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基本路线，搞好经济宣传

我觉得这两年，各个报纸的经济宣传是很努力的，是有成效的，也是有创造的，应该对所有做出努力的同志表示感谢。

我们对经济宣传的意义、重要性的认识还要提高。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强调，除非打仗打到我们头上来，总是要横下一条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体现党的领导作用，都要靠把经济搞上去；要实现安定团结，反对“和平演变”，也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国人被人家欺负那么多年，自己掌握了政权，得到了一个发展自己的机会了，怎么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最基本的社会实践。

我们的新闻工作，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就会在根本上脱离群众。有些同志说，搞经济新闻人家不爱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济新闻，那么我们就在根本上脱离了群众。问题是要把经济新闻搞得老百姓爱看，看得懂，看得有用。现在有个看不懂、看了没有用和不爱看的问题。

宣传什么？就是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宣传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决定，宣传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就是党有什么任务，我们就宣传什么。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还有自己的任务。要想使报纸作用大，有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你那个地方党委、政府着急的事情报社也要着急。党和政府着急的事情你不着急，没有为党和政府的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就不大。为了完成党的任务，我这个新闻工具的特点是什么？对象是谁？怎么讲话？可做的文章还是很多的。

我觉得经济宣传很需要、也是很可以在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要宣传经济形势

这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需要，是各级政府、党组织制定政策，以及各种人群决定自己行为的依据，也是读者看报纸首先想了解的内容。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全社会的活动。马克思讲生产社会化，但是每一个劳动者，包括生产者、管理者、科学技术研究者，实际上是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岗位上劳动的。他的劳动价值的实现，是要靠社会的。社会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的劳动价值就可能实现不了。所以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客观的需要，即需要准确地、及时地了解形势，能够看到形势变化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目前经济形势的宣传，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个叫不够充分，一个叫矛盾分析得不够清楚。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形势是有充分的话可以讲的，宣传起来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无论是新中国成立40余年，还是1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几年的治理整顿，应该讲都是了不起的，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举世无双的。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是最大的成绩。大概各报都有若干篇文章用了这个论据了。但还没有做到使所有的读者都认识到这一条成就了不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有这个本事没有？无论他的科学技术多发达，也做不到。因为在同等条件下，一亩地收1000公斤粮食比收250公斤，每一公斤粮食的成本要贵得多，消耗的劳动量要大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的规律，他就不干嘛！中国如果按这一套办，粮价就得涨到天上去，每年就得饿死几百万人，只能有这个结论，不可能有别的结论。我们和搞自由化的人争论，和有些外国人争论：我们中国人首先得活着，搞你们那一套，一年就得饿死几百万人，我们就不干。美国是世界第一富强国家，一年国民生产总值5.4万亿美元，2亿多人口，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300万人，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国一年新增人口1700万，等于一个伊拉克。但耕地面积在减少，还要盖房子、盖工厂、修公路，还有沙漠化。我们现在却出现卖粮难，虽然是低水平基础上的卖粮难，但这件事情仍然了不起，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理解。

关于工业建设，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现在一天也不止这么多，现在一年生产6000万吨钢，报纸上登了，但绝大多数人看后没有印象。不知道6000万吨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数太大了。后来《经济日报》搞了个6000万吨钢意味着什么？这就进了一步，但意味着什么就是一篇长文章，许多读者又不看，大多数人还都是看报看题，看书看皮，还没有办法叫他很快就明白。

去年宣传了重点工程，效果很好，电视台一天报一个重点工程，今天一座桥，明天一条路，东边一个厂，西边一个矿，看了3个月，社会舆论就起了一个变化，不知不觉当中，骂共产党几十年没干事这句话骂不出来了。是不是宣传得很成功呢？恐怕也不能这么讲。我到上海去，问基层干部对宣传工作有什么意见，人家说你们要少说空话，多宣传实事。我请他们举例。好几个人都说南浦大桥应该突出宣传。我又问，修南浦大桥要花多少钱？没有一个能回答出来。花了8.1亿。那么8.1亿从哪儿来，中央财政能拿出来吗？上海市自己财政掏得出来吗？没有。向谁借的？一天的利息多少钱？多少年还？拿什么钱还？如果一天有1万辆车过桥能收多少钱？够不够还利息？如果一天有两万辆车过桥，一辆车收多少钱，才够还本付息。算了这个账，人们就可以明白，修桥的时间越长，利息就越多，修的时间缩短一天，可以少付二三十万元的利息。这么讲，各个部门的干部群众就能懂得为什么要给这些重点工程开绿灯。有个同志告诉我，他们省修高速公路，政府不愿讲花了多少钱。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对。老百姓是主人，我们是公仆，公仆向主人报个账还不应该？有一次开座谈会，大家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说北京的财政不好办呀，修一座立交桥要2000万元，想多修几座，没钱。钱上哪儿去了？我举了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带鱼0.37元一斤，几十年不变，从浙江4元一斤进来，还卖0.37元，平常就不敢卖带鱼了，过春节每人供应一斤，一座立交桥没了。《经济日报》一位同志听后，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么吃不行，做了舆论宣传，过了两年取消了补贴，大家也没意见。政府的苦恼不能只是政府的，让老百姓都明白了，事情就好办了。

