因。

（二）“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知识

语言（包括文字）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发展演变等的认识，形成了语言学的各种知识，包括有关文字的各种知识。语言知识是人类科学的一部分，是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理智认识。由于语言与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异常密切，语言知识不只属于专业领域，其中一部分还应当成为“公民常识”，进入基础教育，成为科普的内容。语言生活中，专业人士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如辞书编纂、外语教学、汉字键盘编码等；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语言知识，如问张三姓什么zhang，张三答“不是立早章，是弓长张”，便使用了文字的知识。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活中，应有一定的地位。

（三）“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技术

对语言的产生、传递、接收、存储、加工等各环节发挥作用的技术，可统称为语言技术。文字的创制是较早的、影响巨大的语言技术。口语时代，语言主要使用声波这一媒介物，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只是语音的“发音—听觉”器官。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进入书面语时代，语言具有了声波、光波两种媒介物，语言生理器官又发展出文字的“书写—识认”器官。特别是印刷术等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语言生活不仅需要两种生理器官的运动，而且还需要书写（印刷）、阅读、存运书籍的各种物理装备，社会于是就有了一定规模的语言产业。当电波也可以成为语言媒介物时，电话、电报、录音机、收音机、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语言技术及其产品应运而生，处理声、光两种媒介物的语言生理器官和处理声、光、电三种媒介物的语言物理装备，构成了当代人的“语言标配”。

在网络新媒体产生之前，语言交际主要是“人—人”直接交际，语言技术主要由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所掌握，一般人可以受其益但不必有其术。而今天，“人—机—人”的间接交际模式逐渐成为常态，键盘输入、文档制作、收发电子邮件、制放PPT、使用短信和微信等，成为人们的必备技能。二十一世纪的语言生活中，不管是专业语言生活还是大众语言生活，都不能忽视语言技术。

综上所述，“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

二、语言生活范畴

1997年，李宇明对“语言生活”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两度试图定义“语言生活”这一新概念。在《语言保护刍议》中指出：“凡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在以眸子为笔名发表的《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中指出：“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

当时，对“语言生活”的认识还较为笼统，但把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包括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活动和社会的集体活动，都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显然那时已经意识到，“语言运用”虽然是构成语言生活的主要内容，但仅此一个维度是不全面、不完满的；根据时代的发展，“语言学习”“语言研究”也应当成为语言生活的两个维度。

“语言学习”的确是越来越重要的语言生活。在中国，不仅有一般的母语学习，还有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还有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外语学习，以及盲、聋、自闭症等特殊人群的特殊语言学习。除了语言技能的学习之外，还有语言知识、语言艺术等的学习。在古代，语言学习主要是母语的自然习得，而今，语言学习是人人的、时时的甚至是终身的，因此语言学习已经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

“语言研究”是科学领域的少数人的专业行为，但不能因为是少数人的行为，就不被看作语言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对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具有理论指导的学术责任；同时也需要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社会行为中发现学术课题，获取学术能量，标示存在价值。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的社会化，学界与社会的沟通会更加频繁通畅，社会寻求学术指导的意愿将更加自觉，学界也会更加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努力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语言研究已经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语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符号学、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对象，这些学科与语言学合作产生了许多交叉、边缘学科。严格地说，语言学已经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以研究语言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群。研究语言的学科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不将其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

1997年前后，我们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语言生活”中“语言”都包括哪些内容，但那时已经明显感觉到，语言生活所涉及的“语言”，不仅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各种可应用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现在较为明确了，正如上节所论，“语言”应包括“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技术”三个方面，简称“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与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纵横交叉，便会构成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如下表所示：

（一）语言运用

语言运用是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语言生活，过去人们几乎把语言运用作为语言生活的全部。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几乎都需要语言的参与，亦即离不开语言的运用。人们的语言运用水平来自人的语言能力，包括口语能力和书面语能力、单语能力和多语能力、一般交际能力和专业交际能力等。一般语言能力可以通过习得的方式获得，高级语言能力则必须借助于语言教育。

