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处所义“许”的语义功能引申脉络

3.0

“许”字从言午声，许诺义合其本义。北部吴语中，只有文读和白读I可表此义，情况比较单纯，本文不再讨论。其他诸白读的音义都来自处所“许”，而处所“许”是“所”的变体，与“许”的语源义无关，属同音假借。下文只说与处所“许”有关的用法。

3.1 吴语“许”和中古“许”、“所”的关系

一般认为表示处所的“许”是“所”的变体，可能是某种方言变体。冯赫（2013）以汉语史事实说明，“所”有很多与处所有关的用法，表现为多种特定结构，而“变体‘许’的分布局限于本体‘所’分布范围的一个子集之内”。具体地说，在冯文所调查的“存现/位移Y”、“X之Y”、“动Y”、“名指物Y”、“名指人Y”、“何Y”这6种“所”能充当Y的格式中，“许”主要出现于最后的“名指人Y”（至裔许）和“何Y”（归在何许？）二式，“名指物Y”则只找到一例。前三式“许”都不参与。“名指人+许”魏晋之际开始出现，多见于南北朝时期南方系文献。冯文并指出：

（10）变体“许”产生的关键语境是“X所”结构式。这类“X所”的“所”倾向于脱离实词范畴（去范畴化）、与前成分X的组合也更趋紧密（结构式化或凝固化）。反之，没有去范畴化与结构式化的自由语素性质的“所”，则没有产生变体“许”。

这里的关键点是，“所”能单独用作处所名词，而“许”不能，只能依附在X之后，而且这X主要是指人名词，这种位置的“所”或“许”主要表示以X为定位点的一个大致区域，而不是带有实体性的一个确切场所。

吴语“许”的用途多样性似乎远超中古时期处所性“许”的用法，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吴语用法的多样性，包括一些很虚化的用法，仍是继承中古南方系文献“许”的用法而发展来的，并没有继承古代“许”所不具备的“所”的多种用法。“所”自身发展出的虚化用法，也基本跟“许”不同。也就是说，两者伴随着地域分工在功能上也渐行渐远了。

3.2 “许”作为处所名词内的语素

尚未发现吴语白读的“许”有单独做处所名词的情况。最实在的处所义用法是苏州话的“场化”，与“场所”同构，该词是表示“地方”的地道本地说法，可以取代任何位置的“地方”一词。但是其中念白读II的“许”只是一个构词语素，并不能单独成词。其他如前举上海话吴江话的“东海、南海”等和“该海”（这儿）等词中念白读I的“许”，处所义也稍明显。在另一些处所指代词中，由于内含其他处所成分，“许”的字义不是很凸显，如前举江阴话的“果海面”（那边）、常州话的“间海点”（那边）等。正是因为念白读II的处所“许”不能作为一个处所名词来单用，因此在语言心理上就无法取得词项那样的清晰地位，使众多吴地母语人对高频处所语素“许”的语义和词汇关联并无认知，导致同音字蜂出。

3.3 “许”的处所后置词用法

另一个与中古“许”贴近的用法是以X为参照点表示空间区域位置的“X许”，如见于老上海话和上海郊区话的“X许”结构：“床海”（床边上）、“浜海”（河边）。但这种用法出现率低，有时要加一个方位语素（如“浜海浪”：河边上）。更常见并且可类推的是加后缀“头”的“X海头”形式，这种结构像中古的“X许”一样，X以指人名词为主，如“张三海头（张三那边）、娘舅海头、老师海头、我海头”。正如冯赫（2013）所说，中古“X所/许”结构中的“所/许”“倾向于脱离实词范畴（去范畴化）”，实际上相当于后置词了，不能算独立的处所名词。“海头”虽然是双音节词，但仍然只能以后置词身份出现，其早期形式就是旧上海话及周浦等郊区话的“壗头”（含儿化鼻音成分，后作“海头”）、“壗上”。如钱乃荣（1999）引用的Macgowan（1862）所举旧上海话：

