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徽商：乡村自治的经济保障
徽商“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以其经营活动创造了商业繁荣的局面，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徽商所拥有的资本是惊人的，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百万、千万。徽商以其雄厚的资力资助教育与科举，并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
一、资助教育与科举
徽州巨商富贾，多热心于“振儒业”，以期名利兼收。所谓“贾者力生，儒者力学，克尔家有日矣”。注153而在实际生活中，可行的途径大多是先贾后儒，这是因为“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注154
徽人在“张贾”获利之后，是怎样“张儒”求名的呢？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这是徽商“张儒”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世居歙东新馆”的鲍柏庭，“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后以业浙鹾，家颇饶裕”，“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注155柏庭从事商业活动是在万历年间，其时正是徽商走向发展的阶段，他提出“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再如婺源坑头人潘涟，“堂弟申郡庠生，境亦困乏，涟时佽助，届时给以资斧”。注156徽州商人之所以如此急不可待地延师课子，是向往子弟擢高第。隆庆时人凌珊，“早失父，弃儒就贾”，“恒自恨不卒为儒，以振家声，殷勤备脯，不远数百里迎师以训子侄。起必侵晨，眠必丙夜，每日外来，闻咿唔声则喜，否则嗔。其训子侄之严如此”，“一日语室人曰：‘儿虽幼，已为有司赏识，吾与尔教子之心当不虚。异日者尔随任就养，必教儿为好官，以不负吾志乃可’”。注157凌珊望子成名之心如此之切，责其为学如此之严，目的是望儿为“好官”。有些商人到了晚年乃至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勉励子弟着儒服，“大吾门”。歙商汪名镗，曾“去海上业贾”，终之前对诸子曰：“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尔等。”注158类似上引材料在徽人文集以及方志、谱牒中俯拾可得。徽商在“家业隆起”之后，急欲“张儒求名”，从而“大吾门”、“亢吾宗”，是利益所驱动的，不足为奇。
正是这种利益的支配，所以那些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振兴文教”，这对徽州的“儒学之盛”是很大的促进。徽商延师课子，张儒求名，受益者并不限于自己的子弟，而是遍及族人、乡邻乃至邑人。关于他们斥资举办义塾、义学、文会、书院的资料甚多，略举数例如下：在江西经商的黟县商人舒大信，十分关心家乡的教学事业，“乾隆十六年，岁歉，在籍买米平粜。修村口至城路，修东山道院，旁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注159徽商对家乡的捐助是全方位的，学校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歙县商人许禾，“于是捐二千余金，鼎建宗祠，恢其堂楹，而辟其路径。建高阳里石坊，巍然特起。更捐若干置义田，捐若干置义舍，捐若干置义塾，捐若干置义冢，复储若干以资不能婚者，储若干以资不能葬者，其于义举无一缺，而义声大振矣”。注160婺源商人孙有眦，“时有孙善人之号”，“弃儒就贾，赀渐饶。建祖祠、立圭田、修祀典、葺宗谱，族之贫乏者周之，溺女者拯之。遇岁荒，赈饥平粜。置租兴社课文及襄建本都书院，京师文明会，均领袖捐赀”。注161歙县商人吴光澳，“以小宗未有祠，独鸠工庀财先之，费巨万。置义田、义塾以衣食、教诲族之贫者”。注162方南滨“商于吴梁间”，因“家业益以丕振”，乃“肇建书屋于金山隈，俾后嗣相聚相观，以振儒业”。注163歙县商人江演注重因材施教，“设家塾，诲族中子弟，其间文行优长者，择而铎其教。师有常俸，弟有常饩。若乃绌于章句学，而练于经济时务者，则量能而任之”。注164婺源商人程世杰“早岁由儒就商”，“念远祖本中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力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有余即置田，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邑建紫阳书院，捐金千两”。注165休宁商人汪雅会，“子侄中绩学工文者力为培植，必玉于成。至葺祠裕祀及造梁、赈饥，力行不怠，族党称之”。注166休宁商人汪洪，“业鹾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巨万，而未以为富，是其恢宏也。以作兴学校，则有建丁峰、浚泮池、造奎星楼之役”。注167徽商在客居地也兴办义学。如歙县商人鲍蜀瑞，“兴义学以训邑人之客汉阳而不能从师者”。注168