（二）语言知识的运用

语言知识的“运用”也可以说成语言知识的“应用”，“运用”与“应用”有其异同，本文使用“运用”主要是便于与“语言运用、语言技术运用”整齐称说，并非故意不辨异同。社会上有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者，需要经常运用语言知识进行工作，如语言学家、术语学家、地名学家、语文课（语言课、语言学课）教师及教材编纂者、辞书编纂者、韵文作家、语言信息处理专家、键盘编码专家、语料库标注员，等等。其实一般人也运用语言知识，但往往是不自觉的，或是在特殊时候、特殊场合使用，比如语文考试、作文修改、诗歌欣赏、字谜游戏等。

（三）语言技术的运用

语言技术问题上文已有论述，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在“人—机—人”间接交际模式渐为常态的当下，语言技术的应用也渐成公民的“语言素养”，而一些不能够使用语言技术者，可能像昔日的“文盲”那样失去重要的语言生活。政府、社会、语言技术提供商，都应当像关注“文盲”一样关注这批“机盲”。不掌握语言技术，就失去了获取信息的许多重要途径，就会被信息边缘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信息不公平”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表现。特别是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对语言技术提供商、社会教育者提出政策要求，以保证这一人群的“信息权力”。

（四）语言学习

掌握母语、本地区的重要语言、世界的重要语言，形成“三语”能力，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要求，语言学习的意义在提升，内容在加重，时间在延长，成本在加大。如此一来，语言学习在语言生活中的分量也急剧增大，需要社会专门进行语言学习的规划，甚至也需要家庭为子女的语言学习做出规划。也就是说，凡要成家延嗣者都需有语言学习规划的意识。李宇明（2016）指出，教育领域是语言竞争的主要领域，是语言矛盾的集中地带，研究语言学习问题，做好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重要而迫切。

（五）语言知识的学习

有语言学习（包括语文学习），就有语言知识的学习；前述那些经常运用语言知识的从业人员，更需要系统学习语言知识。在语言知识学习的问题上，有些问题尚需注意或研究：第一，语言知识是个较为宽广的概念，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结构知识，还应包括语言文字的应用知识、历史知识和语言国情；不仅是本民族的语言知识，还应包括外族、外国的语言知识。第二，哪些语言知识应当成为公民常识，怎样把这些知识真正化为公民常识，比如是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是通过中型辞书、“公民语言常识手册”等。第三，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换言之，语言知识对于语言能力的提升究竟有无帮助，有哪些帮助？

（六）语言技术的学习

语言技术发展迅速，不说日新月异，起码也是年年都有新变化，故而语言技术的学习也将成为常态。语言技术学习的当前状况是：多为业余学习、摸索学习，对语言技术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善，语言设备的功能没能充分发挥。要做好已有语言技术的系统教育，做好新的语言技术的及时推广，特别要关注“边缘人群”的技术推广。

（七）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是专业人员的语言生活，随着语言相关的专业逐渐增多，语言研究逐渐成为更多专业领域人员的语言生活。当前的问题是，不同专业的语言研究者怎样相互分享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语言研究的核心专业要主动了解边缘、新兴、交叉专业的状况，从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支持这些专业的发展。同时，为满足社会对于语言研究的兴趣，语言学界要注意与社会发生联系，及时向社会传播语言研究状况，及时与社会分享语言研究成果，语言学会议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开放性。

（八）语言知识的研究

语言研究者是语言知识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语言知识的研究者。不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便无法创造新知。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知识研究者，如语言学史家，语言学、语文、外语的教材编纂者，需要对语言知识进行专门的梳理研究；辞书编纂者、术语整理者、地名学家等，在工作中都需要依傍语言知识。

（九）语言技术的研究

语言技术迅猛发展，语言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使语言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并形成不同的研究团队和语言工程。语言技术是语言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它的迅速发展使语言学逐渐分化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学，逐渐形成新的语言产业。语言学，一个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了工学的品格，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理分家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语言学的发展，不能适应语言技术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从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来观察语言生活是必要的，把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划分为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语言生活，制定更为适合的语言规划。

