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的演化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索绪尔就定义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是，仅按照信息论的观点理解语言交际过程的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是不够的。从经济学的视角剖析语言功能，我们认为语言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信息载体和传播功能，另一种是文化符号功能。语言的其他功能都可以归为这两个功能。当然，我们承认，语言的文化功能也可能是在传播信息，但是我们主要是把语言的文化功能作为表征民族特色而定义的。

首先，可以判断，语言的功能有分野的趋势。虽然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两大功能——信息载体及传播工具和文化符号，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语言的两大功能存在明显分野的趋势，尽管还不能说这两种功能已经分开，各司其职了。不同民族语言产生的早期，这两种功能是完全不分的，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文化和语言自身的发展，语言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得到了快速强化和扩展，而语言的文化符号或表征功能显然没有前一种功能那样发展迅速，而且不同语言的两种功能具有不同的强度，有一些语言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更强，且有加强的趋势，有一些语言的文化表征功能更强一些，但是，其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有限，甚至有弱化趋势。一般而言，表意性强的文字，字形复杂，文化符号的功能强或者难以弱化，而表音性强的文字字形简单，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强而文化符号的功能较弱。当然我们不是说语言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功能与文化符号的功能是截然对立的，实际上文化符号也承载和传递着信息，而且文化表征方式是多元的，语言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的语言（口语和文字）两大基本功能分野趋势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就不同种语言比较，一些语言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强化，越来越通用，越来越方便，有成为主要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趋势，而另一些语言，其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范围在缩小，作用在弱化，主要起着从语言上表征某个民族或地方的人存在与别的民族或地方的人不同的作用，有成为单纯文化符号的趋势。第二层含义是，就同一种语言而言，人们说的时候用具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方言——虽然这个“说”也是为了传播信息，但是，方言表征的是民族性或地方性文化，而写的时候是通用、规范的文字。或者大多数的情况下，写和说的时候都追求通用性和规范性，而在有些情况下，单纯把语言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实际上只有文化符号功能，如汉字的书法艺术和京剧艺术的唱和说，等等。第三层含义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个人或同一个人群或民族，在本民族或本地区内部，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而超出这个范围，他们使用通用语言。尽管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也是信息沟通，但是之所以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不是不能用通用语言沟通，只是为了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感，所以说这种现象表示说民族语言或方言只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当然，如果有不能用通用语言沟通的情况除外。例如在中国，从外地回到家乡，要说家乡方言，不是家乡人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为了重视乡情。又如印度等国家，正式的官方语言法定使用英语，显然为了信息传播，而民族语言的使用虽然也是沟通工具，但是，使用它显然是为了或者主要为了表征印度民族文化。

其次，我们发现，两种功能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演化路径或方向。

纵观整个语言文字发展史，我们发现，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总体演变方向是趋同和趋简。所谓“趋同”是指这样的语言演变现象：整个世界上被使用的语言种类越来越少，尤其是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减少的速度更快，数量更少，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少数甚至一种通用语言。人们越来越选择那些相对简便、容易沟通的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和信息载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各自文化语言的同时，也许会有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信息交流的一天。至于何种语言能够成为世界通用语，应该不是文化性和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很可能是由语言本身的可通用性决定的。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趋同，是由各国家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加强的趋势决定的。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是以专业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双方交易需要一门语言成为交流工具。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必然减少地方性语言在交往中的重要性，甚至逐步消失。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也估计，在21世纪末世界上90%的语言将消失。许多经济学者也实证了这一变迁规律。拉齐尔（Edward Lazear，1999）、切奇和金（Jeffrey Church & Ian King，1993）、德·斯旺（Abram De Swaan，2003）认为，由于使用小语种的人数较少，所获得的收益也较小，那么，理所当然使用小语种语言者会有动力去学习大语种语言，从而导致小语种语言变得不重要或消失。这些学者都把语言当作一种网络产品，这种产品的性质告诉人们：收益往往取决于说这种语言的人数的多寡。格林（Grin，1992）认为小语种语言有一个存亡的边界，如果改变对使用小语种语言的态度，小语种语言很可能存活。格林虽然是基于新古典模型得出这一结论，政府干预措施也只能迟滞小语种语言的消失速度。而且他对小语种语言为什么要存在，也不能给出有力的解释。

从经济学的维度看，信息意义的语言是朝着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变迁，是趋同的。语言收敛，语言趋同，趋同何种语言？这与什么因素有关？可能与学习此种语言的成本有关，也许与国家和民族的强势有关，或许与两者都高度相关。这些很值得语言经济学研究。

所谓语言“趋简”，是指语言文字的演变方向是越来越能简洁而准确地表达相对更多的意思或承载更多的信息，而同时又越来越便于学习和使用以及进行信息化处理——即越来越便于读好、写好、用好、存好，并不是语言的词汇量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如果一种语言语法简单、词汇量少，所产生的语句组合不能清晰表达意思，这种简化就违背了语言的演化规律。经济学讲究效率的原则，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信息意义的语言趋简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语言学家齐普夫（George K. Zipf）的最小省力原则也暗含了这一点，一些语法结构很复杂的语言，无论是在书写还是发音阅读方面都费力费时，违背了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因此简化是必然趋势。纵观中国的语言文字史，甲骨文的表意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的字形结构，到秦王朝的小篆，而后演变到隶书，最后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形表，经验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信息意义的语言演化规律是趋于简化。中国的文体也是由文言文向大众语演变最后过渡到白话文。也许有人提出疑问，文言文更简练，违背了语言的演化规律。实际上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白话文是建立在简单的语音系统之上，按照彭泽润、李葆嘉（2002）的说法，从文言文演变到白话文，我们在语音上享有了简洁的收益。世界上的语言文字演变的基本趋势之一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演变，汉语加上拼音也符合这一趋势，也是趋简的表现。因为表音文字相对表意文字，是一种更简单的文字和文字书写方式。就是一种简洁化的书写方式。

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与信息意义的语言演变方向有很大差异，甚至相反，呈现多元化。准确地说，就人们的动机或希望而言，信息意义的语言力求趋同趋简，而文化符号的语言是力求保持多元化；就演变的现实而言，信息意义的语言无疑有明显的趋同和趋简，文化符号意义的语言，总体上还是呈现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还是有着存在基础的，因为不同民族和人群从文化多元性、包括语言多元性中，是能够获得特定效用或满足的。不同的民族或人群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一定程度上代表不同的文化，有相应文化背景的人能够通过使用民族语言获得认同感，体味不同的语言美感，从而获得精神的满足。这些用于文学性的笔法形象地说明了作为不同文化符号的不同语言，不仅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不同的民族特征，而且蕴含着不同的语言魅力，能够满足不同人的文化需要。因此，文化符号意义的语言的多样性是符合经济学的效用原理的。

总之，文化符号意义的语言和信息意义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演变路径或规律。有的学者想在语言趋同和多元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的路径，解决降低交易成本与语言文化多样性及其传承上的困境，也许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在一定限度内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追求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人为地去抹平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通过以上论述，语言产生与演化的经济学分析属于语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我们的分析借鉴了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研究能为语言经济学的其他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为语言经济学的初学者提供了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