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美国也有‘傻瓜’”

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很叫人伤脑筋。

有一种说法，叫作“脑体倒挂”。当然，对于这种说法也有各种议论，可以举出各种例证，有不倒挂的，有倒挂的，也有倒挂甚为严重的。这些都是实情，争论的是总体状况如何。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总体上不倒挂，持平了，也还是不合理。

对于这种不合理，过去也有一种“理”，说是培养知识分子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效益自然应该归全体人民，而不属于个人。但这种“理”仍有不合理处，因为无论如何知识的获得总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在起作用，离开学校以后的知识积累发展，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否则就说不通何以在同样的环境下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贡献。从实践的效果看，平均主义“大锅饭”事实上妨碍着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效率低了，贡献少了，整个国家和广大劳动者也都跟着吃亏。

怎么办呢？出路当然只能是改。

改就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如果国家多付出100亿元，跟着就能多收到100亿元，甚至200亿元、300亿元，那当然很好。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有这样的效果呢？这就需要探索。

在这些年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加大，使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点出路。知识也是一种商品了，有了人才流动，有了知识产权，有了专利，有了技术市场，等等，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部分人逐渐富裕起来，至少是生活有所改善。

然而，随之而来，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已经或者比较有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或多或少解决待遇问题的，多半属于从事技术应用或者开发的知识分子。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指望。因为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在很长时间中得不出成果，即使有了成果而且是很伟大的成果，也不容易在市场上找到买主。一来是基础理论的成果要变成实际操作的技术或者产品，往往还要走很长的路。二来基础理论的突破虽然费劲，但作为一种原理却很难保护。人家不花钱也能用，何必再花钱买呢？

为了了解长期实行市场机制的国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曾经向日本朋友请教。

得到的回答是：“在我们日本，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待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在日本，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发达。”“我们日本的办法是买别人的研究成果，再在应用方面进行开发，比较快地转化为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这当然也是一种经济腾飞之路，但是毕竟基础不扎实，随时有被别人超过去的危险。最近，我们听说，在半导体芯片方面，日本曾经一度超过了美国，现在却反而被美国超过了。重要的原因就在美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扎实。

那么，美国有什么经验呢？据说，美国的青年也不太乐意攻读基础理论的学科。原因是学起来费劲，又不容易赚钱。目前在有些大学中攻读这些学科的，亚裔学生已经占了多数。把这些学生中的优秀者留在美国工作，对美国是很合算的。他们的待遇，虽然比从事应用和开发的美国人低，但比起他们留在亚洲的同行还是要高得多。所以，还是有吸引力。然而，我还是有疑问：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总不能全靠外国人吧？对于这个问题，一位美国朋友回答说：

“我们美国人也有傻瓜的。有的人就是对某一门科学有爱好，越是钻进去了就越热爱，越愿意为它献身。只要生活一般能过得去，他们是不会轻易改行的。”

这是符合实际的回答，也是富于哲理的回答。任何民族，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总是有一批献身于科学、献身于事业、献身于民族、献身于人类的仁人志士。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并不是在优越的条件、优厚的待遇下产生出来的。相反的，如大家所熟悉的居里夫人那样，在简陋的条件下，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则所在多有。没有这样一大批人，人类可能不会前进到今天的境地。从这个意义看，任何民族、整个人类都是需要有“傻瓜”的。他们正是绝顶聪明的人。

不仅是科学事业需要这样的“傻瓜”，而且其他事业也都需要有这样的傻瓜。新加坡的领导人李光耀曾经这样对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说：你们可以看见别的新加坡人发财，有的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但是你们不可以这样发财。想发财的人可以离开政府去经商。在政府工作就需要有奉献精神。他的话是说得有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让这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人生活贫困、潦倒。正常的社会不应当这样不讲道理。我们应当尽可能创造条件，保证认真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对人民有益工作并且确实做出了成就的人，生活上至少能过得去，工作上有必要的手段，并且能够逐步改善。同时，永远也不能忘记，提倡和发扬为事业的献身精神。

（北京《支部生活》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