还有一些问题，首先是我们编辑记者自己要弄清楚，才能帮助读者明白。比如说这两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究竟好在哪里？第一条是把通货膨胀抑制住了。这就为经济的合理发展，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件事老百姓是高兴的。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治理通货膨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全世界各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治理住通货膨胀，有没有这个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没有。在个别特殊的情况下有。什么特殊情况呢，紧急刹车，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乱，或者靠外国占领军，日本、西德当年就是这样。这次我们治理通货膨胀，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一个相信。他们不相信中国能够做到。当然我们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工厂开工不足，有的工人工资被拖欠了。但是我们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乱，这就是了不得的成就。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

其次产品结构调整进展比较大。去年是新产品出现最多的一年。仅这个问题就有许多话可说。过去有些新产品说了几年也没人做，去年都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老产品卖不掉了，只能改产新产品，这叫形势逼人。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样逼下去，中国的经济就有希望。但我们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还很不够。

再有，这两年我们的价格改革，步子相当大，那么多难调的价都调了，整个物价水平还没有上去多少。粮价的不合理妨碍着整个经济的前进，但是几十年我们不敢动，怕连锁反应，震动太大。所以明知不合理，只好拖着。今年把粮价调了，虽然还不是很合理，但是前进了一大步了。整个社会并没有什么大波动。这样的改革，不是小改革，应该说是很大的改革。价格的扭曲逐步理顺，就可以使今后的各种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合理。外汇调价三次，人民币汇率调低，物价也没有波动。外汇牌价和调剂价相当接近，这就更有利于我们运用市场机制。外贸体制变成自负盈亏。过去许多人都说自负盈亏产品就卖不出去了。这次改了以后，出口仍然在上升。银行利率降了三次，存款仍在上升。这次贷款利率下降0.7%，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并不明白。我们全国的企业贷款大概是1.5万亿，0.7%就是100亿，今年还有八个月就是75亿。企业因为这一点，得到75亿元的好处。还有住房改革。我很欣赏上海报纸关于住房改革的宣传，把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拿出来，全面讨论。老百姓觉得很民主，接受了一个观念，就是房屋也是商品，以后住房也得掏钱。上海报纸大概用了两三个月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值得的。

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厂长都睡不着觉了。这也是一件极好的事。原来我们的工厂，任务是国家下的，原料是国家拨的，产品是国家指定的。厂长都不用费心。后来有一段时期，生产什么东西都畅销，次品都不怕。日子也很好过。现在，市场向买方倾斜，产品不对路就卖不掉，压在仓库里，就没钱发工资。这样，厂长就睡不着觉，要打算盘了。有的人可能想出好的经营办法。有的人可能暂时还没想出办法或想错了办法。中国是个穷国，如果只有少数国家领导人着急，怎能赶上发达国家？厂长们都睡不着觉了，都在那里着急想办法，就有指望了。而且，工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也在那里替企业出主意。有人算账说，去年合理化建议的效益是200亿元。我们应当巩固这种形势，发展这种形势。

我们进行经济宣传，还要注意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格局里。跟世界联系起来看，这样才能宣传得清楚。去年，我们经济增长率是6%，全世界去年的增长率不到2%。怎样把形势宣传搞好，能引起最大量读者共同兴趣，能鼓舞人心，这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

