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

新闻院校为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各位老师是讲新闻理论的，我是做实际工作的。新闻教学和新闻实践应该有更多交流。新闻单位应该为新闻院校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个工作过去做得不够。今年7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为新闻院校多提供些资料，二是为新闻院校多提供新闻实践的条件。国家教委高教司、新闻教育学会和北京广播学院共同举办了这个研讨班，就是在这方面创造条件。好几位老师讲了很好的课，把当前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贡献给了大家。我主要介绍一些实际的情况。

十几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很快。1978年只有180家报纸，现在有2170家，是以往的十几倍。此外全国还有7000多家持内部准印证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更快。与此同时，新闻从业人员也增加得相当快，记者、编辑可能接近30万人。可是新闻院校十几年中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到1.5万。这就有了矛盾，新增加的新闻工作者中，相当数量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的培养，总编辑、台长没有培训过的也为数不少。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不懂得新闻理论，甚至不懂新闻基本常识。这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问题。

实践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个研究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前进的过程。在众多的问题中，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中国应当为什么人办新闻事业呢？当然是为中国人民。这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

为中国人民办新闻事业就要为中国人民面临的现实需要服务。中国人民面临的现实需要就是要发展自己，要解决穷的问题。我们还有8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为什么有9至12岁的卖花女跑到广州，该上学的不上？为什么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那么多？上海一位《小主人报》的记者去大别山区采访，对面坐着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跟他谈话，小记者打开铅笔盒，那小女孩盯着橡皮看。小记者以为小女孩喜欢这块橡皮，就说：“送给你。”小女孩拿在手上，放到鼻子前闻，是香的，以为是糖，就往嘴里塞。小记者说：“哎，这不能吃，是橡皮。”小女孩对他翻翻眼睛。小记者问：“你用过橡皮吗？”小女孩摇摇头。小记者问：“你写错字怎么办？”小女孩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我不写错字。”如何摆脱贫困，这是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比较快地发展自己，我们希望在本世纪末能够做到人人吃饱饭。只有6年时间了。这个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还剩下8000万人。当然解决这8000万人的问题要难得多。因为这里很多地方缺水、缺土，没有资源，没有道路，得不到信息，也得不到新闻。想致富，需要文明。不但要有物质文明，还要有精神文明，需要新闻信息，这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完全看不到电视的大概有2亿多人。为中国人办新闻事业就要为中国人的这些需要服务，要真的，不要假的。不能打着旗号去花老百姓的钱，为自己发财，那中国人就不需要这样的新闻。当然，服务得好，也可以比别人先富一点。新闻院校教育学生，应当反复说清这个问题：为谁办新闻。中国是12亿人口的大国，12亿中国人只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共同致富，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基本态势。

去年我接待两个美国朋友：一位大导演，一位剧作家。他们上飞机的时候，两位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北京马上打电话回来，讲清楚住在哪个饭店。他们怕这两个老头到北京失踪了。这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我的一位朋友到意大利开会，参加一个酒会，有位女士带着女儿来。女儿盯着我那位中国朋友从头到脚看，提了个问题：你怎么没有裹小脚？我跟一位美国记者交换意见，我说：你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大概还不及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了解的十分之一。这位记者说：是这样。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新闻里可能一个月也不会报道中国；一旦中国街头打枪、发生水灾，马上就报道了。这不是舆论导向吗？我们也要做舆论引导。比如发生大火灾，当然要报道，处理结果也应报道；但渲染死者的惨况，这不好，因为这等于在家属受伤的心上抹把盐。

我们要研究中国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舆论。这几年我们提倡了见义勇为的报道。按照有些记者的心理状态，见义勇为是应当的，因此不是新闻，见死不救才是新闻。他们当然是为了谴责见死不救。但这样来报道新闻就会给人一个错误印象：整个社会见死不救的比见义勇为的多。如果再对为什么见死不救的心理加以渲染——怕报复、怕吃亏等等，这种消极影响就会放大，有的人真的遇到这种事心里也会打怵。如果对见义勇为的事大张旗鼓地报道，再搞见义勇为基金，整个社会都来慰问、支持，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宣传方针就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团结稳定鼓劲。不鼓劲不行，泄气是很容易的。这并不等手说不要批评性报道，而是要选择当前需要解决、可以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来进行公开的批评。