（11）侬要到伊壗头去，打切打切看。（62页。你要到他那儿去打听打听看）

（12）第块浜壗上我伲要筑石剥岸。（93页。这块河边上我们要筑石头的驳岸）

上海话中这一位置的“海（头）”没有距离指示义，只有处所义。当用于指人名词后时，跟这个“海头”相当的位置在很多北部吴语（包括苏州话、无锡话、老上海话）中用“搭”来表示，如“娘舅搭”、“我搭”等，“搭”也只是个处所语素或后置词，没有距离指示义。普通话口语没有这么一个语素，所以要用处所指代词翻译。在现代汉语书面语里，这个“海（头）”或“搭”可以译成距离上中性的“处”，意义上很对应，如“舅舅处”“我处”。

此外，这个带有儿化成分的“壗”还从空间引申到时间，用在“小壗里”一词中，表示小时候（钱乃荣1997：113）。鼻尾脱落后，念［ha-55］。在昆山千灯话中，也有“小壗里”（有个弱读形式“小壗底”），此外，在部分乡村“壗”还可以用于其他时间词，如“故壗”是“现在”的意思。

3.4 “许”用作“在里”式复合词的后字

吕叔湘（1941/1984）率先研究近代汉语中的“在里”，指出了它的功能，并以吴语的类似结构相比较。刘丹青（1996a，2003a，2003b）在巢宗祺等前期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了吴语的这类结构特别的复合词，例如上海“辣辣、辣海”、苏州“勒哚、勒里，勒海、勒浪（“浪”为“上”的变读）”、吴江“勒里、勒头、勒浪、勒海”等，也兼及其他方言的类似复合词（如粤语“喺度”、福州闽语“著”、泉州话的“例”等）。由于这类词的前字和后字分别具有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属性，所以刘丹青（2003a）称之为PPC复合词（preposition-postposition compound）。下文沿用这一缩写。上述拙文的要点如下：

1）PPC结构的前字，都是表“在”义的存在动词兼介词，即吴语中的“辣（勒、来……）”，相当于近代汉语“在里”中的“在”。

2）作PPC后字的语素都是处所性的后置词，即都能用在一个名词或代词后表示处所，该短语并成为可以直接受“在”类存在动词及处所类介词支配的单位（而一般的名词不加方位后置词就不能受这类动词介词支配），比较其成词用法和短语组合用法：

（13）〈上海〉辣辣（辣拉）：辣老王拉（在老王家）

（14）〈苏州〉勒里：勒房间里 | 勒啰里（在哪里）

（15）〈苏州〉勒哚：勒朋友哚（在朋友家）| 勒哩哚（在他家）

（16）〈苏州〉勒搭：勒同学搭（在同学那儿）| 勒伲搭（在我们这儿）

（17）〈吴江〉勒浪（“上”的变读）：勒台浪（在台上）| 勒搿浪（在这边）

（18）〈吴江〉勒头：勒搿头（在那儿——中远指）| 勒矮头（在那边——远指）

另一方面，PPC的后字，除了作为后置词（包括处所指代词的后字）外，都不能单用做处所、方位名词；作为句法结构，并不能受“勒”的支配。因此，上引诸篇拙文认为，这些“在里”类吴语复合词不是直接由“勒”支配后字而组成的，而是由上述结构经中间名词代词的脱落而形成的。如“勒房间里”>“勒里”，例（13）—（18）的比较就显示了这一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许”的白读变体及鼻韵尾儿化形式在PPC复合词中的作用：

（19）〈上海郊区〉辣海：辣床海（在床边上）| 辣浜海（在河边上）| 辣朋友海头（在朋友那儿）| 辣娘舅海头（在舅舅那儿）| 辣我海头（在我这儿）

（20）〈吴江〉勒化：勒娘舅场化（在舅舅那儿）| 勒啥场化（在什么地方）| 勒搿场化（在这地方）

（21）〈无锡〉来哼：来朋友场哼（在朋友那儿）| 来啥场哼（在哪里）（《华抱山全集》，朱海容等 2007）

以上例子显示，“许”的白读变体或儿化形式“海、化、哼”都可以用在后置词位置，都可以通过中部省略而生成PPC。这里的特点在于，“许”常常不能单做处所后置词，而要以双音节形式出现，但组合成PPC时，整体必须仍然保持双音节，因此成词时须再删除“许”前后的音节（“海头”的“头”，“场化、场哼”的“场”），以实现PPC的双音化。

比较“场化”和“场哼”，可以清楚看出，“许”可以用在“场许”（地方）一词中，只是在无锡话中可以发生鼻音儿化。北部吴语的“场许”（场化、场哼）一词，比普通话的“地方”更多用于后置词用法，各种指人、指物甚至专有地名后都可以加“场化”，凸显其处所题元（而非实体）的属性。如吴江话：

