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狐”记
1971年秋，我在河南潢川干校经过反复的审查、批判，被宣布解放，随即派往附近的桃林公社新桥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新桥大队地处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地带，在潢川、商城、固始三县交界处，有的村子“鸡叫闻三县”。这个地方虽然已经解放二十多年，仍然不通公路，可以说是相当闭塞。几个上过中学的青年人在乡里就算是凤毛麟角的人才，下放干部带去的半导体收音机，更是稀罕物件，大人小孩都围着转。
这样的地方，缺医少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事。乡里只有一位初中毕业后上了几天训练班的“赤脚医生”。到最近的公社卫生院要步行18里路，到县城医院则要70里路。所以，我这个下放干部只好凭自己的一点卫生常识，帮乡亲们解决一点能够解决的病痛。时间一久，居然树立了威信，有了点小名气。
有一天，邻村的一个队干部来找我，问我能不能赶狐狸精。我被他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呆了，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只是怔怔地望着他。
这位生产队干部被我这样一看有些紧张，可能是怕我抓他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赶紧声明他不是迷信，而是他们村里真有一个人被狐狸精迷住了。
我却来了兴趣，请他坐下喝碗水，慢慢说。他说，村子里有个30岁的男子，8年前在睡梦中梦见一位青年女子，自称家住在山东××府，姓甚名谁（府名和姓名我现在忘记了），同他一起睡觉，醒来发现已经遗精。以后，这女子几乎天天晚上都来。弄得这个男子面黄肌瘦，白天无精打采，但又无法摆脱。
我问：他结婚没有？回答是：三年前娶了妻子，但是狐狸精还是照样来。他的妻子对他也很不满意。
这样的事，我过去只在《聊斋志异》之类的笔记小说中见过，总以为是古人凭空编造出来，假托鬼神，以讽喻世情，想不到生活中真会有这样的事。作为无神论者，我自然不相信有狐狸精这样的东西；但是面前那老实的生产队干部也不是会吹牛扯谎的人；事都没听说过，解决的办法更是无从谈起。我只好用一下缓兵之计，说让我想想。
所谓想，实际上还是从调查研究入手。我找了几位大队干部，问他们是不是真有其事。他们都说真有这么一个农民。我又问：有别人看见过这狐狸精吗？他们说，事情都是那农民自己说的，别人并没有看见。这样一说，把我原来怀疑这农民是因为偷情的事被别人察觉，于是编出一套假话来遮盖的猜测打破了。
我又问：这地区过去是否有过这样的事。他们说，有。就在二三十里路外有个村子里，有位老太太，也是被狐狸迷了多年。不过，那是个男狐狸。
我又问：为什么我来了几个月，过去没听说过。他们说，这样的事谁敢对上面来的干部说，而且也不光彩，现在看你能行医，农民对医生称呼先生，简称就是“先”，对你也是这样称呼。“先”“仙”同音，多少有点“仙气”，你又是中央机关来的，他们想大概可以镇得住狐狸，才来找你。
我把情况综合起来就想到，蒲松龄等人的笔记小说原来并不是凭空捏造。梦遗在年轻人中是常有的现象。人们由于愚昧，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有的人就会朝鬼神狐狸方面去想象。这种想象反过来又会加强神经活动中的某种定式，使患者越发不能摆脱。而且，越是害怕很可能越摆脱不了。一些笔记小说，正是依据这一类事情的传说加工而成的。
我又想到，我虽然没有在这个地区看到过狐狸，黄鼠狼却是常见的。有一次，一只黄鼠狼甚至爬到我的帐顶，在那里吃掉了一条蛇，留下一堆蛇骨。这也是很能诱发人们的某种想象力的。
既然鬼狐故事在生活中有点依据，那么驱狐降妖的情节是不是在生活中也有依据呢？我想，可能也有一点，这就是心理作用。病人相信法师，心里先就安定了，如果再有一点镇静安神的药物，就有可能奏效。
于是，我也想来试一试，为这位受了8年折磨的农民减轻一点痛苦。当然，我不能装神弄鬼，对这样的人进行无神论教育大概也不可能马上见效。我手里也没有什么安神的药。而这件事必须一举成功。第一晚成功了，病人建立了信心，以后就好办；第一晚不成功，就难办了。想了几天，准备了一套就地取材，不花钱，又符合科学规律的方案，我就给病人看病去了。
我见了病人，一副憔悴不振的模样。诊了脉，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观察了他的居住环境，果然不出我所料：室内起灶，极小的纸糊窗户。
我给病人扎了三阴交等几个穴位。目的是调节神经系统，起镇静安神固肾的作用。嘱咐病人自己去割一些艾草（附近有野生的），煎两大桶水，晚上把双脚泡在热水中，水凉了再加热水，泡半小时，再睡觉。又嘱咐他晚上不要在室内生火，把门窗全部打开，睡觉时不准用被子蒙头。病人和他的家属都一一应承。我笑着说，今天晚上不会来了，明天你自己到大队去找我。
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等到第二天上午，病人夫妻一起赶来，千恩万谢，才一块石头落地。又给他扎了针，嘱咐他如法炮制，连续七天才能断根。以后，这个农民的身体果然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也威信大增，老百姓说，到底邪不压正，狐狸精也怕共产党。
其实，我的办法无非是让病人通过泡脚使血液下流，造成轻度脑贫血，容易安睡；使空气流通（病人愈害怕，睡觉时必然愈用被子捂头，愈捂就愈是处在污浊的空气中，愈容易做梦）而已。更重要的是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所以他才会相信我这个“蒙古大夫”，言听计从，心理平静。
赶了一回“狐狸精”，使我自己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龙门阵》199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