讨论至此，也可以对“语言生活”下这样的定义：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

三、语言生活的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也关注语言的运用，比如中国的修辞学和文章学。后来兴起的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已经较多地涉及语言生活的内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生活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活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有无“语言生活”的概念大不一样。没有此概念，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就难以达到理性与自觉的层面，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也难以全面系统。

（一）如何进行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生活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语言生活的研究还在探索中。就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而言，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1.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领域中，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必须有社会领域的意识。每一社会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状况，故而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行政、出版、广播电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商贸、旅游、餐饮、文博、工矿、军旅，等等。李宇明（2013）指出，不同领域的语言生活有不同的特点和问题，需要进行适合各领域语言生活的规划。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虽经几次改版，但一直保持着领域篇的内容，有计划地报道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分析各领域的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语言对策与建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开始创办“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曾出版周建民先生主编的“领域语言研究丛书”，一些学者呼吁建立领域语言学。这些研究，也带动了中国的“语言景观”研究。

十余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撰写，让人深感语言学界对诸多领域的语言生活还比较陌生，也缺乏合适的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专家。研究领域语言生活，需要既懂语言学又懂某专业的学者，而这样的混合型人才十分稀缺。一些领域的决策人员，语言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意识到本领域的语言问题，也不善于解决本领域的语言问题，往往使本领域的语言生活失序。这不能不说是语言生活的一大问题。

2.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

随着新闻媒体的电子文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获得，随着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利用媒体语言和语料库技术、通过各种数据来分析语言生活，也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中国语言资源中心集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力量，持续对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及教材语言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汉语和一些民族语言的使用数据。

就汉语而言，汉字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比较有效。词语的统计分析也比较可靠，只是对数量词、日期词、短语词、缩略词等的分词、认同还存在一些偏差。对于新词语、字母词、流行语的统计分析，看到了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对于网络新语体进行了较好的记录观察。但是，语法现象的统计分析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民族语言的统计分析，需要民族语言学和信息处理的混合型团队或是混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还较为匮乏。

3.语言舆情的分析研判。

语言舆情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社会关于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的舆论状况和公众的行为倾向，是社会语言意识的反映。语言舆情分析主要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发现舆论热点，然后需要专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观察语情的烈度，预测语情的发展趋势，提出应对语情之策。杨江和侯敏（2010）、孙曼均（2011）、李海英（2015）、张挺（2015）等都对语言舆情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武汉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办有《中国语情》《语言舆情扫描》等内部刊物，对语言舆情进行持续的观察研究。

语言舆情是了解社会语言意识的一扇窗口，也是观察语言现象的社会敏感度的一个窗口，研究语情，及时施策，可以减缓语言矛盾，预警语言冲突。从现有的语言舆情研究状况看，新词语、字母词、简繁文字形体、汉语拼音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母语水平、外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问题，教育、辞书、电视、网络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生活领域，其中以教育和网络中的语言问题最为突出。以上这些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生活领域，常常成为语言争论的热点，语言矛盾凸显，甚至形成舆论场外的现实语言冲突。

当前的语言舆情研究，预见能力还比较弱，机器所能提供的帮助还多是在事实数据上，而不是“智能”的分析上，特别是在预测语言事件的发展上，在通过“虚拟手段”来评判对策的效果等“智能决策”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

语言国情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语言国情主要分为两类：第一，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第二，语言的社会使用状况。关于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中国的方言学界、民族语言学界一直都在进行田野调研，基本弄清了中国语言、方言的情况。2007年，国家语委开始组织进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原则上一县一点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录音建库，形成了《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等一批成果。在此基础上，2014年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力图将中国的民族语言、汉语方言都依照“语言保护”的标准录音、录像，加工建库。关于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国家语委2009年做了全国的调研，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戴庆厦、文秋芳等许多学者也就民族语言、外语的使用情况做了一些调研。

但总的来说，语言国情的掌握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及时，特别是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各类语言人才的储备情况等，还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去调查。最好是考虑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是语言国情专项普查的方式，持续地大范围地获取语言国情数据。