（22）物事勒老张场化（东西在老张那儿）| 勒广场场化跳舞（在广场那儿跳舞）| 我场化呒拨水特，伊场化有。（我这儿没有水了，他那儿有）| 山东场化天比江南冷点。（山东那一带天比江南冷些）

正是这种常见的后置用法，使“场化”常有机会像其他后置词一样用在“勒N”之后，并通过删除前字“场”构成同样结构的复合词“勒化”等⁷。

比较上海、苏州等地的早期材料和现代用法，可以看出，与以言谈者为坐标的表远指近指的几个PPC（见附注7）相比，早期的“辣海”（来海、勒海）主要表示“在里边、在内”，指向客观位置（事物的里边或某一数量范围内，参看刘丹青 2003b），早期上海话语法书中“许”的儿化形式“壗”［_⊂hɛn］被注释为“里面”（钱乃荣 1997：175）。而苏州话“许”的齐齿呼儿化形式“向”［ɕiaŋ］只用在“里向”（里边）一词中，都显示“许”与里边、内部义的固有关系，这与中古近代汉语中的泛指处所的“许”相比是更专门的语义，其引申机制尚待探讨。在新上海话中，多个PPC逐渐集中为以“辣辣~辣海”分表近指~远指的格局（当代“辣海”又受到“辣该”的有力竞争），苏州话表近指远指对立的“来里~来哚”已衰落，“勒浪”、“勒海”等变得常用，远近不分，但在上海苏州的一些固定组合中，“辣海、勒海”仍保留了在里边、在内的语义，如“侪勒海”（都在里边、总共：侪勒海五千块）。“勒海”作为语气词的语义，也从该义顺流而来（见下）。

在与“在里”式复合词相当的带“许”PPC（辣海、勒化、来哼）中，“绍兴”话“来亨”［lɛ22 haŋ33］（远指的“在”）的“亨”不能用作处所后置词，也不能单独用作处所名词或用在其他复合词中充当处所语素。它是绍兴话的基本远指指示词，相当于普通话的“那”，与近指指示词“个”相对。它可以跟处所语素组成处所指代词如“亨里”（那里）。那么，“亨”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种复合词的呢？

一种设想是“亨”是以基本指示词的身份充当PPC的后字，即“来亨”结构上相当于“在那”。这一假设遇到较大困难。1）吴语中基本指示词（不表处所）本身是不能受存在动词兼处所介词支配的。2）其他的PPC中后字全部都是可以做后置词的处所语素，无此功能的难以进入PPC复合词。另一种推测是，“来亨”来自“来+NP+亨里”，在删除NP时因为要符合整个PPC的双音节限制而删除“里”，形成“来亨”。这个可能性比刚才的假设大一些，但也不理想。其他双音处所词进入PPC时，删除的都是指代性成分，剩下的是处所成分。按此，“来NP亨里”删除后应当是“来里”（无锡话就有此词）而不是“来亨”。

我们推测，“亨”在绍兴话中本来是有处所词/语素用法的，因此可以像其他吴语中的“许”一样可以用在NP后表处所，也就有机会与NP一起受存在动词兼处所介词的支配，进而产生PPC用法。盛益民（2012）初步证明，“许”在部分吴语中有指示词用法，其源头仍是处所词/语素。我们基本上同意盛益民的分析（详下一小节讨论）。因此，可以推想绍兴话“亨”发展出远指词用法后，原来的处所词用法衰落了，但是在PPC中保留下来了。这一推想有更实在的证据。盛益民（2012）引用的材料显示，离绍兴很近的嵊州（绍兴市管辖）和余姚（宁波市管辖，方言上离绍兴更近）的“亨”都有纯表处所、不表指示的情况，如嵊州崇仁“当中亨”［tɒ̃53 ʦʊŋ22 h52］（当中）、余姚“中央亨”［ʦʊŋ32 i22 h44］（中间）（钱乃荣 1992：749）。可见白读“许”的处所用法曾经是北部吴语的普遍状况，绍兴“亨”应也有过这种用法，包括用作处所后置词，不管是单音节的“亨”还是带“亨”复合词，而PPC“来亨”在“许”的处所用法衰落后仍留存了这一用法。这样，就符合PPC产生机制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