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迷茫的启蒙
当启蒙和拥有撒旦一般魔力的金钱相逢，鲁迅一代人所忧心的封建传统的各种劣根性就会化身为新的形式。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主题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催生了人们对金钱的热情，各种西方思潮的进入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开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务实的态度和观念。“小康”目标的提出既指量和质的状态，又指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政治意义在于社会—文化从一种理想主义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转向一种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144。
感性、欲望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形而上的启蒙遭遇新的挑战。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历史角色是“或者以勉为其难的声调自言自语地呐喊，或者以‘非启蒙’和‘反启蒙’的姿态去完成新的启蒙任务”145。启蒙主体的尴尬是启蒙本身尴尬的反映，电影中表现为启蒙的被放逐被质疑被颠覆，作为现实的真实再现或者隐喻，新时期这类题材的电影一直存在于银幕。
（一）1990年代：欲望的崭露头角
戴锦华将《血色清晨》誉为1989年后的杰作之一，一部有“陈陋、颓坏、因之而至成为残酷的社会仪式”，有“‘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式群体”，有“经典的‘看客’般社会心态，文化文物化式的死灭过程”146的电影。慢镜头表现狗娃那一斧头砍下去，如同导演用忧郁的目光掠过这片乡土。《血色清晨》唯一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小学老师李明光也是受害者，他所订的杂志对村女红杏而言有启蒙意义，两人的正常交往却是村人眼中的异类、伤风败俗之举。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李明光是外来者，加之其行为也不为村人熟悉，冒犯了乡村禁忌的李明光横遭杀戮。
强娃是《血色清晨》的次要人物，却是一个危险的符号，整个事件某种意义因他而起，他却抽身事外。婚礼晚上强娃大摆宴席并请村民看电影，将数张面额一百元的钞票贴在墙上张扬，村民们很羡慕，但他又说：“城里女人不能做老婆，讨老婆还是乡下女人，老实。”若新郎不是“见过世面”又有钱的强娃，事情是否还会这样？强娃身上冒出金钱对农民异化的苗头。
相比《血色清晨》对乡村宗法的强烈批判，《被告山杠爷》（1994）态度游离。山杠爷因为法盲导致村妇自杀，同时他确实用略显粗暴的封建家长方式将堆堆坪治理得道不拾遗。法制在小村需要启蒙，但和村人面对山杠爷被公安带走的复杂态度一样，创作者也流露理智和情感的矛盾。电影前半部尚能保持批判，越到后边态度越模糊，5个镜头不同角度拍摄乡亲们跪送山杠爷使矛盾达到高潮，甚至能感受到一点埋怨：法制的到来扰乱了偏僻乡村的祥和。
随后一年由同一导演、制片厂出品的《吴二哥请神》（1995）中，创作者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建设中心论。村支书吴二哥曾在极“左”年代判自由恋爱的王金良和水水的关系为强奸并将王金良送进监狱。得知王金良成为大老板，求财若渴的吴二哥及村民动员水水利用旧情说服王金良返乡投资，全然不顾水水将再次被伤害。影片中一个细节，王金良来到水水家，瘸子提着大棒迎上，似要与妻子的旧情人决战，但当王金良将钱递过来时，他立马笑了。个人的尊严、乡村的传统道德伦理在金钱面前均无关紧要，王金良从坏人变成“神”。村委会会议上，有人提出异议：“请他投资，太丢我们望渔摊的面子”，“吃国家扶贫款也比找这种人帮我们脱贫致富合适”，均被以吴二哥为代表的大多数人驳回。