徽商对教学的捐助，还涉及大型的书院。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注169而徽州书院之盛，主要是徽商慷慨资助的结果。明代，徽州书院勃兴。到了清初，“徽属六县计有书院五十四所”。注170尤其在乾隆年间，两淮盐商中的徽商，积极在徽州、扬州两地兴办或修建书院。《两淮盐政全德记》云及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的情况：“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商之地海内无不至，以业盐于两淮者为著，其大较也。”“大之郡邑，小之乡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宇、具其赍粮，及夫释菜之祭、束脩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注171书院的经费来源既然不能靠“力耕”得来，那只有赖“以贾代耕”者的资助了。此处以紫阳书院为例：
歙之紫阳书院，系明正德十四年（1519）由知府张芹主持创建于紫阳山，又称“山间书院”。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身于盐商之家的曹文埴另在原“文公祠旧址，复建书院，名曰‘古紫阳书院’，于是两院并存”。注172古紫阳书院全是两淮盐商捐资重建起来的。据道光《徽州府志》的材料统计，乾、嘉数十年间，扬州歙商共捐两书院银计70000余两，其中两淮总商鲍肯园两次独捐银11000两。王铁夫所撰《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云：“（肯园）生平好施，独不喜建佛堂道院。其乡有两书院，一在城内曰‘紫阳’，一在城外曰‘山间’，并垂废矣（按：紫阳书院系指原文公祠），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古）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置两淮生息（据《两淮盐政全德记》载：按月一分起息，每年应缴息银九百六十两，遇闰月加增八十两），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注173纪晓岚在《鲍肯园先生小传》中亦云：“肯园捐金三千复紫阳书院，捐金八千复山间书院，功在名教。”注174鲍肯园是一位“由困而亨”的大盐商，竟如此热心于兴修书院，徽商之“功在名教”，振兴儒学，于此可见一斑。
徽州其他各邑，商人助修书院的事例亦所在多有。祁门商人马禄，家初贫，“长客常州”，“嘉靖戊午（1558）修学宫，禄自投牒输三百金佐费”。注175绩溪章必泰“经商吴越间”，（绩溪）“东山书院鼎建，（必泰）自备资斧，襄蒇其事，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注176婺源绅商于嘉庆九年（1804）一次便合力捐助县内紫阳书院银共3万多两。注177道光五年（1825），黟县议建考棚，不到两个月绅商集资3万余金。注178有些大商的伙计，对于兴修书院亦能慷慨解囊。婺源江溶，“佣于木商，跋涉江南，远及苗洞，中年稍裕”，“道光年间，创立湖山书院。振兴文教，溶与有力焉”。注179
徽商不仅热心于原籍建书院、设考棚，同时，在一些寄籍之地也同样如此。世居扬州的歙商汪应庚，在乾隆元年（1736）见扬州府学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到。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注180祁门马日琯亦于扬州筑梅花书院，延名儒主讲其中。清代的扬州文人雅士蜂起一时，在其培育过程中，徽商是“与有力焉”。曾经有人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这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无所据。尤其是在两淮改纲为票以前，徽商大姓着籍于扬州者众多，故“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注181
由于徽商对教学的重视与投入，在徽商后代（包括原籍、客居）中以“业儒”而成名者代不乏人。汪道昆即为一例。又如休宁金声，幼时随父远贾江汉间，即在客居之地延师受教，崇祯元年中进士，授庶吉士。后在抗清斗争中英勇不屈，以身殉难，著有《金太史集》行世。注182入清以后，徽商后代的名儒高士更多。乾隆时期，汉学的皖派首领戴震，即出身于一个商贩之家，少时也从事过经营。乾嘉时期的凌廷堪，系歙县的著名文学家，他父亲曾经商于海州，父殁后，自己还当过“朝奉”。道（光）、咸（丰）间经济学家王茂荫，也是世代经商之家的子弟。客籍扬州的徽商中，更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记的高人雅士，大多是徽商或他们的子弟。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也是茶叶世家的后代。