最近关于挂历市场的报道就很成功。挂历市场几年来越来越乱。每年到刮西北风时，满街都是三点式女郎的形象在飘摇。挂历涨价也很快，从几元涨到几十元、上百元。用高额回扣引诱各单位的采购员去买。标价60元，实际上给16元就成交，发票开60元，经手人得44元。我们的措施首先就是由报纸、电台、电视台一起来批评和揭露这种现象。中央电视台找到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挂历，标价138元。记者拿着这本挂历到新闻出版署做技术鉴定，算下来成本最高不超过17元；又去问出版社社长，为什么卖这么贵，社长讲现在不都是倒二八吗？就是说实际上他只收到20%的钱。这个采访过程统统在电视里播出来，揭露了挂历背后的腐败。然后，政府出面做出规定，禁止用公款买挂历；规定限价、折扣；再出个规定说，全世界文明城市都不允许在街上挂挂历，挂历是在家里挂的。我们也向世界文明城市看齐，只许挂历在屋内卖。结果街上挂不出去了，各单位领导也不同意用公款去买了，整个挂历市场趋向健康。据统计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下100篇，老百姓都叫好。

再比如，现在爱国主义教育气氛比从前强了，这里就有新闻舆论引导的功劳。爱我中华知识竞赛，参加的有1200万人。天安门广场的升降国旗仪式每天早晨、傍晚各有几千人上万人围观，每天如此。没有人发通知组织看，但是我们的新闻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元旦”“五一”“十一”，电台、电视台都现场转播升旗仪式，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我们的新闻报道可以从许多方面努力，使人们很自然地增强爱国主义感情，激发人们为自己、为民族、为祖国创造幸福生活的热情。

新闻工具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人民群众及时获得正确的经济信息。这是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有些事情做得比较成功，如卖国库券，过去一年卖300多亿元，今年卖了1000亿元，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否则，物价会上涨更多。可以说是老百姓用自己的力量挡住了物价更快上涨。不做宣传，这个任务是没法完成的。我们的新闻单位向老百姓充分提供有关买国库券的信息，给他们信心，让他们觉得这样做合算。这一组报道很成功。也有一些应该及时提供的信息没有及时提供。比如，今年棉花丰收，收购却有困难。原因是农民期望涨价。有的报刊登了些党团员带头卖棉花的消息，有些好的效果；可有些农民认为这反映政府着急了，将来棉价一定要涨，反而更加惜售。今年全世界棉花丰收，棉价下跌的信息，农民却不知道。

从总体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比从前活泼得多。但也有一些写作倾向问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是有的记者爱在新闻中发自己的议论。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报纸中几乎没有。新闻就是新闻，评论就是评论，两者是分开的。新闻中只能写被采访人的议论，而不写记者自己的议论。这一点，各国的新闻界好像都很严格。我们却还不能完全改过来。

还有一个问题，新闻应当是客观的反映，用的语言就应当尽量避免主观色彩。最近有两篇稿件比较注意了这个问题。一篇是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一篇是大邱庄禹作敏案。在这两篇报道中，没有一句骂人的话，没有猜测某人心理状态的话。“他怎么想”“他打算欺骗”这种语言都没有，也不说“他满不在乎”。因为满不在乎是心理状态，记者怎么能知道？写报道只能说：他说他满不在乎。“他高兴了”“他不高兴”，都不能说。如果有事实根据可以写：“他笑着说”。严格地只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的新闻才永远站得住脚。

新闻理论教学要反映新闻事业本身的新变化、新发展，要回答新闻实践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这十几年，我们的新闻事业变化最大的有两条。一是新闻事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信息的多方面需求。二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许多新闻单位从单纯的事业型，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这两年，我们花很大力量做了一件事：反对有偿新闻。有的是新闻单位集体行为，卖版面给企业，替它宣传，3万元、10万元都有。更普遍的是新闻记者个人行为，在新闻发布会上，给个信封，好听点叫午餐费，直接一点叫写稿费，200、300、400、500元。记者被收买，老百姓就不相信报纸。有人为有偿新闻辩护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但是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都明文规定不允许记者接受被采访人的金钱、物资等。记者是报社的雇员，要为报社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拿别人的钱就会影响新闻的公正。报纸是卖给读者的。报纸的新闻不能做到客观、真实、公正，报纸就卖不掉。所以，没有报纸的老板能容忍记者拿被采访者的钱。这才叫市场经济。

现代新闻是现代人群在发展现代经济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手段。有了文字，有了印刷术，又有了市场经济，人就需要及时掌握这些工具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许多地方的人说，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不能进行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发展不起来，就没有新技术的运用，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物质流通的道路，还要有精神产品流通的道路。这就是信息渠道，这也是发展市场经济、提高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只要把握得好，我们的新闻事业一定会有比较快的发展，并且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希望新闻院校和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实际工作部门有更多的联系。希望同志们更多地关心实际新闻工作，做更多的研究，为我们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现代传播》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