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进大学校门后，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至今仍然记得刚买到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伍蠡甫、蒋孔阳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时的兴奋。在古典文学方面，我最喜欢的又是嵇康的诗文与姜夔的词，曾发愿要下一番功夫进行研究。我当时读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戴明扬先生的《嵇康集校注》和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后书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但前书却一直未见重印或再版。

这使我很感困惑。“文革”结束后，各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种古典文学作品，当时比较权威也甚为流行的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三套丛书大量推出，或为旧版重印，或为新近整理，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极有便利。我理所当然地期待《嵇康集校注》的重印或再版，但一直失望。直到2014年，它才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版，今年又作为“中华国学文库”重印。一本学术名著，读者又广泛需要，都要在距离初版半个世纪后才重版，其中的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要说质量，戴明扬先生的校注肯定是可以信任的。2014年的“出版说明”也如此说明：“《嵇康集校注》详校诸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用力甚勤。”新版对旧版也只是补苴罅漏：覆校底本，核对征引文献，施以全式标点。

要说市场，嵇康的诗文不但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地位极高，且也为当代学者所喜爱。我就买过1986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嵇康集注》，200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家精要”中的《嵇康》。地方出版社都在出版今人整理的嵇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何以不趁势重印或新版？从经济上考虑，在1980年代的阅读环境中，像《嵇康集》这样的名著，印数一定不会少，至少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印数较多的一种。

要说有倾向方面的顾虑，嵇康当然是魏晋之际的“异端人物”，但经过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不应当是有争议的古代人物，何况鲁迅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耗费大量时日考校《嵇康集》，1980年以来的各种文学史也都对之评价甚高。事实上，黄山书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嵇康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议论。而与嵇康齐名的阮籍，不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就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这不应当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疏忽。谜底何在，希望有人说明。

也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期间，因为老师的引用，我注意到了叶嘉莹女士的作品，先后读过、买过《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四书。此后，我虽已不再有做古典文学专家的梦想，但每逢遇到叶著，一般也还是买下。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讲录》，是1980年代叶嘉莹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古诗歌时的讲稿。我注意到其中一段话：

 

有一本书我还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扬在1962年写的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这本书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我要说的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晋之交将自己内心隐藏的万端感慨借诗歌加以表达，而有的人不用诗，而是用编书来表达。魏晋之交正直的知识分子嵇康被无端地杀死了，而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将这本表达清白正直知识分子内心感慨的诗文集整理得这么好，这实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当然我不能说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许多学术著作之中是有着编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1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戴明扬在校注嵇康时有无政治上的关怀？戴是黄侃的弟子，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多所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1953年，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戴明扬先生去世，《嵇康集校注》并非写出于1962年，当然不存在对“反右”与“文革”期间的气氛有所反应的问题。据安庆师范学院叶当前先生研究，从大学期间直到1953年去世，戴一直在校注嵇康，而其接触嵇康的机缘，或许是因为《广陵散》与古琴曲，根据是他在《广陵散考》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予少好雅琴，因颇留心其故实，昔年谒杨时百先生，见案上稿有说嵇叔夜《广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杀伐之声也。’时已入夜，遂未竟谈，即听《渔歌》一曲而别，其后先生忽归道山，不能请益矣。迨先生书出，始获观其全文，与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详考之，作为此篇，区以十目。”叶文认为，这是戴讲自己写《广陵散考》的动机与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开始。叶文还认为，戴校注嵇康集主要基于专业学术的考虑，故“不必追究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关怀”。2叶文客观平实，所论合理。所以，叶嘉莹女士讲嵇康时的“联想”并非事实。

不过，叶的“联想”也不是毫无道理。戴明扬早已去世，《嵇康集校注》却是1962年出版的。此时正是“经济困难”、“政策调整”时期，文化领域相对宽松，此前此后一些不能出版的作品，都可能在此期间问世。对此，我们可以从上面对哲学家冯友兰的新评价中看出。1949年后，冯友兰一直受到批判，他自己也不断地写检讨、做交代。1958年6月5日，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康生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得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但到了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在谈到毛泽东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国家财富”的观点时，又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北京市委领导：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说还没有？3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如此与时俱变，下面的事也就不难理解。据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1962年，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间通史》四卷出齐，不久就“收到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说我们不应在书里公开批评冯友兰和贺麟的学术观点，并说冯、贺都是政协委员、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们这样作在妨碍统一战线。看了这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时候你们不是随便就批判人，任意给人家戴上‘右派’、‘右倾’帽子吗？怎么现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竟连学术批评（而且是历史上的）也不能进行了呢？要就是一团和气，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这算什么样的统一战线。”4

事实上，不但《嵇康集校注》在此期间出版，嵇康其人也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文化生活。老作家陈翔鹤继《陶渊明写〈挽歌〉》（发表于1961年第11期《人民文学》）后，又发表了以嵇康生平为素材的《广陵散》（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叙述嵇康因不慕权贵、恣情任性，为权臣钟会所构陷，与友人吕安一起被司马集团杀害的故事。《广陵散》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中无地自由的处境和嵇康欲“独善其身”而不能的形象，完全可能引发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联想。为防止这一点，陈特意在《附记》中提出要区分不同时代，要读者不要产生联想:“这篇故事是想通过嵇康、吕安的无辜被杀，来反映一下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王位和政权，一些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就是那样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然而，陈翔鹤批判旧时代、颂扬新时代的美意没有被接受，或者说，他的谨慎没有给他带来安全。“困难”和“调整”期结束后的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做了一个报告，号召文化界进行大批判。根据这个报告，文学界开始批判陈翔鹤的小说。轻者如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所说小说的内容“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思想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从中“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重者则将小说与1959年“庐山会议”挂钩，说它们“恶毒地攻击党的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1969年4月，受到迫害的陈翔鹤含冤去世，《广陵散》悲剧重演。