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同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其效益在经营专榷商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食盐自古以来就是封建国家专榷的商品，“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斤”。注183明初，盐政实行开中制，外商多为山陕商人，内商多为寓籍淮扬的山陕商与徽商。嘉靖初“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注184势重于徽商。万历年间实行纲法，编入纲册的盐商成为世袭的专卖商。各帮商人为取得盐的专卖特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成败的关键，则在于他们同封建政治势力结合的程度。改行纲盐制后，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徽商在竞争中力克山陕商从而操商界牛耳的原因，除了地理上就近之外，更重要的是徽商重视教育科举，与封建政权有着更密切的联系。纲商要保持世袭专卖权，取得“官商”的资格至为重要。嘉庆《两淮盐法志》载，成为官商的途径有二：一是“淮商登仕版，别立户籍，号曰官商，凡官吏需索，诸浮费皆不及”；二是“商籍行盐者，子孙官于朝，遂自立为官商，凡应出正项公费，或减半，或者竟有不出者”。这两条途径对徽商来说是畅通的。如大盐商江肇岷的儿子练如，“性颖悟，好读书，以家事浩繁，服贾瓜渚。（肇岷）公思振家声……复命归读，名振胶庠。康熙戊寅贡成均，克付公期望之意”。注185因此徽商很容易跻身官商的行列。官商之上有总商，“众商行盐，必得总商作保”。注186由总商领导全纲商人经营业务，并对国家承担包税任务。总商由众商推举或官府指定，一般来说，他有着更为强大的政治靠山。如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总商，而次子鲍勋茂官至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行走。注187又如，“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的总商曹錤，其父曹文植官户部尚书，弟曹振庸官至军机大臣。注188检阅《两淮盐法志》即可看到总商多为歙人，《歙县志》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文化修养高，还有利于徽商在两淮具体的经营活动。盐业是政府专榷的行业，有着十分复杂的盐政管理。如果不通“治生之道”，是无法混迹于两淮盐业的。徽州儒商在两淮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的胜利。《太函集》介绍了一位商业领袖（祭酒）吴伯举，说他“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颇有文人雅士之风。吴伯举精于治生，“慷慨持大体，诸吴有不决，率片言析之。往往居贾人间，诸上贾西面事之为祭酒。其居贾故久，握算故长”。注189又如清代吴鈵，《丰南志》说他少小“读书问政山中，手披口吟，寒暑无间”，后来到扬州经商，“犹不忘举子业，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经世之务与经商之道是相通的，熟读经史。自然易于把握“治生之术”。吴鈵“遇事辄明于大体，能持公议……两淮之人咸倚以为重，士大夫来扬者，每从而决所议。事关鹾政，大宪偶有咨询，府君亦尽言无隐，时蒙采纳”。注190徽商吴孔龙“公从从父思云贾淮阴，所谈盐策悉中利害。尝庭论郡大夫前，郡大夫熟视公良久，曰：‘若贾人，英风乃尔。’”注191相比较而言，山西商人对文化的重视就远不如徽商。清人刘于义曾在一份奏折中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在批谕中也指出：“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注192他们让子弟中的俊秀者“从贾”，庸才“业儒”，是其在竞争中败北的内在原因。