二、要宣传科学技术

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过去这10年的经济进步，科学技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本世纪下一个翻番，如果只是在现有水平上搞扩大再生产，想达到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走科技进步的道路，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中国在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很重要的就是要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发挥作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要使科学技术的作用为广大群众认识，这就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一，从理论上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讲清楚。第二，要尽可能地普及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办得很好的科普刊物，现在有不少从里面已经找不到什么科学技术知识了。打开一看，什么外星人、时光倒流，什么地方出来一个人满身发火，什么地方出现一个人3年不吃饭，甚至有的打着科学的招牌，传授性技术，还有的宣传什么手相一类的迷信思想。这就是反科学了。实际上现在科技发展很快，许多事情都是群众需要知道的。比如说对国家测绘总局一大队的宣传，大家很重视，宣传得很好。测量人员多少次进西藏、多少次进喜马拉雅山，到了那么多人迹罕见之处。老百姓从我们的报道中看到他们吃了那么多苦，但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对他们先进事迹的感动程度就会大大降低。精确的测绘地图，对于祖国的建设、开发、航天、航空等各种事业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没有宣传出来，就是科技的作用没有宣传出来。当然，科技宣传的弱点不只这些。我们有许多科技界的人物，虽然写了，但是感动人的程度不是那么深。因为不明白这些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做的事有多大作用。有一个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制造把一张羊皮剖成两片的机器，说是提高了羊皮的使用效率。但只是这样说老百姓可能会认为是偷工减料。实际上，皮革制品，如皮鞋，是厚皮的皮鞋容易坏，而薄的皮鞋不容易坏。因为厚了易打褶，容易断裂。世界上皮革制品的先进水平怎样？过去为什么没有剖羊皮的机器？困难在哪儿？这些问题都不讲，只说做了这么个机器，这样的宣传多数人还是不明白。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成果，至少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没有用到生产上，没有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或者没有推广。除了政策上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让社会上的广大群众都知道这些科技成果有什么用途、可以产生多少效益。第三，要宣传科技人员。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是一心扑到为国家、为民族的科技事业上，他们的作风是扎实的、严谨的，都不是讲空话的人。宣传这些人物的贡献，宣传他们的作风及奉献精神，对于我们整个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会有很大的推动力量。第四，要大力宣传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从企业来讲就是企业在技术上的不断更新。在这个问题上是充满着矛盾的。我这几年跑了一些企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凡是现在日子好过的企业，前几年都搞了技术改造。而且是咬紧牙关，束紧裤带，在其他方面精打细算，包括放慢改善生活的步伐搞起来的。要搞技术改造，没有艰苦奋斗的思想不行，没有自力更生的思想也不行。都叫国家出钱，技术改造就没有指望。国家哪有这么多钱？一个企业要存在下去，要想让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得让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不断提高。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也就不可能有利润的不断提高，也就不可能有工人生活福利的不断提高。所以装备本身就是工人本身的利益，就是工人的饭碗。我们的宣传要使工人认识这一条。技术改造还有一个思想矛盾，就是企业在能赚钱的时候往往不想搞技术改造，等到它想搞技术改造的时候，东西已经卖不掉了，也就没有钱了。到了这个时候，借钱也借不到。怎样能够使人在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的时候就想着搞技术改造，这就要解决思想上的矛盾。再有，技术改造往往要带来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还要求技术人员技术知识结构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可能引起思想波动的，也可能造成对技术改造的阻力。技术改造之后，还有能不能用好的矛盾。由于管理和劳动者的素质跟不上，引进了很好的生产线却往往做不出合格的产品来，不能满负荷生产。引进的生产线中把自动控制部分拆掉了的，不是个别的。我们搞报道的人要明白，提倡先进技术，不是讲讲就算了，而是要深入抓住这里面存在的矛盾。这样的报道才有水平，读者才会觉得有看头，对实际工作才有推动作用。