5.建立学术研究体系。

研究成熟度的衡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看学科建设。十几年来，语言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较大进展：先后建立了相关的研究单位近20个；多所大学设立了博士专业或博士方向；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有了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自《语言文字应用》之后又创办了《语言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战略》（南京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规划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等刊物，有了学术园地。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的学术研究体系。

（二）中国的语言生活派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学术追求、具有自己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称为“语言生活派”。

语言生活派的产生，有其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学术基础，首先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有两个标志：一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二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社会语言学在国际上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立的，它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早年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兴趣之一，是宏观社会语言学或者说是语言社会学的主要内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引入中国，为语言生活派的建立提供了学术滋养。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生活派应该是语言社会学的学术流派，但在学术外延上它已经超出语言社会学的范畴。

国际语言规划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引入，对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周庆生等翻译出版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之后，徐大明主持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刘润清、文秋芳、王克非、戴曼纯等专门关注国外语言规划的情况，曹德明、赵蓉晖、刘和平等关注国外的语言立法、术语立法等问题。此外，范俊军、蔡永良、王辉、李英姿、张燕等对国际组织和国别语言规划也进行了研究。这些翻译与研究，使得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自觉与国际研究同流而前。

语言生活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实践若从切音字运动算起，已有120余年历史。百廿时光，朝改代换，时过境迁，但语言文字规划的总体精神和基本举措却一脉相承。中国语言规划逐渐完善了语言的地位规划，对普通话和一些民族语言进行了能够适应信息化的本体规划。特别是1986年、1997年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推进了语言文字管理的法制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但是，当地位规划基本完成、本体规划做到相当程度之后，语言文字工作还该做什么？怎么做？

经过思考与探索，一批学人逐渐感悟到：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关注语言，进行语言规范和语言管理，更需要关注语言生活。一旦视角从语言转移到语言生活，就发现了一片广袤的社会语言空间。在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有些问题是历史上一直争论过来的，如语言纯洁观问题、简繁汉字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问题、民族语言及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问题等；但也有很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或过去较少关注、了解不多的，如华语社区和大华语的问题、中国的外语规划问题、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城镇化与语言保护问题、文言文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好照搬国外的理论、拷贝国外的举措。

比如，在处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时，要尊重民族语言，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语言，但也必须考虑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问题。再如，很多研究都认为，现在英语已经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复数的Englishes，但若以此来看待大华语，认为华语也会变成Chineses，就未必正确。周清海（2016）指出，“华语的逐渐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据观察，全世界的华语的确如周清海先生所言，都有向普通话/国语逐渐靠拢的趋势。华语的发展趋势未必与英语相同。中国的语言生活太复杂，世界语言生活太复杂，不能简单照搬现成的理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立场、观点、情趣、方法等，都来自解决问题的冲动，来自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

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实践，使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

其一，将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生活的研究。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发展一直是“内向的”。结构语言学关心语言的结构，不大考虑语境和意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更是自觉地在语言分析中剔除意义。到了乔姆斯基时代，“绿色的无色的思想在疯狂地睡觉”都被认为是合乎语法的现象，在这里，意义更没有地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进一步使语言朝着“内向”的方向发展，“内向”到大脑中的语言，甚至是语言的生物学属性。语言学的“向内”行走，获得了许多重大学术突破，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兴起，正具有“补此遗憾”的作用。在社会语言学的翼羽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语言生活，但是并没有理智认识到规划对象就是语言生活，特别是在进行本体规划时，往往忘记了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派明确认识到语言规划研究的是语言生活，大力推进语言生活的研究，促进了语言学的“外向”发展。

其二，将研究聚焦在语言的社会功能上。规划语言的目的，是希望语言能够充分发挥有益于社会的功能。语言规划研究其实是在考虑：语言能发挥哪些社会功能？语言发挥这些功能的机理是什么？有哪些调节这些机理的手段？怎样通过调节这些机理来让语言按照社会的愿望发挥好社会功能？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多把语言看作问题。而语言生活派不仅关注语言问题，也关注语言权利，还把语言看作资源，同时还关注语言对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比如语言对脑开发的作用、双语对老年痴呆是否有预防作用等。李宇明（2015）认为，语言规划学也就是语言功能之学。通过改善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更好地发挥和谐社会、健康人生的作用。