盐商之外，从事其他各业的徽商也不乏有文化者。徽商投资教育，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徽州人整体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徽商的文化水平，使之易于把握“治生之学”。如明末婺源有一个“年十五即毅然束书担囊”，“变儒服贾，游于荆楚”的小商人王尚儒，由于年少服贾，文化素养并不高。当时楚中局势不稳，商人们议定轮番值夜防盗。王尚儒提出由他一人代替所有的商人值夜。每夜，更深人静，他秉烛夜读至天明。如此几年下来，王尚儒成为“智”者，“文思焕发，名宿咸为心折”。文化素养的提高使他“治生之学”日益精深，因而“明义善断，每当大事，一时轩冕，皆即而受谋”。注193又如休宁商朱可训弃儒经商后，深感一般的“奇赢小术”不足以创大业，于是反复钻研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探讨“治生之学”，从子贡的“臆则屡中”的判断力，到战国时代范蠡、计然、白圭的经商之术，深得其中的奥妙。他不是死搬硬套，而是灵活运用，“创所未有”。据族谱介绍，朱可训经过五年的摸索，已能做到“择人人得，任时时成，饰智智治”。无论用人、把握时机还是斗智，他都胜人一筹，“隆拟封君矣”。富比封君，也即“素封”。再如，歙商许思恭“少颖悟，治举子业，读书过目能诵”，后来经营于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闹市中，因为有文化，做生意时善远谋，“不局局锥利间”。休宁商汪叔义，弃儒就贾后，不减儒之本色，“性好山水，客于淮，殆于钓台之云、浣滨之水，无不兴慨寄怀，抚时感昔，故名流所接不难把臂而倾盖如故也”。在生意场上，他则是“发无不中，动无不获，计然之术，孰有过于此者”。文化素养高的“智”者，精通“治生之学”，因而能成为众商的领袖，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休宁商汪尚信，“既业进士，则刻意经史”，后弃儒经营，精于计然之术，“有商四方者亦奉公筹画，为时良贾，以是家益振”。休宁商汪贵，“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尤潜心于卫生、堪舆之学，仰探轩歧之奥，默契曾扬之旨”。因而他“通达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熟思详究”。汪贵“挟资皖城”，“远近商游于兹者，咸师事之”。注194
笔者曾经根据《方氏会宗统谱》做过一个的统计：柳亭山真应庙统宗祠下，共有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在两宋三百余年间科举成功者共25人，元代仅2人，明代54人，清代前叶百年间达34人。其中，联临派在宋代科举成功者占32％，有8人；明代占11％，有6人；清代占11.8％，有4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15.65％，共18人。这一派在宋代科举最为发达，明清略有下降。而环岩派在宋代仅占8％，有2人；明代上升至19人，占35.2％，清代再升至21人，占61.8％；占方氏四朝总数之36.5％。柘田也是后来居上，宋元为0；明代占29.6％，有16人；清代占2.94％，有1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14.78％，共17人。潜口派宋代占8％，有2人；明代占20％，有11人；清代0；占方氏四朝总数的11.3％，共13人。这四派科举成功者共90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78.26％。而这四派恰恰就是在12支派中向远地城镇迁徙经商最为活跃的派别。注195潜口派“商游荆襄”者居多，其49世方勉“永乐辛卯（1411）举人，乙未（1415）进士，由庶常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进阶亚中大夫，尝纂家礼辑谱牒”。注196潜口派在荆襄的活跃与方勉在湖广的“势”有关联。柘田派南下福建，北上汴梁、山东。环岩派则以扬州为主，遍及各地。商业与科举取得了共赢，又带动了宗族的兴旺。这四派宗族是方氏在徽州12大支派中最为兴盛的。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宗族组织、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上可知，徽州商人捐助教学科举，并不单纯是他们个人的志趣和善意所致，而是他们的利益使然。正是在利益的推动下，使贾与儒互动互补，从而徽州社会生活系统得以稳定并持续运行。
二、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
徽商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的史料不胜枚举，参见表2-1：