那么，陈翔鹤写作《广陵散》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关怀”呢？应当不是。陈是老作家，1954年后又编辑《文学遗产》，写历史人物小说是很自然的事。陈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49年后也是文教界高官，对党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影射”。问题只是在于，对于嵇康等魏晋士人这种漠视权贵、任真率性、清高独立的人格，陈有认同的一面，在环境松动时借机抒发一下心中的块垒也是可能的，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年噤若寒蝉的知识分子的共鸣，所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前夕，这篇小说受到严厉批判就不是不可解释的。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为陈翔鹤平反，次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翔鹤追悼会的新闻。

叶嘉莹女士的联想不是偶然的。政治至上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现象，中外都有许多经验教训，知识人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来自外部的压力。本来，知识人的关怀主要应当在文化、艺术和学术方面，政治原不是他的专业。但在高压的气氛下，文化无由自主，文人无法独立，知识人的关怀也就被迫集中于政治，“关心政治”成为中外知识人的积习，类似嵇康这样的人物及其诗文自然也就会被用作心理寄托。文化政治化一方面造成了无数文化悲剧，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无数可惊可叹的文化故事。时过境迁，他们的所思所为几乎不可理解——现代读者怎么能完全读懂哲学家冯友兰当年无数的检讨和交代？本书所述的文化人，大多与此有关。但要说明的是，写这些文章的本意不只在于回顾历史，也希望借此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引申：在政治依然强大但时代的主题毕竟已经转向经济之后，知识人是否就不存在压力呢？

再说一件与叶嘉莹女士有关的事。1987年，叶与著名学者缪钺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4500册（平装3000，精装1500）。因为有阅读叶、缪两先生著作的经验，当我在书店看到此书时，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精装本（定价8.9，比平装多了1.4元）。但当该书续编于1993年时，却是由湖南的岳麓书社出版的，书名亦改为《词学古今谈》。一本名著的正续编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出之以不同的书名，很是令人疑惑。虽然当时的岳麓书社声誉颇好，但依世俗之见，古籍出版还是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优。那为什么要改出版社、改书名呢？叶的说明是：《灵谿词说》出书之际，“据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华书店对此书征订之册数甚少，此或由于此书之题名及撰写之体例皆不免过于古雅之故。”这就是说，4500册很可能也没有全部卖出。1992年此续编完成时，叶希望此书能在缪先生90华诞之际出版，曾函询上海古籍是否愿意出版。“俟接复函之虽极愿出版此书，但因出版任务过重，积压稿件甚多，无法赶在缪先生寿期出版。”5但我以小人之心猜测，上海古籍之所以不愿出版续编，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灵谿词说》销路不佳，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太合算。事实上，《词学古今谈》只印了1500册，岳麓书社肯定是赔钱的。如此则上海古籍所谓“出版任务过重”云云很可能是托词，这样权威的出版社什么时候任务不重？这样权威的出版社当然也不宜以经济原因拒绝缪、叶两位知名学者。1990年代初，正是中国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初潮涌动，几乎全民都奔钱而去；另一方面官方的发行系统效能极差，民营的“二渠道”刚刚起步，所营销的主要是通俗书籍。如果像叶、缪这样名满天下的作者出书都有困难，遑论其他学者？我在扬州读书时的老师李人鉴先生，1936年即开始研究《史记》，1985年完成百万字巨著《太史公书校读记》后，出版无望。好像是1986年的秋天，我在广州文德路79号的蜗居里，读到《光明日报》的一篇为此事鸣不平的报道，想起的李先生的清贫刻苦，私心甚为高兴，以为会有出版社响应。然而一直要到1994年，此书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李先生与此书相关的《史记十表考证》（50多万字）、《史记语法概要》（20多万字）、《史记索隐单行本校读记》（10多万字）、《司马子长年谱》（20万字左右）等四部书稿，却至今也未见出版。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和经济对文化出版的投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灵谿词说》这样的著作一般来说已不存在出版困难的问题，叶嘉莹的论著一版再版，缪先生的全集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灵谿词说》正续编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完整呈现，出版者称之为“深受读者称赏的词学经典”——想到此书当年的出版困难，真令人有人事全非之慨。所以，尽管依然有优秀著作出版困难，但现在知识人的焦虑主要不在学术论著出版方面，而是在全民日见富裕之时如何摆脱相对贫困，是如何把知识化为财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在经过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冲突、奋进和牺牲之后，21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革命中心到财富中心的转变，知识人的处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政治关怀和压力已不是唯一的甚至已不是主要的今天，知识人又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关怀和压力，本来就没有在现代知识界真正生根的文化关怀又遭遇新的挑战。而且，知识人面临的压力不只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也来自文化领域的变迁，因为今天的文化已更多的是娱乐和休闲。以学术文化为业的知识人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本书所述的这些知识人，其丰盛的文化生涯大多充满政治纠结、家国情怀和个体遭遇，他们的情怀、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苦乐、得失并未离我们远去。他们的故事和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形势和处境。无论如何，只是因为我们有关怀，所以我们才有压力。关怀和压力，过去是，将来也依然是知识人身份的表征。

本书所涉知识人限于中德两国。多年来，中德文化思想社会主义兴味盎然，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激进文化实验也是我写作的主要领域。这些文字写于近20年间，分属不同的研究计划，收入本书时，均有所补正。这本文集是在梁由之先生的提议下编选的。几年前，梁先生就为我编过几本书，均未能出版。本书的出版并不能弥补此前的遗憾，但梁先生的劳动毕竟因此而稍有收获，我为此高兴。在闷热的上海，我向海滨的梁由之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张春峰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单世联，201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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