《红月亮》（1996）是导演孙沙“乡村女人三部曲”中最伤感的一部。村女豆豆遭到老板土改的强暴，为找回人格尊严而奔走。村长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土改负责给豆豆堕胎并赔偿两万元，安排豆豆兄妹到厂里做工。如果土改坐牢，工厂就要倒闭，做工的村里100多人就会丢掉饭碗。村民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同意了村长的安排，而豆豆的父亲听说可拿两万元赔偿金，盘算着给大龄儿子娶亲，竟然向土改鞠躬致谢。豆豆的恋人文志受不了风言风语也离开了。无奈之中，豆豆嫁给了心怀叵测的电影放映员。新婚第二天，放映员就向豆豆的父亲提出要两万元赔偿金。
这一场乡村闹剧中，无人重视豆豆的感受，包括父兄，而乡村新贵土改性的欲望可以通过钱来解决，俨然是《血色清晨》中强娃的化身。《二嫫》中二嫫可以严肃地拒绝诱惑维护自尊，通过勤劳达成梦想，女人的价值因为市场经济在家庭中得到一定的提升，而在欲望群体中，《红月亮》中女人的贞操、命运无法由女人自己掌控，成为满足人们各种欲望的路径。
《吴二哥请神》的乐观和《红月亮》的悲戚彰显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较深进入农村后引起的两种看法：正面肯定的和谨慎反思的。片中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不明显，尚未引起乡村社会更大的波动。
（二）变异的欲望 懦弱的正义
市场经济大潮下，每个个体都是“经济人”。“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人’的逐利本性构成了社会非正义行为行使的基本人性基础，‘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往往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实施一些非正义行为。再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对正义观念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使市场经济主体社会正义观念和社会正义意识淡薄”147。相比小说，电影对市场经济深层矛盾的呈现不够尖锐，《光荣的愤怒》（2004）、《天狗》（2006）是其中的佼佼者。
《光荣的愤怒》《天狗》都设置了“正义—邪恶”的对立，正义的叶光荣与邪恶的熊家兄弟、正义的李天狗与邪恶的孔家兄弟，正义的懦弱集中表现在两边的群众身上，变异的欲望和变异的乡村价值观使得村民集体在正义面前失语或十分懦弱。“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的倾向突然爆发”148，古斯塔夫的结论对《光荣的愤怒》《天狗》中的群众而言，他们的行为和倾向并非原始冲动的突然爆发，而是源自市场经济抵达乡村造成乡村贫富悬殊及权力重新配置以来基于自身利益权衡的结果。
和谐的市场经济需要个体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然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人”和“道德人”对大多数个体而言是分离的，农村尤其突出，实际乡村生活中致富能人往往成为乡村的新贵兼新霸，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在乡村不但成为经济利益的边缘人，还可能因为阻碍农民实现共同利益成为人民公敌。市场经济以肯定个人价值为前提，但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一把“双刃剑”，它“用其积极性的一面割断了封建束缚的绳索”，同时容易“用消极性的一面割断了维系社会合理稳定存在的道德和法律的纽带”149。
《光荣的愤怒》塑造的叶光荣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英雄，作为村支书，他长期对熊家四兄弟横行乡里无能为力，熊老三还利用和镇里的关系帮叶光荣的民办教师妻子搞到了梦寐以求的转正名额以拉拢，叶光荣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却又在暗地策划“倒熊”行动。叶光荣两次谎称“抓熊”行动得到了镇政府的支持，一次在动员村民参与行动时撒谎说是有镇政府指示，一次在行动快受挫时随意拨打手机假装向镇政府报告事情进程。行正义之实却要借虚拟的权威，这是叶光荣的无奈，也是乡村新格局导致的无奈。影片结尾于县公安局和镇政府的人来临，使叶光荣陷入进退两难的行动获得圆满成功，这一“青天大人突降”落入窠臼的结局削弱了批判力度，但叶光荣这一个另类的乡村秩序守护人的形象是丰满且颇具实践意义的，无论进程如何，他变通、灵活，促进事态良性发展，逐级取得胜利，尽管是犬儒式的胜利。
