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昆曲研习社
1956年初，眼看《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工作已接近杀青，俞平伯向文学研究所领导又提出了研究李白的计划，领导也已完全同意了这一计划。后来俞平伯在李白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先后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极有分量的文章，它们是《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注7、《再谈〈清平调〉答任、罗两先生》注8、《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注9、《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注10、《今诗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注11。这些著述在198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中，也均已收入。这说明，俞平伯此时已颇想从红学研究的范畴中解脱出来。
本来，俞平伯读“红”研“红”与写出《红楼梦辨》的前前后后，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门类与方面是至为广泛的。上自《诗经》、《楚辞》，下至清人的诗词都广为涉猎之外，就诗的理论而言，他早年就写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后头又写过《〈周词订律〉评》、《词曲同异浅说》、《论作曲》等文章。此外又有《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等专著。他是并不想把自己囿于红学这一小范围之内的。
早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杀青的前后，家父与郑振铎等人偶尔与他开玩笑地说：
“平伯这一下可成了红学家了。”
他不但并不感到什么自豪，正相反，他还觉得很不高兴，怎么能被这一部小说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呢?
经过了这难以忘怀的1954年，他更是想从这个“红学家”的头衔下彻底摆脱出来。然而就是这样主动提出改研究李白，并已做出一定成绩的情况下，要真的彻底摆脱，却又谈何容易!
也就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脱稿的1956年，俞平伯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
8月19日，就在他家老君堂老屋，召开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大会。
北京，是北方昆曲集中地之一，当昆剧成为国剧以后，北京也自然成了国剧的中心地。“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对昆剧普及到家家户户的典型反映，其实并不是对昆山、苏州等昆曲发祥地的特有描写。自魏良辅创立水磨调，逐步走入宫廷以来，直到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昆曲始终可以说扎根在北京。就是到了京剧逐步替代昆剧，占了国剧的地位之后，也并非把昆剧拒之于门外，而是尊之为祖宗，奉之为圭臬。几乎所有的京剧大师，都必须具有坚实的昆曲底子，京剧中不少曲目都直接导源于昆剧，有的甚至囫囵照搬，尤其在高雅文人中，都认为京剧太白，唱词粗俗，不够精美，在书斋里，在案头上，继续在拍着唱着的，仍然还是昆曲。昆曲有带工尺谱的本子，在知识分子书斋中上架，书案上翻阅，而后起的皮黄，就是在梨园行中，也多为师徒口传心授，脚本上记载着精确唱腔曲谱的，却至为少见。后头虽亦有“大戏考”之类出现，为普及与提高京剧起过一定作用，但也多停留在《缀白裘》的水平上，多为有词无谱的唱词汇编之类。而只有昆曲，它虽被众多的舞台排挤了出来，但由于它有书面的较为精确的曲谱在文人雅士小圈子中传播，到了最萧条最冷落的时代，它仍可不绝如缕。
俞平伯家是世代高雅文人，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的家庭也是世代书香。俞许两家，又是几世多次联姻的通家世交，所以可以说，都是从小听昆曲看昆戏长大的，与昆剧是世世代代都结了不解之缘的。尤其俞夫人，嗓音又好，拍起曲子来字正腔圆自然不在话下，还能填词度曲，即为曲词配上曲谱——作曲，或用传统成曲填上新词。笔者生之也晚，只赶上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一个尾巴，大概在1962—1963年间，曾到朝内老君堂俞府，跟着平伯先生、夫人拍过一两回曲子，后来俞平伯已嗅到政治的某些火药味而主动解散了研习社。俞先生的嗓子不如俞夫人，似乎还爱跑调，甚至五音不全，但他拍起曲子来，那板眼之认真，那神情之严肃；他还喜欢自击檀板，那击板打鼓的样子，就更是一丝不苟，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三十三转等的密纹唱片刚在逐步普及，欧阳予倩当时年事已高，出于抢救性质，中国唱片公司为他灌制了几张昆剧唱片。唱片上就特地标明“俞平伯司鼓”，两个大名并列放在显赫的位置上，足见俞平伯昆曲司鼓的水平有多么高超。
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立，完全是出于北京昆曲爱好者的自发，组织机构也由社员来公推产生，有社务委员会来主持日常工作，诸如安排传习时间，确定同期的日期与地点，适当时候让社员登台演出等，社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自然由大家公推俞平伯来担任。
在1956到1964这八年时间里，北京昆曲研习社，在俞平伯认认真真的亲自领导下，还真对昆曲的研究、传习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少专业剧团都不问津，几乎濒于绝迹的曲目，却在俞平伯手下恢复了青春；就是像《牡丹亭》这样永垂不朽的名著，由于原剧过于冗长，也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快步，在俞平伯亲自主持与倡议下，经过精心整理与改编，终于又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它的舞台生命。这个改编并压缩到可以适应现代演出的剧本，是俞平伯与华粹深二人合作的。经过曲社草创一年的努力，全体社员的通力合作，居然在1957年10月15日举行了试排，1958年1月22日就推上舞台试演了。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10月2日在北京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即后来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礼堂试演了一场。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观看了演出。记得开幕之前，俞平伯登台作了简短的讲话，至今记得，中间有这样一句话：
“要纪念汤显祖，最好就是演出他的代表作《牡丹亭》。”
那次与会者甚多，礼堂几乎坐满了人。周总理、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张奚若等人也都莅临观看。
俞平伯除了领导并积极参与北京昆曲研习社方方面面的活动之外，对北方昆剧院的排练与演出，也十分关心。1957年2月初，俞平伯看了北方昆曲代表团在北京的汇报演出后，很快就写出了《看了北京昆剧的感想》一文，同月11日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1958年8月，他观看了北方昆剧院新编的昆剧《红霞》以后，还特地写了评论文章，题为《〈红霞〉演得很成功》，发表在8月31日的《文汇报》上。
《牡丹亭》改编本公演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受到昆曲爱好者的普遍欢迎。于是昆曲研习社在1959年10月，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经过两年的反复排练提高，又一次演出了全本《牡丹亭》，10月3日与8日，在西单长安戏院连演两场，受到普遍欢迎与重视。演出后，俞平伯与华粹深这两位改编者登台，与主要演员合影留念。这在昆剧演出史上是应该特书一笔的盛事。
1960年初，北京昆曲研习社准备排演《西厢记·胖姑》一折，俞平伯又认认真真地亲自校订剧本。5月，为此还写了《校订〈西厢记·胖姑〉折书后》一文。
从1956年至1964年这8年间，北京昆曲研习社除了内部的排练、传习，与举办同期、公期之外，公开演出的次数也真不少。除了发掘传统曲目之外，也还自己改编、创作了不少新戏，以反映新时代。为了更好普及昆曲，让昆曲也能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俞平伯亲自主持与审订下，谱写了昆曲《人民公社好》、《红旗插到东南角》等，可供曲友们合唱。
《红楼梦》的乾隆抄本中有极重要的一种，即舒元炜本，上面有他的兄弟舒元炳的题词《沁园春》。俞夫人许宝驯就用这首著名的《沁园春》谱写了昆曲工尺谱，俞平伯为之一再修改润色，并作了详注。1963年北京正隆重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7月7日，北京昆曲研习社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曲会。与会者达86人之多，俞平伯主任委员致词。最后一个节目即合唱俞平伯夫妇合作的这首《沁园春》，参加合唱者达22人。这次活动，堪称是昆曲史与红学史上都该提上一笔的一个交接点，也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挨批后依然放不下《红楼梦》，仍在关心与研读《红楼梦》的一笔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