徽商为什么不遗余力地资助宗族？这是由于徽商在其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宗族的帮助和支持。不少族规、家典上明文规定：族人“业无所就，令习治生理财”。对于“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者”，要求“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注197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凡“官有余禄”或“商有余资”者，往往资助族人业贾。如徽人“某之先世，微时来扬投其戚属”，“至扬州，戚属各助以资，置质库中”，使他得以业贾。注198也有委托族贾、附资经营的。如明清之际歙商江国政业贾淮阴，“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注199聚族经商是徽州商人参与竞争最为常见的合作形式。有族人合资经商的，如明代休宁商程锁“结举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注200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治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注201歙商吴良友，“蒙故业而息之，资益大饶，累巨万”，“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注202休宁商汪福先，“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注203歙商程次公“捆载入河西，赢得过当，遂都河西，主转毂，浸起不赀，诸程鱼贯从之，人人起富”。注204日本藤井宏曾将徽商资本的来源归纳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七种类型。应该指出，除劳动资本外，其他资本大多与宗族势力有关。此外，还有借贷资本，也应是徽商资本的重要来源。如明代天顺间歙人许积庆，“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注205徽人得到族人贷款经商的事例是很多的。
随着聚族经商规模的扩大，从商族人的增多，徽商与族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其一是同本族其他商人的关系。比如，怎样加强横向联系，抑制内部的竞争，共同去建立地区或行业的垄断？其二是同充当伙计的族人的关系。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载歙商许翁有典铺“四十余肆，其人几及二千”。徽商雇佣的伙计基本上是族人乡党。如何才能使众多的族人谨于职守，做到“忠信”、“无私”、“铢两不私”、“绝无染指”？徽商处理这两种关系最为现成的法宝无过于宗法制度了。他们竭力强化从商族人的宗族归属感。嘉庆《黟县志》卷三《风俗》云：“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商在经商地仍保持着聚族居的习俗。例如，“自前明入国朝，历二百余年，世习禺策”注206的吴氏，移居扬州者甚多，支脉繁衍。吴氏在扬州“内收宗党，外恤闾巷亲交”。注207徽商在经商地还十分重视建宗祠、祭祖先。如《汪氏谱乘·序》写道：“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鹾两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禴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凡值春露秋霜之候，令族姓陈俎豆、荐时食，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数十年来，人物既盛，而礼文器具未尝稍弛。”又如，乾、嘉间“总司鹾事十余年”的徽商郑鉴元，“先世以盐策自歙迁仪征、迁江宁、迁扬州，皆占籍焉”，他不仅在家乡“修歙洪桥郑氏宗祠，上律寺远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且在各经商地建祠设祭。他在南京“建祖父江宁宗祠，三置祭田”，还在扬州宅后建亲乐堂，“子孙以时奉祭祀”。注208徽商如此重视尊祖敬宗，其目的还在于收族，即以宗子的身份来管理约束族众，并以血缘亲疏、尊卑关系来维护等级森严的管理层次。明弘治间徽商许孟洁在“淮泗通津”的重镇正阳经营二十余年，其族人纷纷前来投靠，许“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渐渐形成徽商垄断的局面，“故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许孟洁客死正阳，“挽者近三千人，观者万人皆叹息，以为商而感人如此，虽达官贵人未之有也”。注209许氏势力之大，于此也可见一斑。所以，徽商不惜投入巨资建祠、修谱、筑墓、置义田就不难理解了。
宗族聚居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是族田。徽州山多田少，田价奇高，但徽商在致富后往往会斥巨资购置田地，赠予宗族。从表2-1可知，商人吴禧祖等“共捐银万数缗，置田千余亩，岁收其入于季春孟冬之月给其族颠连之无告者，助丧助葬，立法于范氏义庄，事始于乾隆之三年，田购于宣城之沚水”。胡天禄“输田三百亩为义田”。徽州的族田大体占了全部可耕田地的60%以上。注210义田为宗族救济、祭祀、教育等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宗族保障”一节中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