三、通过我们的报道，帮助各个阶层的读者

——从厂长、市长到工人、农民，认识市场

我们搞经济改革，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推行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所以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懂得面向市场，并且能够认识市场。市场是个很宽的概念，包括消费品市场、物资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房屋市场等等。这种种市场，要能够了解它、认识它。现在的困难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可能多数对市场的情况、规律并不太熟悉，不太了解，所以关于市场的一些报道也就很难使读者了解。什么叫商品？商品就是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统一，就是为了出卖而生产的，卖得掉才是商品，卖不掉就不是商品。这就是说在生产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能不能卖掉。怎样才能卖得掉，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卖得掉。现在有人说什么东西卖不掉不是我们生产的商品不好而是市场疲软。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不完全有道理。对去年的经济宣传，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我们的报纸上讲市场疲软讲得太多。我看，就全局的情况说，无非是我们市场上总供给跟总需求稍微平衡了一点，或者叫略微向买方倾斜了一点。只倾斜了那么一点，许多企业就受不了啦。我们平常说经济上要做到的最大的平衡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这句话是不完全的。什么叫总供给？就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供给，不是生产出任何东西都能算供给。什么叫总需求呢？也不是社会需求什么都算总需求，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就是他要这件东西，他得有钱去买。每人家里都想要一台钢琴，但没有钱买，这不算总需求。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讲完全了应当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总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的平衡。那么我们现在矛盾在哪里？支付能力有没有？支付能力是有的，不是有7000亿元储蓄吗？所有的积压商品加起来不过是2000多亿元。那么卖不掉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它就不能实现为商品。这是就总体讲的，分开来看也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基本建设方面就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的东西，特别是生活资料，也包括很多生产资料，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为了把产品卖掉，许多企业现在一般比较注意了促销。这是个进步，也是应该宣传的。但是只注意促销，把它放到第一位，这就不对了。因为基础的东西，不是推销，而是产品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如果不能适应人家使用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促销最后都是不成功的。我这句话有的人是不赞成的，他说他就成功过。但这种成功只能是一时成功，最后还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出口工艺品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如陶瓷制品，雕刻细致，精巧美观。《经济日报》的一位记者在国外商店看到了我们的陶瓷制品一只老鹰吸引了许多外国人，但买主仔细挑选起来，不是翅膀有一块疤，就是有裂纹，好容易挑选了一个外观、造型都没有问题的，准备付款了，可将这只老鹰放在柜台上就晃，原来是底盘不平。你们说，这是技术问题吗？根本与技术无关，就是工作责任心的问题。所以要使产品打开销路，第一位的是靠质量。如果靠给销售员回扣，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市场，懂得市场观念，不仅厂长要明白，要让全厂所有职工都明白，吃饭就得靠产品适销对路，质量高。我们要注意宣传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要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这个消费者是广义的，它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也就是下游的生产者。许多上游企业，不愿意为下游企业做一些人家需要做的事情。说这是分工，不能变，结果就失去了市场。老百姓也有这个感觉。我们买的家用电器，上面都带有插头，有圆的，也有扁的，带扁插头的就不带圆插头，带圆插头的就不带扁插头。如果你家中插座的孔是圆的，但你买来的家用电器上的插头是扁的，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就得再去商店买一个三相插座，才可以使用。可是有些外国的产品往往是扁插头上套一个圆插头，无论你家中的插座怎样都可以用，方便得很。人家的东西为什么好销售呢？就是他们替消费者想周到了。而我们的厂家就是不替顾客想得那么周到、细致。这几年来也有些单位从消费者的需要来考虑做些新产品，替消费者着想的企业已经到处出现了，我们就要很好地宣传他们。中国的陶瓷以景德镇的最出名，景德镇瓷器人称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淄博的陶瓷开发得比较晚，泥土也不如景德镇的好。他们想到自己的产品做不到像景德镇的瓷器那么白、那么薄，怎么办？他们说，既然我们这一点上没有优势，我就不学你。他们研究市场，看到现在出口产品，外国人洗碗都用洗碗机，你薄如纸的瓷器，洗碗机一洗就坏，那我们就不做薄的，专做厚的，洗碗机洗不坏的。这样他们的产品销路大开。这就是从消费者考虑的。长春百货大楼在销售家用电器过程中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产品给顾客送到家，安装调试好，出故障给换，直到使顾客满意为止，这样，它的商品就不滞销。实际上这件事情做起来很简单，现在各大商场有那么多的人，做到这条应该没有困难，但目前这样做的商场并不多。这种做法不是简单的经营窍门，而是你是不是为顾客打算，为顾客着想，这是第一个观念。

要宣传的第二个观念是开拓新需求。比如说石英钟，本来一年可以卖1000万台，大家都去抢这1000万台的市场。但有的厂家却去开拓那个第1001万到1200万台的新需求，让本来不想买石英钟的那些人来买我的石英钟。去年石英钟不好销的时候，北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样式的石英钟，是一个小房子的造型，红顶，白房子，还有一个小烟囱，很漂亮的，体积也不大。拿到北京一下子就销完。许多买主是家里原来有石英钟的。就因为这个钟漂亮，可以当摆设。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可以说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但这是一种潜在的需求。