《天狗》就像一根硬骨头，倔强地卡在21世纪初的银幕上，同时期许多浓墨重彩的大片被比下去了；《天狗》也是一块伤疤，令人心疼地细描了农村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如何和权力结盟，折磨正义和理想的坚守者。普通村民的生活状态代表乡村的生活水平，因为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对乡亲们来说，孔家三兄弟的金钱诱惑比武力威胁更来劲，致使也曾是行伍中人的孔清河为两千元借款向惺惺相惜的转业军人李天狗大动干戈。围绕李天狗的村民与村霸的目的一样赤裸裸——金钱，物质诱惑摧毁了传统道德与基本的人道关怀。这种破坏力也表现在通常作为传统美德化身的年长者身上，他们以圆滑世故实际更彻底和周到地充当了新兴恶势力的帮凶，如老板筋、厚眼镜、老七叔。
同样在乡村伸张正义、面对相似的对手，叶光荣、李天狗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两个富有时代特点的农村英雄形象：“猥琐”英雄叶光荣和铁骨英雄李天狗。作为群像的村民，相比《天狗》中所有人在消灭李天狗这一目标面前的空前一致，《光荣的愤怒》呈现的村民更具现实意义：莽撞的狗卵、懦弱的大旺、被逼反抗的光彩，特别是双面间谍土瓜。《天狗》的村民除了深受孔家兄弟压迫外，也和孔家兄弟利益相连，全村人收入来源基本都和孔家有关，而孔家的利益源于偷伐树木。《光荣的愤怒》中村民的经济来源并不依赖熊家兄弟，也只有极少数村民敢于表达愤怒，积极跟随者都是因为有私怨在前，同为乡亲的叶光荣了解彼此之间的恩怨，游说他们参与的主要理由就是可以公报私仇。
《光荣的愤怒》《天狗》呈现的“恶人治村”是基层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电影均根据小说改编，《光荣的愤怒》原小说为阙迪伟的《乡村行动》，《天狗》原小说为张平的《凶犯》，小说作者、导演、编剧作为文化人在其作品中都流露出对这种村治状况深深的忧虑，更为其中村民主体在关键时刻的价值判断和实际行动感到心疼，这在《天狗》/《凶犯》中表现更加明显，但就实际的乡村治理中，“恶人治村”、“好人治村”孰优孰劣并不一概而论。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理性的村民在恶人还是好人治村问题上并不如乡村之外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想象的那样去欢迎好人，因为好人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抹不开情面、办事没效率，恶人正好相反，或许性格强悍、方式粗暴，但能力强、效率高，更能从大局出发为村里抓住发展机遇150。
电影和小说的创作者都怀有美好的人性关怀和对美好乡村的期待，本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电影和小说中的恶人、好人不但在数量上对比明显，即使以单个来看，恶人经常表现出比好人更健全的体魄、更好的心理素质、更全面的筹划能力。《光荣的愤怒》中叶光荣和熊家四兄弟，一对四；熊老三运筹帷幄能力全面，面对武装村民深夜入宅面不改色心不跳，叶光荣面对熊家兄弟点头哈腰看上去毫无骨气，对行动尽管有一定的计划，但欠周全，中途受挫每次都慌张地勉强撑过。《天狗》中李天狗和孔家三兄弟，一对三；孔老大、孔老二能力出众，李天狗曾经是一名军人，但如今只是形单影只来自外乡的瘸腿护林员，在孔家兄弟面前势单力薄且显得不谙世事。两部影片圆满的结局准确地说是创作者的美好愿望使然，若发生在现实纯属巧合。
村民基本随波逐流，算不上典型的好人或恶人，在实际农村中，大部分村民正是鲁迅深恶痛绝的“看客”，这些看客一旦被利益驱动，就成为《天狗》中的打手、帮凶。
正义之途从来都布满荆棘，乡村基层民主常常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变异，恶人或好人在利益标尺下分歧并不明显，甚至颠倒。乡村是中国的写照，作为艺术作品的《光荣的愤怒》《天狗》对于乡村如何发展的影响极其有限，但它们在银幕上描摹出这样一幅有些光怪陆离有些触目惊心的世态图，可以迫使我们认识乡村，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