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基本学术主张可以表述为：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李宇明在《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中，把中国语言生活派的重要学术观点总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2.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3.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4.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5.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6.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7.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四、结语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生活包括运用、学习和研究三个维度，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三维度与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语言生活的这九个范畴，虽然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

语言生活研究，当然需要对上述九个范畴进行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每一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逐一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过去的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对语言学习生活观察不全面，对语言研究生活几乎未顾及，对与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相关的语言生活也没有自觉关注。有了“九范畴”的理念，对领域语言生活的观察会更全面、更深入。除了领域语言生活之外，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还做了许多工作，如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对语言舆情进行分析研判、对语言国情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建立与语言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体系。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主张是：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其实，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目标，不是为了建造一种理论、创立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学术流派，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把其发现、其理念及时向社会传播。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发现语言问题，语言生活派创发了许多方法手段，形成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工程，如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各种实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语言舆情监测等。为解决语言生活问题，也提出和发展了许多新概念、新理念，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多语主义、大华语、领域语言学、语言资源、语言产业、语言红利、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言福利，等等。语言生活派重视学术的传播，上向政府传播以资政，外向社会传播以惠民，内向语言学界传播以助学。《中国语言生活要况》的编写，新词语、流行语的发布，语言盘点的社会活动等，都是为学术的社会传播而做。这些都表明，语言生活派是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为己任、也密切关注世界语言生活的学者群体。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永良  2007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2]曹志耘主编  2015  《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商务印书馆。

[3]陈新仁、方小兵等  2015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4]陈原  1980  《语言与社会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陈章太  1989  《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深圳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

[6]陈章太主编  2015  《语言规划概论》，商务印书馆。

[7]戴曼纯、刘润清等  2012  《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戴庆厦  2009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9]戴庆厦  2015  《语言国情调查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第1期。

[10]范俊军  20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

[11]郭龙生  2008  《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广东教育出版社。

[12]郭熙  1998  《当前我国语文生活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

[13]郭熙等  2006  《当代语言生活》，江苏教育出版社。

[14]郭熙  2015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年》，《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15]《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6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

[16]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2015  《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商务印书馆。

[17]李海英  2015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研究——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角度》，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8]李宇明  1997  《语言保护刍议》，深圳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五）》，汉学出版社。

[19]李宇明  2013  《领域语言规划试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另载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

[20]李宇明  2015  《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世界华文教育》第1期。另载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

[21]李宇明  2016  《语言竞争试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22]李宇明、李开拓  2016  《资政惠学，服务社会》，《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3]Li Wei  2014  Applied Linguistics.John Wiley & Sons，Ltd.

[24]陆俭明  2005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5]眸子  1997  《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语文建设》第1期。另载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

[26]苏新春、刘锐  2015  《皮书的语言使用与语言特色》，《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27]孙曼均  2011  《当前语言文字舆情特点与走势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28]王辉  2010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9]魏晖  2015  《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30]文秋芳等  2011  《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中国外语》第3期。

[31]徐大明  2008  《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32]杨江、侯敏   2010  《语言文字舆情论略》，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

[33]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编  2016  《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2015）》，商务印书馆。

[34]张挺  2015  《语言教育舆情现状及其特点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35]张燕  2015  《加拿大语言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36]赵蓉晖  2016a  《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学派——评〈语言规划概论〉》，《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37]赵蓉晖  2016b  《新时期“多元一体”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38]赵世举主编  2015  《语言与国家》，商务印书馆。

[39]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语文出版社。

[40]Zhou Minglang（周明朗）   2010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in China, Martin J.Ball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Routledge Publisher.

[41]周清海  2016  《“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第1期。

[42]周庆生主编  2001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

[43]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课题组编  2003  《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

[44]周庆生  2013  《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45]周庆生  2015  《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6]邹煜  2015  《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