日本三洋电器公司，他们搞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部，招收的工作人员都是25—35岁之间的职业妇女，不必懂得电器。三洋公司是搞电器的，可他们却招收了5位根本不懂电器的职业妇女，到新产品开发部工作。分配给她们的任务就是让她们去想：职业妇女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不要管我会不会做。这5个人想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小型烘干机。她们说我们这些职业妇女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我们目前最不愿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晾衣服的时候，将自己的乳罩、小背心、裤衩晾在外面给人家看见。但日本的房子小，买烘干机即使能买得起，也没有地方放，要是能有一个很小的机器，把乳罩、裤衩等小衣服放进去烘干该有多好呀。公司采纳了她们的意见，生产出一种小型烘干机，它体积小到可放在洗衣机的上面，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四、生产单位内部的管理机制的改革，需要我们进行宣传

管理机制问题，在中国，应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的工人、农民、各种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优势，把劳动力组织得更好，使生产发展得更迅速。但是我们也有弱点，第一个弱点就是我们40多年来生产发展的速度太快，大批的小生产者或者原来非工人阶级的队伍，用极快的速度进入了企业。我国在1949年时，全国工人只有300多万人，现在将近1.4亿，加上乡镇企业还有9000万，这个膨胀的速度之快是不得了的。第二个弱点是过去我们在体制上统的过多，在企业自身的管理上缺乏自主权。这两个问题使得我们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难以很快地形成，使得有些企业的效率、效益都不高。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把企业自身的管理权力，放给企业自己来管。现在，有放权不够的问题，也有许多企业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一部分放给他们的权力。比如，企业有权把工资总额包了，同效益挂钩。在这同样的政策下，有些企业搞得很好，就是把档案工资同实际工资分开；而多数企业都不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分开，出现的矛盾就是厂长的，有问题就找厂长算账；你不分开，矛盾就不是厂长的，而是上边的，说这是政府规定的。所以，面对矛盾，就看厂长敢不敢于解决矛盾，是否敢于管理。

而要真正做到敢于管理、善于管理，就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党组织，来搞好我们的各项工作。那种给厂长请保镖、配警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北京的一家大饭店要开除一名职工，是全饭店讨论，大家认为，被开除的这名职工得罪了顾客，就是敲我们饭店1000名职工的饭碗，顾客没有了，我们1000人就没有饭吃。讨论后得出来的结论是：谁敲我们1000人的饭碗，我们就先敲掉他的饭碗。这样全体通过开除他，他找经理也没有用。这些事情党组织要出来支持。我们企业的严格管理，应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这个严格管理，是工人阶级做主人的严格管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应该也可以逐步增加社会保险的成分。但是，不能提倡随意辞退职工。我们还要保证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安定。但是生产岗位又不能允许多余劳动力在那里混岗。就是说，宁可3个人的饭5个人吃，不能3个人的活5个人干。要给多余的人找出路。宝钢去年精简了1000多人，并没有交给社会，而是到了厂内的劳动交流部，后来，事业发展了改名为“劳动服务公司”，找到许多新的劳动门路，现在又改名为“新产业开发公司”，还嫌劳动力不够用呢。所以不能把照顾职工生活同严格管理混为一谈。两条都要做到，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有一家国内很出名的饮料厂，有一次在饮料瓶中出现一个苍蝇，被顾客揭发了。这是件丢丑的事情。一查原因，回收的旧瓶子，冲洗不干净，检验员漏检。怎么处理呢？扣了这位工人一个月奖金。我说处理太轻。厂长说：“工人生活也不容易呀！再多扣他就不好生活了。”我认为保证工人生活和严格纪律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两个概念。这个厂的奖金每月80元、工资100多元，照我的看法180元不算多，可以一分钱都不减，但要百分百地全部扣掉3个月的工资，然后让工会每月发给他补助，最高也可以发到每月180元。工会没有钱，可以由厂里拨给工会。这样，纪律也严格了，生活也照顾了。但是生活不下降是吃补助的，该扣的工资百分百全部扣掉，观念就大不一样。

首钢改革之初，首先发动全体职工讨论一个大问题：“工资是哪来的？”有的工人说，工资是国家发的，有的就说，不对，工资是我们自己挣的。正是这样的讨论奠定了改革的思想基础。大家开始明白：如果这一天你没有干活，没有创造劳动价值，那么就应该没有你的工资。有病可以吃补助。这也是大家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有一次他们一个分厂出了一个事故，损失很大，使全首钢这个月没有完成利润计划。为此厂里做出一个决定，全厂14万工人一个月的奖金全部扣除。这件事登了报，而且做了连续报道，效果就很好。

今年，有一部分大企业，人均年工资下降好几百元钱，因为去年效益下来了，工资总额同效益挂钩，所以工资也降下来了，我赞成登报。当然不是每天连篇累牍地登，而是有选择地登。要真正拿出负盈又负亏的典型来告诉大家。只宣传工资随着效益上升而上升，不宣传随着效益的下降而下降，只负盈不负亏，那怎么能很好地加强管理呢？

我们还应该宣传严格工艺纪律的观点。现在有许多毛病就出在工艺纪律不严上，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工艺上不按规定、不按操作程序干。例如我们的印刷厂，印的东西不如香港的好，什么原因？说没有电子分色机，买进口的，还印不好；再找原因，是纸不行，再买进口的，还是不行；找原因，是油墨不行，再去买进口的，可是香港印刷用的油墨是买我们的，而我们倒去买进口的，结果印的还是不如人家好。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的原因就是一条：工人不能严格按工艺操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刷水平就同香港印的一样了，甚至比香港印得还要好。总之，在管理方面怎么能真正使得企业兴旺发达，职工得到最大的利益，这里边文章是很多的，各个单位也是有很多创造的，希望能更多地宣传。

归结起来，我觉得，在经济宣传当中要宣传人，宣传人的素质的提高，宣传人的活动，宣传人的思想。如果经济宣传的内容只有物，那么这个经济宣传还是不好看，只有钱也还是不好看。归根到底，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提高经营者、管理者、生产者的素质，只有这个素质能够适应现代化的生产，适应现代社会的交换，那么我们才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人的素质包括思想觉悟，首先是爱国主义的觉悟。中国过去吃了那么多苦，我们得记住。人家要搞“和平演变”，就是要来祸我们的国，殃我们的民，并不是“和平演变”了，中国老百姓就能过好日子。如果“和平演变”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绝对地是要下降的。少数几个人发财是可能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要下降。而且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绝对现代化不起来，美国人绝对不会让我们实现现代化。如果中国也达到美国的水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5.4万亿美元，2.5亿人口，中国按美国的水平，可达近20万亿美元，这个产值在世界上一摆，世界上的初级产品就不是这个价，世界上的高科技产品也不是现在这个价。美国的超经济剥削就剥削不下去，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就不能维持。所以从美国的利益打算，不能让中国、印度这些大国搞成现代化强国。我们要搞现代化，只有一条，就是搞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改革，自己顶着压力，克服困难搞起来，只有这一条路。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集体主义的观念。只有集体主义思想，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而前几年社会上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对我们工人阶级、劳动者的队伍是极大的腐蚀，也是对我们生产力的极大的破坏。要树立集体主义观念，需要在实际行动中创造种种条件，让我们的职工能够有做出自己奉献的机会。上海的人民广场，是郊区工厂停放班车的地方，每天早晨一二百辆车，那么多人和车，只有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的工人每天排队上车，而且是无人管理的，有时车停到别处，二纺机的工人就排着队走过去。能做到这样，工人的自豪感就非常强烈了。所以我在上海就建议《解放日报》可以登头版头条，拍一张大照片，配上评论，就是要培养工人的这种自豪感。我认为，这也是生产力，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东西。当然，围绕经济发展需要做的宣传是很多的，包括企业里的班组建设、经济工作当中的思想工作、党政工团如何配合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创造，会把我们的经济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在新闻单位内部来讲，有三条应该注意。第一条要真着急，就是为经济的振兴，为人民的富裕着急，着急了才有点子，才有办法。第二条要懂点经济，尽可能多地懂一点。否则就可能上当，或替人家喊错了。第三条是一定要深入实际，去了解真实的情况，了解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把各种表现加以比较、分析，才能提出新问题，才能有更深入、更生动的宣传。

（本文1991年7月发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同心出版社，1993年4月）